综上所述，明代对于文武官员服饰的样式、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明王朝统治者就是通过各种官员不同的色彩、线条、图案、花纹的服饰，来显示官序的高下，以便“贵贱之别，望而知之。”
2.庶民服饰始俭终华
洪武初年定庶人婚嫁，准服用九品冠服；又取六瓣瓜拉帽（即后世的“瓜皮帽”）象意“六合一统”，为庶民戴用；但不准许用顶。后又颁示十三布政使司，庶民“皆裹网巾”。洪武三年，明政府定常
平定巾服制，并“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改用四带巾为四方平定巾。后来，规定庶民穿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庶民即使身为乡中正、副乡约，仍不能服冠，只许服耆老幅巾。
明代统治者对庶民服饰的规定是很严厉的，如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穿庶民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还明文申禁，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许用绸绢、素纱，靴不得裁制花样、装饰金线。规定农民只许用绸、纱、绢、布。若是农夫可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老农的衣制，袖长要过手；庶人衣长，离地5寸，袖长过手6寸，袖桩广1寸，袖口5寸。二十五年（1392年），又下令，庶民不许穿靴。除官民界限外，还有良贱之别。明代视商贾为下贱，这在服饰制度中也有体现。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之人却只许穿绢布，不许穿用绸、纱。并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农民之家有一人为商贾，就不许家人穿绸纱。再如正德年间的一项服饰制度规定，将商贾与仆役、娼优列为一等，“国家于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何孟春：《纪录汇编》卷一五三。；如有违制或僭越，则严惩不贷。
明初，朝廷规定庶民不得服冠，即使身为乡中正、副乡约，也只能服老服巾，一并统一巾帽之制，其式有网巾、六合巾、四方平定巾等。网巾，王三聘《古今事物考》卷六载：“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四方平定巾，又称四角方巾，郎瑛《七修类稿》载曰：“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帽，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逐颁式天下。”六合巾，俗称瓜皮帽，以罗帛六片拼成，象意“六合统一”，市民百姓所戴。谈迁《枣林杂俎》载：“瓜皮帽或即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前。”
明中叶后，庶民百姓的巾帽式样日趋丰富，常见的有过桥中、武士巾等百余种。过桥巾，形似桥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八回曰：“才递酒安席坐下，只见温秀才到了，头戴过桥巾，身穿绿云袄，脚穿云履绒袜。”武士巾，光绪《华亭县志》引《宋府志》曰：“明末松江士大夫好着缣巾，屋其上而广之，前后施幅，武垂于肩，杂以组而纰其旁、缘其下，此武士巾也。”
此外，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记南都服饰曰：“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其矣。”范濂《云间据目抄》记江浙巾帽则有：金钱巾、素方巾、综巾、盈纱巾、马尾罗巾、高淳罗巾、方包巾、唐巾、褊巾，以及罗帽、纻丝帽、六板帽、瓦楞综帽等，举不胜举。
明初，朝廷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布，不许穿绸纱。服装制式基本恢复唐宋古貌。洪武二十五年，太祖又下诏，“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惟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其不应服而服者，乃罪云。”
