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 应 粮
临近傍晚，爸爸说：“春娃，去把箩筐拿出来！”
我望着爸爸，眼里带着一些疑问。因为生产队并没有通知分粮食啊，拿箩筐出来干什么呢？再说，就是生产队分粮食，也基本上与我爸爸无关，总是通知我妈妈负责。因为我爸爸不是农民，他与生产队的事情无关。
爸催促我：“去吧！”
爸坐在院坝里，卷了一支叶子烟在吃。叶子烟是生产队种的土烟，每家每年都能分上一点，以供各家男人消乏解困用。爸爸自然没有资格分，是吃的妈妈那半份。好在妈妈不吃烟。这样爸爸在家独自一人就吃土烟，当在外面或者请客的时候，就吃“经济”，或者“合作”，或者“川叶”。总之，爸爸在外吃的都是纸烟。一个国家人，在外面不吃纸烟总是说不过去的。很多次爸爸都对妈妈这样解释，为自己那无意义的消费作无罪辩护。爸爸是妈妈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骄傲，在我们生产队，只有爸爸和刘成龙是国家人。爸爸是教书的老师，刘成龙是国营煤矿工人。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国家人，是很骄傲的。意味着旱涝保收。不像农民，要靠天吃饭，要靠工分吃饭。
其实，妈妈是从来不干涉爸爸吃烟的，岂止不干涉，简直把爸爸当做菩萨供奉。那是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一家五口人，除爸爸外，有妈妈、我、弟弟、妹妹。一家四口的基本口粮都要靠工分去分。妈妈每天的工分是八分，全劳力才十分。按说，妈妈每天应该和队里的妇女一样，只能有六分或者七分。但是，对妈妈近两年来多拿一分或者两分，社员们都没有意见。这当然是爸爸的功劳，这功劳是在人们对国家人的敬仰和独特的供应粮中产生的。因此，爸爸除了教书外，基本上不挣任何工分。每天回到家，要么看看书，要么在田间地头转转。在田间地头转的时候，队里的人都争着和他套近乎。此外，爸爸最多就是在家做做饭而已。队里人都说，这才像个国家人，种田挣工分的事，本该我们农民做的，如果让柳老师来做这个，就错了，农民们喊着我妈说：“老黄，你不要让柳老师太累着了！”我妈妈就不好意思的笑笑。这笑的含义不明，也可理解为根本就没那一回事，还可理解为我的男人我不心痛谁心痛？总之，爸爸好像成了一个公众人物，社员们都在关心着他的一切。这让妈妈既高兴又骄傲。
箩筐放得很高。我们的家具并不多，只有一个装粮食的扁桶。那一挑箩筐就是放在扁桶上的。为防不多的粮食受潮，爸妈特意加了两条凳子，把扁桶垫得更高一些。我虽然已经长到了十岁，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我长得特别瘦小，像猴子一样。但在班上，没人敢喊我的小名猴子。因为我爸爸是班主任。有次二班的胖子放学后，大呼我：“猴子，我们一起走！”我爸爸听见了，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说学生之间不能乱喊绰号。又警告说：“以后再乱喊，就喊你爸爸来学校，当众撕你嘴巴。”吓得胖子一看见我爸爸就躲。小学生是最怕老师喊家长的。家长白天晚上都忙，要挣集体工分，到学校来就耽误了做工，气冲冲的来了，那学生肯定要遭受皮肉之苦。可是，别的学生互相之间乱喊，我爸爸都视而不见，像没有听见一样，也不阻止。
我明显伸手够不着箩筐。这一点，爸爸肯定也知道。但他并不帮我。他站在院坝里，一直看着我，看我怎么把这个箩筐拿下来。我找来一把椅子，再拿来一根扁担。站在椅子上，用扁担把箩筐撬了下来。爸爸赞许了我的智慧，他开心地笑了：“春娃能干！”他亲昵地喊着我的乳名，这乳名是爸爸妈妈共同取的，我出生在三月八日，春天。春娃当然是恰如其分。
爸爸指挥着我把箩筐拿到院坝。又对我说：“你好好检查一下！”
我说：“我不会！”
爸爸摇摇头，笑了：“吃面你会不会？”
我说：“我会，我喜欢！”这个时候，我知道取箩筐的用处了。
弟弟妹妹一听，在一边也围着爸爸说：“爸爸，我也会，我也喜欢。”
爸爸喊弟弟妹妹过来。爸爸本来是坐在椅子上吃烟的。他这一喊，弟弟妹妹就扑了过去。他连忙丢掉烟头，把弟弟妹妹抱在自己的腿上，一边坐一个。我比弟弟妹妹大，自从有了弟弟妹妹，爸爸就很少抱我了。我特别喜欢爸爸的体味，暖暖的，还有烟草的味道。我也特别喜欢和爸爸睡觉，我爱睡在另一头，抱着爸爸的脚，闻着他脚的味道很香甜地进入梦乡。
