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学生在远处望着我，我认真地拉了一会，拉的就是《霍元甲》主题曲。我的学生们人人都会哼这个曲了，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想尽快学会这首曲，好给学生们伴奏。拉出的声音艰涩，很不成曲，一点也不流畅，只偶尔有那么一两句还像调子。尽管这样，远处的学生们都异常高兴，他们慢慢向我走来。蔡小芬也背着背篼走了过来，她说：“老师，你在拉《霍元甲》！”我说：“嗯。”
这样拉了一周后，我就开始为学生伴奏《霍元甲》了。学生们对音乐课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每个班都要求我去给他们伴奏《霍元甲》。
我就把全部学生组织到操场。操场被四间教室围成了一个四合院，应该能够围住声音。都用异常虔诚的眼睛盯着我，我顿时有了一种对音乐的神圣感。伴唱了两遍，学生们还意犹未尽，我就说：“要是有一架脚踏风琴，我伴奏，你们唱歌，那才来劲！”
就因为我这一句话，让我的学生对乐器充满了向往。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是那种清澈的、透明的，如望远镜般想急欲探看山外面的世界，可是，他们不知道那架脚踏风琴在哪里，更不知道应该向哪个方向眺望。
我的班全部学生顺利升入初中。我也同时从石涧大队小学调到响水公社中学教初中。蔡小芬仍然分在我的班上，进入中学后，我找她专门谈了一次心：“蔡小芬，以你的成绩，初中好好学习，考县师范没有问题，以后一定可以当老师。”她睁着一双大眼望着我：“老师，真的吗？”
我肯定地回答：“完全没有问题。”
她说：“老师，如果我以后也当了老师，我就拿自己的工资给学校买架钢琴！”
我笑了。为我的学生这样的天真而感动。我问：“蔡小芬，你知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吗？”
她摇摇头。
我又问：“你知道一架钢琴卖多少吗？”
她仍然摇摇头。
我就很耐心地告诉她：“老师的工资现在是四十二元五角一个月，一架钢琴要卖三四万，你想想，老师的工资可以买钢琴吗？就算老师不吃不喝，要多少年才能买一架钢琴！”
她懂事地点点头，我鼓励她一定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师范。
没有想到，蔡小芬却在初中二年级辍学了。她来向我告别。我为她感到诧异，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的成绩是完全可以考入师范的。我问她为什么要辍学。她泪流满面地说：“老师，我爸爸腿摔断了，家里全靠二爸了，我想去广东打工，好医好爸爸的腿！”
我的心一沉。我来响水公社中学已经两年了，每年都有一两个优秀学生因家庭问题而辍学。我这个老师也无能为力。我仍然不甘心地问：“你考虑好了吗？”
蔡小芬的泪哗哗地往下淌：“老师，我考虑好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无言以对。她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哑着声音说：“老师，我走了！”话没说完就号啕大哭。我的眼里也噙满了泪，我说：“小芬同学，等一等！”
她站着不解地看了我一眼，用衣袖把眼泪揩干。手一拿开，眼泪又自然地冒了出来。
我拿出那把口琴，递给她：“做个纪念吧！”
她啜喘着说：“老师……”
我背过身去，挥了挥手。等我再回转身来的时候，只望见蔡小芬那削弱的后背和一耸一耸的肩膀，以及那不断用衣袖揩眼泪的动作。
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手掌上满是泪水。
中学老师的素质相对要高些，业余时间的爱好也要多一些。有的老师打乒乓，有的老师下象棋，有的老师打篮球，有的老师打羽毛球。就是没有一个老师喜欢弄乐器。
我去找到校长：“能不能买个脚踏风琴，这样上音乐课就形式活泼了！”
校长问我：“钱呢？钱从哪里来？”
我就不知所云了。校长就开导我：“柳老师，升学又不考音乐，再说，学校确实没有钱啊！”
我理解校长了，他脾气是很不好的，能够对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一是因为我教学认真，班里的成绩好，我是优秀老师，二是因为我也是为教学所想，不是谋私利。
学校同事没有共同语言，晚上我就拿上二胡到公社文化站长那里去找知音。文化站长是个快五十的男人，我一去，他就紧紧抓住我的手说欢迎。还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对我说：“柳老师，先喝水！”
文化站长就开始到处翻，翻出几本市、县出的杂志给我看。我在市内刊杂志上看到了他的名字，是写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计划生育的事，说有个农村家庭的一对年轻夫妇，如何说服自己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父母，不再要求生育三胎的故事。县杂志是发表的一首小诗，诗只有五句。
文化站长说：“当作家真是苦，这个故事我就写了半个月才弄成！”
我问：“你是作家？”
他说：是啊！接着就拿出两个本本给我看，一个是市作家协会的会员证，一个是县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我马上肃然起敬，对他说：“王站长，我以前也写过诗，可是没有发表！”他笑笑：“写诗不容易！”
