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从小舅家吃酒回来，就对我爸讲了吃酒的经过。说小舅这次满五十大寿，共办了三十桌。每桌都有鸡、鸭、鱼肉，还上了一个团鱼！妈啧啧地赞道。
团鱼，就是甲鱼。老实说，农村生活的大变化，仅从办酒席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的农村大人小孩过生，都跟城里人一样摆酒席，而且，一点不比城里的办得孬。
“还上了团鱼？”我爸问。
我妈说：“是啊，每桌都上了一个半斤左右的团鱼。”边说，妈还边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个饭碗大小的圆圈。
我爸问：“不是野生的吧？”
我妈说：“可能不是，如果野生的三百元一桌怎么办得下来？”
我爸说：“哦。”又问我妈来了哪些客人。
一谈到我妈那边的亲戚，我妈顿时眉开眼笑了。妈说：“该来的都来了。村里也来了不少人。”
我妈介绍说：“大姐一家来了十五个，女儿、女婿、儿子、媳妇都来了。二姐一家来了九个，王三娃在重庆做工，没有回来，也随了一百元的礼，让二姐带来的。如果王三娃能够在重庆找个女娃儿结婚，二姐就省心了。”
我爸始终笑眯眯地看着妈的脸，给妈倒了一杯蜂蜜开水，鼓励她继续说下去。妈看着爸就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
我爸想了想，问：“黄芬、黄菊回来没有？”
黄芬、黄菊是小舅两个已出嫁的女儿。小舅就这两个女儿，黄芬嫁在了邻乡，黄菊嫁在了本乡，两个女婿都在广东打工，家里的活就全靠自己。农村活路多，一年到头难得回来看看。
我妈马上接了话说：“都回来了，黄芬的男人还在广东打了电话回来。”
我妈脸红的补充了一句：“朱老师也来了！”
我爸一听就来了兴趣。先点上一支烟，扎扎实实的吃了几口。等着妈说下去，妈却看着爸一脸的无助。
朱老师是小舅的亲家，在村小学教书，是真正的国家人，领着工资，穿得也干净。在20世纪，农村人、城镇人户口很严的年代，拥有一个城镇户口，再有个售货员之类的工作，都是很了不得的，就叫国家人。朱老师虽然是国家人，但却讨了一个农村女人，因此，这样的家庭就叫半工半农。有句俗话，半工半农、一生不穷。试想，老婆孩子有田地种着，蔬菜、粮食自给自足，自己有份工资拿着，完全够家里的重要开支和人情往来。这样的家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然人人羡慕。朱老师是国家人，教村小，走的路和农民们一样，正因为他是老师，是国家人，因此他在农民面前老说一些成语和文言文，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才华出众。
小舅和他打上亲家后，小舅的感觉就异常良好。小舅一家一直是农民，因此，感觉这样的亲家是自己高攀了。每次去朱老师家，小舅都要背一块腊肉或捞一条两斤多重的鱼。尽管这样，朱老师却背着手，看着小舅一样一样地往外拿东西，像一个领导一样围着蹲在地上的小舅走圈圈：“两袖清风嘛，何必如此俗不可耐！”
小舅听不懂亲家说什么，只是带着一脸憨笑：“朱老师，这两样东西你下酒好！”
朱老师就摇着头，无可奈何的样子：“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哟！”
小舅就站着搓手，搭不上腔了。
爸虽然也是老师，但和朱老师很少见面，只是在外婆八十岁的生日上见过一次。凡国家人，在农村亲戚家都是应该坐上席的。小舅就把爸和朱老师安在了上席坐同一条板凳。
没入席前，爸就注意到了朱老师。一般的客人就是坐在那里喝茶、吃烟，聊聊农事啊、收成啊什么的，我爸正坐在一边喝茶，静静地听农民摆谈农村的趣事。朱老师走了过来，还是双手背在背上，学领导干部。长年的傲慢，使朱老师没有首先招呼人的习惯。
我爸就掏出烟来：“来，朱老师，吃烟！”
朱老师接烟的手停了一下，因为我爸递的是“龙风呈祥”，十元一包，这在农民眼中，是好烟，很少抽过。朱老师并不认识和知道我爸，很冷漠地接了烟，边吃边到处走，边走边到处喊：“黄云，这个菜还要上点火！”“黄云，酒准备好了吗？”
都在静静的或者小声做事聊天，因此，朱老师的声音就显得更加嘹亮。连打麻将的那些客人也基本上不说话了，闷着头打。
朱老师显然成了外婆八十岁生日宴的总指挥。
我爸看着朱老师到处背着手巡视，就摇摇头，笑了：“这个朱老师，真有意思！”
我爸和朱老师入席坐在一条板凳上后，果然，朱老师有意思了。他大呼小叫的：“黄云 ，快拿酒来！”
我小舅就抱着一个塑料小壶来了，满满的十斤散装白酒。朱老师就开始发号施令：“都倒上！”
一个挨着一个倒了一大杯。小舅抱着酒壶来到我爸面前，我爸用手捂住杯口。朱老师愕然了，小舅每给人倒酒，都是在朱老师的注视下战战惊惊完成的。而每个接酒的人都满含笑意，笑容都是对着朱老师的，很谦恭。
倒酒就卡在了我爸这里。小舅看看朱老师，又看看我爸，就带了一丝哭腔：“柳哥，倒半杯吧！”
小舅一喊“柳哥”，朱老师就明白我爸的身份了。可能小舅早就介绍过，只是没有见过面。他马上笑脸相迎，很热情用右手压着凳子，勉得凳子翘起来，就站了起来。
我爸也站了起来。朱老师双手就捧了过来：“柳老师，如雷贯耳，久仰久仰！”
我爸仍笑笑：“朱老师，听我家老黄说起过你，很不错嘛！”我爸一生都习惯叫我妈老黄。
朱老师竟脸红了一下：“还很不够，以后还得多向柳老师学习，希望柳老师不令赐教！”
我爸见在农村，老这样说来说去的，不合适，就对小舅说：“开始吧！”
