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1）发展中国家部分企业在国内成长已达到一定规模，国内的成长机会已充分利用，需要通过市场区位多元化来保持销售额的增长。因为一般而言，企业为扩大销售规模，首先尽可能地利用和开发国内市场，包括进行市场投资影响消费者偏好，进行研发投资开发新产品，进行设备投资在国内建立新工厂，以及设法对本行业的市场结构加以影响。（2）企业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时面临两种选择：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方式的现期投资支出较低，直接投资的现期投资支出较大，但直接投资长期收益大于出口的概率较高。虽然企业无法确切知道具体概率，但知道概率的分布。（3）国内经济是开放经济。即国内贸易和投资活动均不同程度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内市场不同程度对外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完全自由化。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在贸易方面实施保护，但对外资的流入较少限制，实行出口导向的国家在贸易开放的同时，还对国外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不过对其他形式的国外资本流入则没有限制。
一、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形成超前性的含义
从理论上说，首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资本总规模的函数，即随着一国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本国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国外水平。再放松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在国家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就可以预期，为了寻求资本的更有效利用，企业会进行对外投资，当然这种对外投资不一定是直接投资，也可以是对外间接投资。通过这种对外投资，资本流出国、流入国和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均会提高（Macdougall，1960；Kemp，1962），而资本积累规模大小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因此，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跨国企业必定是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出现在经验上是相符合的。因为现在一般公认的发达国家真正意义的跨国企业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1865年德国的拜耳公司在美国纽约建立的苯胺工厂，1866年瑞典的诺贝尔公司在德国汉堡建立的炸药分厂，1867年美国胜家缝纫机器公司在英国格拉斯哥建立的国外工厂，是第一批现代形式的跨国企业。而按照通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均已处于工业化的完成时期，如表3-2所示。因此，大体上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在它们的工业化后期或完成时期。
其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一国产业发展水平和企业规模的函数。由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单纯为了获取资本收益的间接投资，前者是以获得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为特点的。60年代，海默就是由此区分建立了独立的直接投资理论，指出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企业具有相对于东道国的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通常是与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包括生产、营销和管理的技术）、产品差异化能力、对重要资源的垄断性占有等因素有关的。因此跨国企业通常集中于垄断性程度较高的行业，一般是大规模的企业，这也同60年代时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跨国企业状况相符合的。发达国家经历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发展，工业结构实现了由轻工业为主的结构向以重工业为主的结构的转变。在重化工业部门，纵向一体化的大企业逐渐成为产业的主体，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的层级制管理体制逐步替代原有的单一业务的职能制管理体制（钱德勒，1977）。而上述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均是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时期发生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产生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
由于已有的跨国企业理论或者是在贸易理论的框架中，从要素流动角度进行分析，或者是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均忽视了对跨国企业出现、发展与技术进步、产业变迁、企业规模变化等方面相互联系的分析，因此，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差异分析，只是局限于各自表现出来的现象，例如在产业类型、地理分布、母公司规模、技术水平、在国外市场建立子公司的方式、国外子公司的所有权控制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当然对上述差异的分析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理论研究不能局限于此，需要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探讨。
从简单的时间维度来看，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真正出现和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比发达国家现代形态跨国企业的最初出现晚了100多年，但这只是现象，因为如上所述，跨国企业的出现和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紧密相关的，因此，应该参照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才能准确地把握时间维度的含义。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来看，除拉美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间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政治自主权以后。如果把雷诺兹（1983）确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折点作为工业化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最早启动工业化的国家也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达到了工业化的后期或接近完成阶段，一直到80年代末期才有总数不超过10个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达到工业化后期或接近完成（李宗，1993）。