我羡慕弟弟妹妹，爸爸每天回来都要抱抱他们。有时说，阳阳又长重了，书书又长高了点，弟弟妹妹就呵呵地笑，爸爸妈妈也笑，我在一边倒像是成了多余的人。弟弟妹妹还在撒娇：“爸爸，我饿了！”爸爸就放下他们，手一挥：“喊你妈妈做饭。”
说是饭，那年月谁也做不出什么来。每家每户都一样，凡是可以吃的，都分来吃了。米很珍贵，其他都是粗粮，最多的是红苕。妈妈很会过日子，把红苕切成片晒干，然后再磨成面，做成馍。这样，就避免了每天都是红苕稀饭或者包谷面稀饭。稀饭也是清汤寡水的，几粒米在锅里翻来覆去，煮得再久，水都不浑。妈妈做饭的时候，一般都是我打下手，我就不停往灶里添柴。做好饭后，爸爸总是给大家都先舀了，再舀上自己的一碗。往往轮到他时，汤水都能照出人影。很多时候，特别是晚上我都听见爸爸妈妈的肚皮饿得咕咕叫。望着我们的吃相，他总是笑呵呵地对我妈妈说：“老黄，你看看你儿女的饿痨相！”妈就责怪：“谁叫你生这么多？”我们三兄妹就不说话了。尤其是弟弟妹妹，他们可能感到，多生的应该是指他们。爸爸说：“我喜欢啊，我的孩子我都喜欢，我不怕多。”爸爸这样一说，气氛一下又好了起来。
这箩筐是我小舅编的，农村人一般都会编筐啊、扎扫把啊、修理农具啊什么的。房前屋后，大都自己栽了竹子，竹子在农村可是有大用场的，谁家也离不了。小舅送来箩筐的时候是个晚上。已经过了吃饭的时候，但他不走，就摆一些家常里短。妈妈看时间不早了，就问：“黄之，你不回去吗？”我小舅就不好意思的说：“走路有点打偏偏。”那年月，人人都吃不饱，满地找吃的也找不到，对于一个干重体力活的人，饿得更快。我小舅的意思很明显，连我都听明白了。
妈妈岔开话题。问我小舅：“妈还好吧！”这明显是没话找话，都住在一个队，三天两头见面的，人人都饿得皮包骨头，怎么好也也好不到哪里去。
沉默了一会儿，爸爸说：“给老弟煮碗面吧！”我们那一带，土地金贵，都是用来种红苕、包谷等，生产队也不种小麦，小麦产量低。因此，全年都难吃上一顿面条。要吃面条，得拿大米去公社换，谁家也没有那个胆量，本来米就少，还得一斤三两米换一斤面。
爸爸这样说，我们都不相信。连小舅也不相信，小舅的这种惊喜是在情里之中，预料之外。谁都知道，家里有面条的人家，就数我家和刘成龙家。
妈妈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还是去了。小舅说：“姐姐少煮点！”小舅以这种虚伪的招呼来掩盖自己的窃喜。因为面条，在红白喜事时，一般都是用来当最好的下酒菜的。
妈妈给小舅煮了小半碗面条。舅舅做出不想吃独食的样子，给我们三兄妹每人喂了两根面条。他把两根面条绞在筷子上，卷成一坨，我们都爱这样吃面条，这样吃的最大好处在于，免得面条掉在地上。
小舅送来的箩筐一年也真正难得用上几次。一般是一季度才分一次公粮。就是分粮，箩筐也不是能装多满，平时分的都是红苕、包谷什么的。分花生是用不着箩筐的，端一个撮箕就够了，平时，妈妈挣工分也不用箩筐，她是半劳力，只做较轻的活。
箩筐总是躺在扁桶上睡觉，也见证着我家和整个农民的艰辛。然而，这个时候，也应该是箩筐最骄傲的时候了。出生在我们家的箩筐，有着不止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最多每季度要去公社粮站装一回供应粮。
供应粮，是多么崇高的字眼。农民们每年都没有固定的标准，这完全要看天和农民的辛劳程度来决定，而供应粮就不一样了，它不管天干水旱，每月总能准时显示出那一成不变的数字：二十七斤！这二十七斤可以由主人买米、买面、买豆、买玉米等等一切主食或者副食。一般都是买大米。只有这才是最实惠的，也是最合适的。
我爸爸要我检查检查，是检查箩筐的安全。长久的放在扁桶上，箩筐极有可能生霉变质或者腐烂。特别箩绳，总是被耗子咬得东断西断。如果在箩筐任何地方粘点猪油，保证一夜之间，箩筐就被耗子啃完了。不止是箩筐，那年月耗子逮什么都啃，不只是磨牙，主要是充饥。我们家的扁桶，四周沿盖子的地方，被老鼠啃出了无数的洞。我爸妈就用石块把这些洞堵上，耗子的牙齿再厉害，也不会去啃石头。就是在石头上抹上极罕见的猪油，耗子也只会舔，不会去咬着吃的。
我不知道怎么检查。对于十来岁的孩子，安全意识是极差的。当然，爸爸也可能不是非要我搞这个检查，这样庄严的事情，哪怕就是我检查了无数遍，他也会亲自把关的。
果然，爸爸放下弟弟和妹妹。把箩筐翻来覆去地看。这个时候，社员们都开始收工了。爸爸很庄严地做着这一切。他把箩筐先翻过来扣在地上，看看底子是否损坏，还用手用力压压，看看结不结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