农村的风俗，年老的老人过生，就由儿子主持酒宴。我爸是外婆的女婿，自然就该小舅承担主持工作。
没想到，朱老师端着酒杯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他小声征求我爸的意见：“柳老师，我先说几句？”
我爸就点头：“好，你说吧！”
朱老师就站了起来：“请大家举杯！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大娘八十岁生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在了一起。来，大家干杯！”
这就是我爸和朱老师的第一次邂逅。
我爸对我妈说：“这个朱老师真有意思！”
我妈就告诉我爸，小舅这次满五十，朱老师老拉着自己摆龙门阵，还老问你怎么没去。
我爸就笑笑：“你们摆了些什么？”
我妈脸又红了。每当她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脸就红了。
我妈就介绍说：“那个朱老师，一个劲地夸我、夸你。说大姐啊，你和柳老师真是不简单啊。”
我爸笑得更响了：“夸我做什么？他了解我多少？”
我妈就继续说：“朱老师夸我们教子有方啊！夸我们家和气顺啊！夸我们社会和谐啊！总之什么好听他说什么。”
我爸把一个橘子递给我妈，让她边吃边说。
我妈突然不说了。
我爸问：“老黄，怎么了？”
我妈说：“柳老师，他说的很多我都听不懂，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他一个人在说。”
我爸说哦。
我妈就不好意思了，把剥开的橘子递几瓣给我爸：“我是不是出了洋相，给你丢了脸？”
我爸把橘子喂进我妈嘴里，在我妈肩上拍了拍：“老黄，没有什么的，哪叫出洋相，更谈不上丢脸！”
我妈就带了一丝感激，对我爸说：“柳老师，如果下回他还这样，我应该怎么回答她？”
我爸说：“我教你怎么回答！”
我妈一生中有无数弄不懂的问题，都是靠柳老师解决的。
三十一岁的柳老师还是一个小伙子。留着当时流行的三七开发型，站在黑板前正在一笔一画地写着“山、水、鸡、鸭……”
教室是个仓库。底下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来岁，大的八下。
这些听课的全是农民。我爸从城里支教来的。
屋内光线不好，白天农民都要集体出工、出劳，只有晚上，才组织起来学习文化。农民们对学习文化没有兴趣，几盏昏黄的马灯照在四角。他们昏昏欲睡。白天劳动的劳累，加上从来没有学习的习惯，他们如坐针毡，这是工作组要求的，大家还不得不这样坐着。
我爸很卖力，板书好后，就拿一根竹棍开始上课。
“山！”
底下就有气无力的跟着念：“山！”
这样教了几遍后，我爸教得声嘶力竭，底下跟着念得索然无味，于是，我爸就开始讲解每个字的意思。
“山，就是大山、小山。比如我们这里的鸡公山，就是这个山字。”
我爸又讲“鸡”“鸭”。
听课的农民已经是嗡嗡一片了，有的还打起了鼾。
我爸就不讲了，问：“有不懂的，请大家提问。”
没有人理他。每次都这样，一问这句话就说明要解脱了。所以，有的农民就站了起来，开始伸懒腰，做着回家睡觉的准备。
没想到的是，这时，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女站了起来：“柳老师，哪个字是鸡，哪个字是鸭，好像都一样的嘛！”
顿时安静了。这个女孩是第一个提问的人，有的农民还瞥了她一眼，瞥出一个意思：多事！
我爸也怔住了。支教快四个月了，从来没有人提过问题，他开始打量这个提问的女孩。女孩梳着一个长辫子，额前留了一撮刘海。刘海弯弯的，一看就是用火钳烫热弄成的。那个时代，爱美的女孩都喜欢把刘海烫卷。女孩低着头，脸早已绯红。
我爸的心怦然动了一下，接着又动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扯了一下。心里就有点狂乱。忘记了她提的什么问题。就语无伦次地说：“放学吧！”
农民们顿时高兴起来，纷纷往外涌。
我爸来到她身边，神色慌张地说：“这两个字呢，是不同的！”
两人站了起来，边走边聊。
女孩仍然低着头。手里拿着一个向日葵秆做的火把，和我爸并肩走着。
“其实，两个字的右边是一样的，只是偏旁不同。‘鸡’字是‘又’做偏旁，‘鸭’字是‘甲’做偏旁。”
我爸这样一解释，女孩更听不明白了，越听越糊涂。我爸仍沉醉在自己的思维中，问：“还有什么不懂的吗？”
女孩就抬起了头，盯着我爸。她弄不明白，同样是肩膀上面架个脑壳，脑壳同样是一张嘴、两个耳朵、一对眼睛，一只鼻子。为什么我爸的脑壳里面就是不一样。
我爸就认真近距离的看着女孩的眼睛。这一看，就彻底把我爸击倒了，他看见的是两汪清澈如镜的湖水。
我爸是因为叛逆才跑出来的。大学毕业后，不听从我爷爷的安排回上海老家经营产业，而是跑来四川一个城市教书，并且一跑出来后就与家里断了联系，一个人在外过着教书育人的生活。
工作组组织教师支教，他第一个报了名，于是就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响水大队。他是抱着远大理想而来的，准备教会农民们普及完小学的知识，教了几次后，我爸感到了任务的艰巨，自己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于是有点心灰意冷，准备再有两个月，凑足半年支教时间就回城里继续教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