如果我们以工业化水平来代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把工业化过程大致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来判断，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是超前的。就是说，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才有跨国企业的出现和发展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或中期就出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形成跨国企业。如果这只是少数偶然情况，那么可能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不值得进行理论探讨。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的较早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上，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进一步从目前的情况看，与早期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大多数投资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情况不同，目前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是多样化的，既有投向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本国的东道国，也有投向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国相似和高于本国的东道国。本书正是据此提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出现具有超前性。用企业特有或特殊优势也许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单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但是，对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超前性，则需要从其他角度进行探讨，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更好把握。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环境
（一）企业国际化成长的超级环境及其类型
这里直接利用马里斯（1964）的“超级环境”概念，它是指企业主动行为无法改变的外部市场因素，至少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企业只能适应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对所有企业均是相同的，但不同企业对这些环境因素的识别和适应能力存在差异。由于我们分析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而这些国家跨国企业的真正形成规模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因此，这里概括的超级环境是相应时期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市场环境因素。
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面临的超级环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国际化水平的高度化。18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与世界市场的开始形成基本上是同步的（库兹涅茨，1966），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形成，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才使世界经济真正形成（钱俊瑞，1983）。国际范围的商品贸易、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均达到空前规模，世界经济的形成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以及相应的经济联系和技术扩散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肯伍德和洛赫德，1992）。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又一次新技术突破，一方面导致一批新兴产业的出现，另一方面使许多传统产业得到改造，并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全球产业结构大调整，把经济国际化水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成为与国际贸易同样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谢康，1999）。企业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促进了不同国家交易关系的扩大和深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这种经济活动方面的功能性一体化推动了国际范围的制度性一体化的进程，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协调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不断扩大。在这种国际化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所有的国家均不同程度上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各国企业成长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均不同程度地面对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内成长阶段通常就在本国市场上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即企业在其成长过程的起步阶段，就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进行国际竞争，这对后来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作为一个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出现。发展中国家是在不同时期均有过殖民地经历的国家群体，在不同时期获得政治自主权，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启动时间也不一致，大致到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均进入国内自主经济发展时期。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差异性、资源禀赋的多样性，既包括取得政治独立不久，大多数国民仍在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低收入国家，也包括政治独立较早，已经具备一定工业化基础，但仍有待走向自立增长的国家。同时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自然资源禀赋和制度均存在很大差异。根据主要国家的相关数据，战后初期拉美的工业化水平最高，工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达到25%，亚洲约15%，非洲虽然约12%，但国家之间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存在初始的差距，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差距拉大的情况。例如在1965~1980年的15年内，GNP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新加坡、韩国分别达到10. 1%、9. 6%；中等水平的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埃及分别为8. 8%、8. 0%、7. 3%、7. 2%、6. 8%；最慢的智利、赞比亚、尼日尔分别只有1. 9%、1. 9%、0. 3%，快慢相差5倍，这种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全世界大约130个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差异，加上后来经济发展政策的不同，始终在收入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导致的层次性，使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为较高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较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了条件。
（二）国际经济的超级环境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
