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什叶派运动主要遭遇两大挑战。首先是两伊战争带来的冲击。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对外输出革命，大力支持什叶派反对派，无疑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战争开始后，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大打宣传战。萨达姆利用海湾各国对伊朗输出革命的恐惧心理，以“海湾卫士”的身份寻求各国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而伊朗则利用与伊拉克什叶派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联系，鼓动什叶派信徒以“圣战”推翻“不义的”复兴党政权。虽然少数什叶派组织积极追随伊朗，期望跟随伊朗军队的胜利进军在巴格达建立一个什叶派政权，伊拉克国内也发生了反萨达姆的暴动，但总的来说，伊朗的“策反”活动收效甚微。随着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残酷性加深了民族对立情绪。许多什叶派信徒虽然对复兴党政府不满，但不愿背叛自己的祖国，站到敌对国家一边。因此，伊朗在战前所预料的“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后，伊拉克什叶派会张开双臂欢迎”的奇迹并没有出现。追随伊朗的什叶派组织陷入尴尬境地。
第二次挑战来自海湾战争。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什叶派反对力量乘机又积极展开活动。一些什叶派组织积极与伊拉克国内的世俗反对派合作，谴责入侵，号召推翻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由于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许多复兴党官员撤离南部地区，当地警察局也被遗弃，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什叶派趁势发动起义。巴士拉成为起义的第一个中心，有四五千人与政府军直接对抗。由于美国部队的封锁，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较弱，一些被驱逐出境的伊拉克人，还有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参与了战斗。①接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也爆发了起义。起义者不仅有什叶派组织在国内的地下成员，也有对当局不满的士兵和当地市民。萨达姆一边采用安抚手段，并指使阿亚图拉胡里发表电视讲话，指责什叶派的行为，一边不顾美英等国在南部设立的所谓“禁飞区”，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反抗活动严加镇压，不久就控制了局势。
①MartinE.MartyandR.ScottAppleby，eds.，AccountingforFundamentalism：theDynamicCharacterofMoVeents，p.552.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
总的来说，伊朗革命确实给伊拉克的什叶派带来了希望。但是，短暂的暴力对抗所带来的是血的代价。普通信众慑于政府的威压，也得益于政府的安抚政策，逐渐平和下来。加之巴齐尔·萨德尔之死使伊拉克什叶派失去了唯一一个堪称领袖的人物，号称继承其遗志的巴齐尔·哈吉姆（BaqirHakim）威信不足以服人。各个什叶派组织之间意见不一，出现了分裂，活动势头减弱，影响也大不如前。1980年巴齐尔·萨德尔被处死，1984年哈吉姆家族的130余人被捕，6人被杀。1999年2月19日，大阿亚图拉萨迪克·萨德尔（SadiqSadr）及其两个儿子被暗杀，伊拉克国内著名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所剩无几。对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巴格达什叶派聚居区的居民在清真寺举行了示威，南部各地也爆发了骚乱以示抗议，但局势很快平静了下来。尽管巴齐尔·哈吉姆领导的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宣称，不会停止反对复兴党政府的斗争，但也只能无奈地表示“伊拉克国内迫切需要行动的计划和积极勇敢的态度”。①
①AmaziaBaramem，“TheImpactofKhomeini’sRevolutionontheRadicalShi’iMovementofIraq”，p.148.
自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来，伊拉克什叶派被禁止多年的宗教活动，比如过阿术拉节、朝觐圣墓等又重新恢复。一些什叶派组织也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之后建立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中，什叶派人士也占据了相对优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什叶派的政治命运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这种局势是否意味着会出现什叶派主宰伊拉克政坛的局面，或是建立一个什叶派主宰的伊斯兰政府的情况？伊拉克什叶派在未来又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如何处理与伊拉克境内逊尼派穆斯林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几乎各占一半，一个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无疑对多年来饱受挫折的什叶派社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没有逊尼派的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从教理角度来讲，什叶派乌勒玛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断强调以伊斯兰信仰为唯一评判标准，以模糊实际存在的宗派问题。在以往什叶派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一贯宣传的目标是推翻“卡菲尔”（即不信教者）的政府，建立符合神圣启示的伊斯兰政府，不是用什叶派取代掌权的逊尼派，而是要用虔诚的领袖取代不虔诚的领袖。可是，对不少正统的逊尼派信徒来说，什叶派就意味着异端，同什叶派联合首先就违背了伊斯兰的精神。而逊尼派在政治上的失势，也必然滋生出不满和仇恨。所以，不论伊拉克是像黎巴嫩一样实行教派分权，还是什叶派一派独占，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果独占，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人口一半左右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如果是教派分权，具体份额靠什么来决定，一直占据权力中心的逊尼派穆斯林能否甘于屈居其后。如何避免教派冲突、避免这种冲突酿成内战，都是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上升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现实的情况是，近年来伊拉克的教派冲突已初露端倪。针对什叶派领袖人物和普通穆斯林的暴力恐怖活动频频发生。2003年8月，纳杰夫阿里清真寺遭汽车炸弹袭击，89人遇难，其中包括巴齐尔·哈吉姆。之后接替他成为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主席的他的弟弟阿布杜勒·阿齐兹也多次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近来，卡尔巴拉和其他什叶派聚居地也发生了致多人死亡的暴力恐怖事件。
其次，伊拉克什叶派面对的外部环境也相当复杂。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处理与伊朗的关系，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除了地缘上的贴近，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伊拉克的什叶派与伊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伊拉克曾是伊朗对外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一些什叶派反对组织就是在伊朗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目前几个规模较大的什叶派政治组织都与伊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伊朗，其领袖巴齐尔·哈吉姆在1980年以后长期居住在德黑兰。而一些被伊拉克什叶派视为领袖的宗教人士，也与伊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什叶派社团中声誉最高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其长设办公室和基金组织都在德黑兰。
与伊朗的关系问题还牵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因素。自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威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在西方很有影响。但是，近年来美国为了推翻萨达姆政权，利用一切反对派来将之孤立，甚至那些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伊斯兰组织以及一些亲伊朗的组织，比如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也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组织力量的增长势必会强化伊朗的影响，这恰恰与美国需要一个完整的伊拉克，以遏制伊朗的愿望背道而驰。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宗教人士主导的伊斯兰政府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美国在对伊拉克战争之后，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伊朗，在核问题上频频对伊朗发难，这必然会涉及美国对伊拉克什叶派的态度。伊拉克什叶派要不受外界干预，掌握自己政治命运，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二、黎巴嫩
黎巴嫩的民族构成较为单一，但宗教结构却非常复杂。1943年黎巴嫩独立后按照教派主义原则对国家权力予以分配。统一国家的建立对黎巴嫩发展有利，但教派分权制本身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它强化了教籍高于国籍、宗派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认识，削弱了国家的权威，影响了政治的稳定，成为日后黎巴嫩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黎巴嫩国内国外形势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成为黎巴嫩什叶派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肇端。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什叶派人口增长较快，成为国内第一大社团，要求改变原有的权力分配体制。但是这一要求遭到处于有利地位的基督教社团的抵制。同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黎巴嫩社会和经济发展较快，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在国家体制中占优势的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逊尼派，利用政治上的优势为本派谋取利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而什叶派社团聚居的贝卡谷地和黎巴嫩南部仍然是贫瘠、偏远的农业区，政府很少投资开发。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原来生活在封闭的小社团中的什叶派穆斯林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又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可以说，什叶派社团是所有宗教社团中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分散的。①他们缺乏参与政治的传统，没有自己的宗教—政治组织。
①JohnL.Esposito，TheIslamicThreat：MythorReality？p.95，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