接下来，我们就谈音乐。我自告奋勇的要为王站长献一曲二胡，他点点头。我就拉了我认为最得意的《霍元甲》，他听后，没有说什么，而是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根笛子，对我说：“我也演奏一个！”
于是，王站长就开始吹《牧羊曲》，王站长这一吹，就把我震住了，顿时，随着他的笛声，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少林寺》里面的画面，如身临其境。
我说：“王站长，你吹得真好！”
王站长笑了，很谦虚地说：“我在全县获过二等奖！”说完又拿出两个本本给我看，一个是在什么大赛上，笛子演奏的二等奖证书，一个是县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更加敬佩王站长。我诚恳地说：“王站长，我的二胡拉得不好，请多指教！”王站长不再客气，对我说：“你再拉一遍我听听！”
我就铆足了劲，再次拉了一遍《霍元甲》，他听后，先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想了一会，王站长就问我：“你听过瞎子阿炳拉的二胡曲吗？”我说听说过阿炳，可惜没有听过他拉的曲子。
王站长说：“县音乐家协会主席那里有磁带，我下次召开音乐家会议给你借一盘回来好好听听！”我说感谢！
王站长开始点评了：“二胡曲不是随便拉的，要把演奏者的心融入进去，要用心去感知曲子的内涵，二胡曲多是表现一些柔肠寸断的心情，令人听了欲哭无泪……”
我收到了蔡小芬寄来的一封信，她在信上说，打工的生活很苦，在一个私人厂里做皮鞋，又说，因为年龄小，没有办法办暂住证，老板每晚就把她们二十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关在一间大黑屋里，平时也不敢随便上街走动，还告诉我，在学校读书的日子真好。最后问我：“柳老师，你还喜欢音乐吗？同学们还喜欢你给他们伴奏吗？”
这封信，我读了三遍，每读一遍，心里就无端的抖了一下。凝视信纸好久，我都不知道如何下笔给她回这封信，一连写了三张纸，都只写了“蔡小芬同学”，我就撕了，就是回信，我也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
我的业余时间都是和王站长混在一起，每次我拉了《霍元甲》后，他都说：“拉得没有感情！”他又拿出县音乐家协会印的一本歌曲给我看，里面有他的一首歌词被谱成了曲。
他说：“柳老师，不要再拉二胡了，你也学写诗歌吧！我教你！”
我说好。我就开始一心一意跟着王站长学写诗歌。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我忘记了好多，也获得了不少。我也加入了市、县作家协会，我写的一首歌词，王站长拿去找了县音乐家协会主席谱了曲，在我们乡（这时已不叫公社了）春节晚会上还演唱了一下。
我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过着教书育人、写诗的日子。
日子如流水般 向前翻着，我就过着这平淡而充实的生活。我也升为了副校长。当了副校长，我再也没有心思买什么脚踏风琴了，还是校长说得对，升学又不考音乐，花那冤枉钱买那个干什么？
突然，县报副总编点名采访我。校长很紧张，把会计、出纳和我叫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校长试探着问：“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被学生家长或者学校的老师告了状？”
我们都一头雾水。
副总编来的时候，在乡领导的陪同下找到了我，副总编很是牛皮，对乡领导和校长手一挥：“你们去忙吧，我只单独采访柳大锤！”
我和副总编就坐在了我的寝室。副总编把门关了，环视了一下我的寝室。我的心忐忑不安，不知道他要采访什么。
副总编笑眯眯地问我：“柳老师，你以前写过诗歌吗？”我脸红了一下。他接着追问：“是不是写过一首题为《夏夜》的诗？”我吃惊了，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副总编说：“我当时在编文学副刊，对这首诗印象很深。倒不是因为诗歌，是你的名字。虽然诗歌没有发表，却记住了你的名字——柳大锤！”
副总编笑了，我也笑了。
接着，副总编马上进入采访正题：“蔡小芬是你的学生吗？”我猛然如电击般一颤，说：“是啊，怎么了？”
副总编说：“她被押回来了，我准备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专门探索这些堕落少女的心里蜕变轨迹。”我下意识地问：“她怎么了？”
副总编叹了一口气：“卖淫！”
我僵住了。副总编从采访包里掏出一封信和一把口琴递 给我：“我已经在看守所采访了蔡小芬，这两样东西是她一定要我转交给你的，我也想趁机来见见你！”
副总编说完就走了。
口琴是我送给蔡小芬的那把口琴，保存得异常完好。那封信没有封口，肯定是经过检查才让带出来的。
“柳老师，你好！
我犯法了，在看守所。我是想挣钱给你买一架钢琴好给同学们伴奏歌曲。我已挣了6200元了，可惜都被没收了！……”信我已看不下去了。
我在桌上狠擂了一拳。抬头无助地四望，我望见了仍然挂在墙上的那把二胡。我就取下二胡，慢慢地拉了起来。
二胡声在学校回荡，校长在窗外问：“柳老师，出什么事了，听见你的二胡声就想哭！”
我仍然埋头拉着二胡，我的泪一滴一滴地滴在二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