明代士人，一般服衫，郎瑛《七修类稿》载曰：“太祖……自命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谓之襕衫。”
女服，洪武五年五月《正礼义风俗诏》曰：“民间妇女首饰衣服，尚循旧习，宜令中书省集议，冠服定制，颁行遵守，务复古典，以革旧习。”其式，主要有衫、袄、霞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衫、袄的基本式样，大多仿自唐宋，一般为右衽，恢复了汉族古老而悠久的服饰传统与习俗。普通妇女的礼服，最初只能穿紫色粗布，不准用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桃红等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和黄色，带用蓝绢布制作。明代妇女所穿的背子，其基本形式，大体与宋代相同，大多为直领、对襟、小袖。而明代妇女所服的“比甲”，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据传，它产生于元代，初系皇帝所服，后才普及到民间，到明时转而成为一般妇女的服饰。
明代妇女下裳喜穿裙，穿裤者较少，裙子的颜色，初尚浅淡，即使有纹饰，也不十分明显。裙幅初用六幅，旨在遵循古仪，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指此而言。嘉靖以后，服制渐驰，衣俗有变，士大夫中曾先后流行过“二色衣”、“程子衣”和“道袍”等。“二色衣”“自外节一层谓之盖面，如绁伞贴里圆领之类；第二层谓之衬道袍；第三层曰裰领道袍，其白领以浆布为之，如玉环在项。”“程子衣”，“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道袍”则“无线道”。明末，又有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等，皆色彩艳丽，竞新斗奇，“贫者必用绸绢色衣”，“且从典肆中寻旧缎旧服翻改新制”；“稍富则绒衣巾盖”。官民士庶，服制违式成风，衣着追求时髦，样式数日一变，更有男子穿衣如女装者，当时有人作诗讥曰：“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衣俗之侈汰，可见一斑。裙裾，成化时北方石流行不论男女喜穿“马尾裙”的习俗，由朝鲜国传入，“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成化时，“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
妇女裙式，到明末时，有“月华裙”，叶梦珠《阅世编》曰：崇祯时裙拖，“始用八幅，腰间细褶数十，行动如水纹，不无美绣”，“数年以来，始用浅色画裙，有十幅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后正幅轻描细绘，风动色如月华，风飏绚烂，因以为名。”此外还流行“凤尾裙”和“百褶裙”。“凤尾裙”是用绸缎裁剪成大小规则的条子，每条绣以花鸟图纹，另在两畔镶以金线，碎逗组合而成的。“百褶裙”，主要以整缎折以细道而成。又有“梅条裙拖”、“膝裤拖”、“藕莲裙”等。范濂《云间据目抄》曰：“梅条裙拖、膝裤拖，初尚刻丝，又尚本色、尚画、尚插绣、尚堆纱；近又尚大红绿绣，如藕莲裙之类。”
另外，明代男女还喜穿“斗蓬”，又名“一口钟”，“凡衣掖下安摆，襞积杀缝，两后裾加之。也有取暖者，或取冰纱映素者，皆略去安摆之上襞，直领，四周衣边与后裾三缝相连，如钟然。”
明代履式，初时有一定的规制，如洪武初年，朝廷明文申禁，庶民之靴不得裁制花样，不得金线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又规定，庶民百姓不许穿靴。所以明初汉族民间履式较为朴素、单调。如顾起元《客座赘语》记履式曰：“足之所履，昔堆云履、素履，无它异式”。到了中叶以后，履式才逐渐丰富起来，万历时，“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舄、僧鞋，其跟盖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黄、绿亡所不有。”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