根据前面的假定，我们把企业进行市场区位多元化方式的选择，看做是企业家所拥有的“市场知识”和所存在的“心理距离”的函数，即市场知识的拥有量与企业选择直接投资的概率成正比，而心理距离的大小与企业选择直接投资的概率成反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掌握的国外市场知识越多，就越倾向于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与国外市场的心理距离越小，就越倾向于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因为直接投资相对于出口，不仅投资支出额较大，而且这种投资很大程度上属于专用性资产投资，因此风险较大，只有在企业决策者所拥有的市场知识足够多以及与国外市场心理距离足够小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根据对国外市场机会和风险的较准确认识，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田存志和熊性美（2001）的“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对外市场投资的选择模型”也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点。企业试图通过进入国外市场扩大销售规模，由于对国外市场知识的拥有量不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相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当地的市场知识了解和掌握较少，这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企业通过市场区位多元化实现销售额扩大的预期结果不确定，如果企业有两种市场投资模式可供选择：建立子公司的直接投资或与东道国代理人建立销售契约的契约投资，这样企业就能够通过对契约投资额外收益和代理成本的权衡，选择一种最优的投资形式。可以证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直接投资的要求条件十分严格，而信息完全时，如果是一次性的投资，两种投资方式没有差异，对外投资企业均可获得全部的剩余收益。如果把市场知识拥有量与信息完全程度等同起来，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市场知识的拥有量越多，意味着信息完全程度越高，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概率也越高。田文没有考虑多时期的投资，如果是多时期投资，考虑到企业的战略因素和通过投资可以更快学习和积累市场知识，则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可见市场知识对企业选择直接投资方式具有重要决定作用。
这里的“市场知识”是指企业所掌握的与产品销售有关的国外市场供给和需求等方面信息，以及组织产品对外销售的相关经验和技能。这些市场知识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共信息和一般经营原则和技术，属于客观知识，可以直接从教育过程或公共渠道学习到；另一部分是经验知识，只能在与国外企业的实际交易过程中来学习和积累。“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国外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与本国相比，国外市场在语言和文化、经济发展阶段、政治体系、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从定义可以看出，心理距离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企业拥有的市场知识水平所决定的。由于这种“心理距离”的存在，导致企业决策者通常具有一种“空间偏好”（Richardson，1971），即他们通常具有偏好在充分熟悉的市场区位进行活动的倾向。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较高国际化水平，使它们在经济发展起步和企业的国内成长阶段，就开始了国内市场的国际化过程，这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其成长的较早阶段就开始了对国外市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也有利于较快地缩小企业与国外市场的“心理距离”，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出现的超前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内企业通过进口把国外产品和相关的市场知识引入国内，并进行学习和经验的积累过程。初期阶段，国内企业主要从事本国传统的优势产业，通过出口，引进国外的新产品，形成一个新的市场，于是本国企业开始模仿和进行产品的进口替代，这又导致对相关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随新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国内企业又开始对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进行进口替代，这时进入进口替代的较高阶段，这种不断升级的产品引进和进口替代过程，一方面是企业业务扩展的成长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国内企业对国外市场知识的积累过程。第二，国外的企业进入，使本国企业在国内成长阶段就与国外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竞争和合作，提前进入国外市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过程，这样国内企业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时，就可以具备直接投资进入国外市场的条件。第三，企业国内成长阶段的国内市场国际化，使企业在进口和本国市场交易活动中，与国外企业的接触和联系，缩短了与国外市场的心理距离，这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较多采用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原因，也是在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条件下能够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后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展程度差别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的一个重要超级环境，也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能够超前形成的一个原因。首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的模仿（威尔斯，1983）或技术的当地化创新（拉奥，1983），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收入水平和市场规模等具有较高的适应性程度，由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自立性发展，均有鼓励进口替代型国外企业进入的偏向，这促进了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形式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同时后者通常具有劳动成本较低的区位优势，也为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企业解决成本提高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其次，这些发展中国家均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又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因此，发展中国家均谋求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增强“集体性自力更生”的能力，表现在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努力方面。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合作缩小了国内企业对这些市场的心理距离，使得直接投资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额外费用（Hymer，1960；Kindleberger，1969）较低，由此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从拉美和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直接投资分布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三、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投资的管理能力