江浙夏日流行“蒲鞋”，范濂《云间据目抄》载曰：“宜兴史姓者，客松，以簧草结宕口鞋，甚精贵，八子争以重价购云，谓之史大蒲鞋。”
岭南地区因气候炎热，汉族民间俗尚穿屐，叶权《游岭南记》载曰：“广城人好着屐，不问晴雨。妇人女子行厨下，悉拆拆拖履。”
明代妇女，按汉族的传统习俗，仍盛行缠足，多着弓鞋。“弓鞋”，以香樟木为高底，如木底在外边的叫“外高底”，有“杏叶”、“莲子”、“荷花”等名称。而木底在里边的一般则称“里高底”，又称“道士冠”。叶梦珠《阅世编》载：“弓鞋之制，以小为贵，履惟平底，但有金绣装珠，而无高底笋履。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纤趾，于是内家之履丰从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丰趺者可以掩拙。”老年妇女则按习惯多穿平底鞋，俗谓之“底而香”。
袜式，有毡袜、绒袜、布袜。范濂《云间据目抄》载：“嘉靖时民间用镇江毡袜，近年皆用绒袜，袜皆尚白，而贫不能办者，则用旱衣绒袜”，“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袜，极轻美。”女子则有“膝袜”，叶梦珠《阅世编》载：“膝袜，旧拖于膝下，下垂没履，长幅与男袜等，或彩镶，或纯素，甚而或装金珠翡翠”；“崇祯十年以后，制尚短小，仅施于胫上，而下及于履；冬日，膝下或别以锦幅裹之，或长其裤以及之。”
3.男女首饰花样翻新
明代妇女的发式，虽不及宋代妇女发型丰富多彩和多样，但至嘉靖以后，变化较多。有的妇女将头髻梳成扁圆形状，在发髻的顶部，装饰上以宝石制成的花朵作饰物，时称“桃心髻”。之后，又有将发髻梳高，以金银丝挽结，远远望去，如同男子戴纱帽，顶上有珠翠装点。到了明末，妇女发髻式样名目愈来愈多，花样不断翻新，样式也从扁圆趋向于长圆，故有“桃尖顶髻”、“鹅胆心髻”等名称。更有返朴思古，模仿汗代“堕马髻”者，梳头时将发朝上卷起，挽成一个大髻，垂于脑后。在明代画家的仕女图中，及明万历年间出版的刻本小说插图里，即可常见这种髻式。如从富春堂唐氏刻本《十义记》、《南西厢记》及继志斋陈氏刻本《红拂记》等书的插图中，便可见到诸如桃心髻、堕马髻等了诸多明代妇女的各式发型形象。
明代汉族妇女之首饰，常见的有步摇、簪、钗、珰等，其花色，见于史籍的有“金玉梅花”、“金绞丝灯笼簪”、“西番莲梢簪”、“犀玉大簪”、“点翠卷荷”、“珠翠鬓边花”和“金累丝镶嵌青红宝石珍珠长春花头面”等。据《天水冰山录》载：从抄没严嵩家产中所收缴的各种名目的首饰有金厢（镶）珠玉首饰23副，计284件；金厢（镶）珠宝首饰159副，计划内803件。其首饰名称有金厢玉宝寿福禄首饰1副，金厢玉凤顶珠宝1副，金厢玉孔雀牡丹首饰1副，金厢玉累丝佛塔首饰1副，金大珠八仙首饰1副，金厢摺丝灯笼狮象珠首饰1副，金厢珠宝蟾宫桂兔首饰1副，金厢三顾草庐首饰1副，金厢张骞乘槎珊瑚首饰1副，金厢玉蟹荷叶首饰1副等。由此可知，明代妇女首饰名目之多，题材之广泛，已远远超出宋元；而将花草、鸟禽、动物、人物、楼阁、佛塔以及三顾茅庐等历史故事浓缩于首饰之中，这是空前绝后的。
此外，在明代汉族妇女中还流行以假髻、鬏髻、头箍、髢、两博鬓和眉间俏等为首饰的习俗。假髻为女子常饰，“或以金银丝、或以马尾、或以纱，帽之，有冠、有丫髻”，戴之于发；其形有鸣蝉、坠马、尖顶、鹅胆心、新月、桃心等。鬏髻，“以铁丝织为环，外编以发，高视髻之半，罩子髻而以簪绾之，名曰鼓”；其式有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松、牡丹头、松鬓扁髻等。头箍，又称包头，即后世之“渔婆勒子”、“豹覆额”，系一窄长条，扎于眉额之上，以束其发。最初用综丝，结成网状，罩住头发。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了纱头箍和熟罗头箍。头箍的形式，初期尚阔，后又行窄，即使在盛暑季节，仍有人戴此。说明它的作用已不限于束发，而变成了装饰。据明代文献记载：头箍裹额的额帕冬季为乌绫，以为御寒；夏季则改用较薄的乌纱，每幅阔约二三寸，长四至六寸；后改用全幅，斜折至阔三寸。明末，额帕多用二幅，每幅方尺许，斜折阔寸余，一幅施于内，另一幅覆于外，又作方结加于外幅的正面。头箍需每日系戴，戴上卸下，较为麻烦，便后又出现用乌绒、乌绫、乌纱等按发额头围大小定制取戴方便的“乌兜”。明人沈石田诗中所云的“雨落儿童拖草履，晴干嫂子戴乌兜”，即指此物。富贵之家妇女的头箍和乌兜上，常点缀有金玉珠宝翡翠，如在藉没权奸严嵩的家产中便记有“金厢珠宝头箍七件”、“金厢珠玉宝石头箍两条”。《金瓶梅词话》中也曾多次提及妇女头戴头箍的风俗，如在第七十七回中，叙述富