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中面临的超级环境，导致企业倾向于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管理能力积累的特点则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一）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
企业作为一种经营组织，其基本任务是通过对资源的转换提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通过相关活动获取收益，满足各种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使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企业活动的内容十分复杂，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从企业成长过程的实现，我们把企业活动分为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两类。企业的业务规模（包括业务范围和市场范围）扩大是企业成长的基础，与这些业务运作有关的活动可以称之为经营活动。企业是一个内部分工体系，经营活动是通过这种分工体系各部分的协作得以完成，对分工体系各部分活动的协调就形成企业的管理活动，不同企业组织体制的形成和演化，其动力就在于适应有效率的管理活动。
企业的经营活动大致包括生产经营活动、营销活动、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这四个方面。由于技术及其创新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经常也把研究开发与创新作为一项经营活动。经济学对上述经营活动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在经济学理论中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量、价格、成本等一般性的决策原则，涉及与这些决策有关的最优生产规模、最优生产区间、规模经济性，以及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具体决策。不过这些分析均是以代表性企业假设为前提进行的，企业仅仅是一个生产函数，不考虑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关系，也不考虑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因此自然忽视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直到20世纪初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形成，才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在理论上得到研究，但采用的是与经济学不同的方法。营销活动的研究在经营学或商务学中得到充分研究，经济学从营销策略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的角度，对产品差异化、广告、价格歧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筹资和投资活动是企业财务学的研究对象，但经济学也从企业资本结构和资产组合角度产生了诸如M-M定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等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甚至产生了创新和演进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新分支。总之，企业经营活动的诸项内容均在不同程度和水平上得到经济学的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对理解企业经营活动和实际管理这些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经济学对管理活动的探讨显得薄弱。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效率，企业只是作为分析市场机制的一个理论构件，因此，企业组织区别于市场机制的特殊性一直未能进入经济学的视野，直到科斯（1937）才改变了这种状况。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替代形式，其特殊性就在于通过内部的层级制管理机制取代市场的价格机制，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是由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部管理费用的边际权衡所决定的。但是科斯发展的交易费用企业理论重点限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对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并不涉及。委托—代理理论是把着眼点放在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与企业内的代理关系（张维迎，1999），从而不同程度地涉及企业的管理活动问题。但经济学中的这种研究并不探讨管理活动的职能及其对企业经营活动和成长过程的意义。管理活动就是为了使企业内部的分工体系有效地协作，产生最高的效率，或者说是通过内部协调和安排使企业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具体包括对企业经营目标和实现途径的确定，对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作出的安排，对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协调以及企业内部活动的协调。我们可以大致把这三方面概括为企业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和业务管理。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和控制等。
企业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必须有管理活动的安排和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活动是企业存在的前提，并且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均是随企业规模和企业经营环境的情况不同而不同，企业规模越大，市场环境越复杂，管理活动的重要性就越大，管理活动的复杂性也越大。
（二）企业国际化成长和管理能力
企业国际化成长就是在国内业务扩展（用销售额增加表示）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区位多元化保持业务规模和范围的继续扩大。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相对优势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跨国企业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由于没有区分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把管理能力的优势也归入经营活动的优势，使管理能力与企业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未有专门分析。
我们认为，管理能力的相对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首先，现代企业取代古典企业成为经济体系的支配型企业组织形式，是与三个方面的变化相联系的，一是规模大型化，二是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三是企业内部管理层级制形成导致的管理科学化，其中管理科学化是关键，没有这一点，规模大型化和两权分离的效率提高根本无法实现，钱德勒（1977）通过美国企业史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海和莫瑞斯（1991）指出，与企业规模和业务多元化相伴而来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这使得管理协调对这些企业成为至关重要的活动。可以由此设想，企业经营活动扩展到国外，尽管是利用某一项经营活动方面的优势，但是没有相应的管理能力对跨国界的经营活动进行协调，这种优势无法发挥，即使能够发挥，如果管理活动效率低，这种优势的收益也可能不足以弥补成本。可以说任何一项经营活动优势均需要与管理能力相结合才能有预期的效果。其次，企业之所以通过企业内部进行跨国界经营活动，就是由于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所导致的费用高于企业内部跨国界交易的费用，而后者之所以费用低就是由于企业具有的管理能力，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能力，通过出口等外部市场交易将是较优的选择，因此，内部化优势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企业的管理能力。最后，企业具有管理能力方面优势，就会推动企业加快国际化成长速度，用管理优势到国外去获取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其他经营性资源，如技术、资金、人力资本等，这是其他经营活动方面优势所不具有的特性。彭罗斯（1959）认为，管理能力的充裕通常是企业扩张的最主要动力。已有的跨国企业理论之所以未突出管理能力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区分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二是因为企业管理活动方面的能力是综合性的，不能体现在某个单项的产品或销售额中。