商西门庆勾搭贲四嫂，“他急急钻进贲四嫂家中，见他勒着翠蓝销金箍儿。”
在南方，吴中女子还喜戴网巾。褚人获《坚瓠集》引“吴下歌谣”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北方女子则爱戴假花，《余氏辨林》载：“京师凡孟春之月，儿女多剪彩为花或草虫之类，插首，曰闹嚷嚷。大家女子则喜作粉靥，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曰：“近世妇人妆，喜作粉靥，如月形，如钱样，又以朱若胭脂点者。女子出嫁，则可戴凤冠，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曰：“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所谓出于明初马皇后。”
明代士宦尚首饰，有冠帽钉“铎针”之俗。铎针，金银珠翠参珊瑚制之，其形“元旦则大吉葫芦，元夕则灯笼，端午则天师，中秋则月光，重阳则菊花，冬至则绵羊。”男子尚簪花，刘銮《五石觚》载：“皖桐潘映篓，特制小碧盒子冠右，每早插翠花一枝在盒，又任意或时花或珠花。”也有男子傅粉，沈德符《野获编》载：“予游都下，见军官辈谈主上视朝，必用粉傅面及颈，以表穆。”
明代汉族庶民佩物，北方士庶腰佩“扁辫”，刘若愚《酌中志》载：“扁辫，用不堪紫色绒，或青绿色绒，如大带子，微松软耳。长可丈余不等，阔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将衣掐束，离地八九寸，以防泥污。”又有佩腰刀、牙筋之俗，同书载：“下牙筋一双，小尖刀一把，长六七寸不等，银镶鲨鱼皮等鞘，以红绒辫系束于衣左牌穗之上。”士大夫夏日喜佩伽南，文震亨《长物志》曰：伽南“小者以制扇坠数珠，夏日佩之，可以辟秽。”伽南系各贵香木所制之数珠。明代汉族女子佩物，则有手镯、戒指、缠子、坠领、七事、禁步等。《客座赘语》曰：“饰于臂曰手镯”；“金玉追炼，约于指间曰戒指；又以金丝绕而箍之曰缠子”；“以金珠玉杂治为百物形，以长索贯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坠领，或系于裾之要曰七事”；“以玉作佩系之，行步声然，曰禁步。”
二、饮食习俗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虽然由于历史发展阶段、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以及其他诸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致使汉族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但明代汉族的膳食结构仍以粮食、菜蔬为主，肉食为辅，其中北方人的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人则以米食为主。南米北面是构成明代汉族饮食习俗文化的两个核心内容。为维护封建礼教的需要，明代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饮食内容、消费标准、餐具等次、饮宴规格和筵席礼仪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与限制，不许僭越违制，否则严惩不贷。由于受此限制，再加明初战乱甫定，生产未得以全面恢复，人们生活资料不丰，故明初汉族社会的饮食习俗基本上崇尚简朴，即遇宴饮，也以俭约为常。如浙江宁波，“宾至则撷蔬饮粝以为饷”；江苏兴化，“酒席先年尚简，物薄情真”；陕西耀州，“宴会不务多品，率几醉饱阙略自快”；江苏松江，大户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各地大抵如此。可见，在明代前期，汉族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日常饮宴生活，基本上遵循封建王朝礼制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很少有违礼逾制的事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