我们利用彭罗斯模型可以进一步理解企业管理能力对跨国投资的决定性作用。假定用管理者或经理人员的数量代表企业的管理能力，管理者的作用就是发现和捕捉企业所遇到的市场盈利机会。假定给定足够的管理服务水平，企业的财务约束和需求约束可以不予考虑，这个假定对单个企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谨慎使用。假定国际化成长以对外直接投资进行。
可以把企业在某一时点所需的管理能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现有规模下经营所需要的；另一部分是向国外市场扩展业务所需要的。在管理者人员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也能够实现国际化成长。因为，第一，随着企业内部新项目的完成，其经营便逐步趋于常规化，对管理能力的要求就会下降，这样，企业固定水平的管理能力，也可以随着时间而不断获得增长；第二，存在学习效应，随着管理者对原有经营活动经验的积累，可以使企业在原有经营效率不下降的情况下，释放出一部分管理能力用于企业的扩张。这可以解释许多企业在国际化成长初期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管理约束，这才使得海默—金德尔伯格式的特有优势能够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但这种状况不能持续，随着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的进行，管理服务对产出增长的比率将会提高，因为每单位新增加产出会带来更多的协调和整合问题，即存在边际管理成本递增的情况。同时，企业的组织结构也必须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做出重新安排，从而需要较快地增加管理人员，而随着经理人员增加速度的加快，每一个新管理人员所带来的管理能力增加就越小，因为新的经理人员管理能力的增加是与受培训时间和与原有经理队伍的整合成正比的，然而这两方面均会随新经理人员的快速增长而下降。这样，企业的国际化成长与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彭罗斯模型来反映。
图中X点表示即使在给定数量的经理人员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成长也是可以实现的。XD线表示新管理人员的增加促进了企业扩张，但所带来的边际扩张越来越小，在图上表现为曲线的斜率逐步增加。AB线表示管理人员数量增加使得对新人员的培训以及整合会占用已有管理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用于企业成长的管理能力，这在新管理人员很少的时候可以忽略，但当新管理人员对原有管理人员的比例上升时，会使原有管理人员用于扩张的时间分离出去，从而使企业成长受到损害。在任何给定的管理人员增长率的条件下，企业实际的国际化成长率，可以通过XD线减去AB线得到，就是XC线，企业的最大国际化成长率处于g*点，最优的管理人员增长率为n*。
如果用企业效率代表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用法默—里奇曼模式（赵景华，1998）来把握管理活动及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
企业效率是环境因素和管理活动的函数，环境是决定企业效率的外在因素，管理活动及其职能是决定企业效率的内在因素，并且环境因素的作用只有通过管理活动及其职能才能发挥。
（三）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管理能力积累
管理能力是企业跨国投资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管理能力积累由于下述原因具有相对有利的条件。
第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企业管理活动方面的差距较小，减少了模仿和学习的难度。单纯从时间上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启动早于发展中国家大约150~200年，技术和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两次大规模的创新成果。但在企业管理活动方面，20世纪初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发达国家企业管理活动从总体上才由经验管理逐渐转变为科学管理，发展中国家大约落后50~70年。有些企业管理的重要问题出现得更晚，例如，企业内部治理问题是管理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在美国真正关注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而在英国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程德，2000，第208页）。管理手段和工具方面的进步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上。
第二，管理技术、技能和知识的特点有利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创新。首先，管理技术、技能和知识的路径依赖性较小，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管理知识的积累对以前知识的依赖性小。这从管理知识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来，泰罗的科学管理强调对生产经营过程的合理分工和物质激励，以此提高生产效率。管理实践中的问题促使人们研究人的心理行为因素对经营活动效率的影响，通过许多年的试验研究，形成了行为科学的管理理论，这种新的管理知识的形成对以前的管理知识依赖很小。同样随着企业经营活动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管理知识逐步从只重视短期、只重视企业内部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合理安排，转向重视长期、重视企业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适应，这样也是在对以前管理知识较少依赖的条件下形成战略管理理论。管理知识发展的路径依赖较少，有弊有利，其弊在于使管理知识积累的速度缓慢，因此，虽然在管理研究中容易形成理论“丛林”，但完善的管理理论体系却难以形成，不过这对于企业学习和利用管理知识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管理知识运用的路径依赖也较少。表现在新企业利用管理知识时，不需要考虑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已有演进过程，而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的管理知识和技能，管理效率也不会受到影响。这在经营活动的技术应用上就难以达到，因为这些技术不仅具有连续的演进路径，而且使用中存在外部分工的依赖性，即采用某项新技术的企业，如果不能获得与该技术相适应的合格投入品，新技术的效率就难以发挥。
其次，管理知识比较容易外溢。这既与管理知识积累的路径依赖性较小有关，也与管理知识的经验性内容比重较大有关。管理的一般性原则和知识，可以通过正规教育渠道很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管理正规教育是对全世界开放的。管理知识中很大比重属于诀窍性知识，与经验学习密切相关。由于企业之间管理人员流动的自由性，使管理知识的外溢相对容易，管理知识和技术不像经营活动技术那样具用专利保护，使这种外溢的成本更低。发展中国家鼓励国外企业到本国投资，特别是规定股权比例，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试图通过本国员工和管理人员在外资企业中的经验学习获得这种管理知识的外溢。
最后，管理技术或技能中的经验成分较多，以及文化因素的作用较大，使得管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较低，而可能与经济机会相关性较高，就是说落后国家一旦启动经济发展过程，形成较多机会，就会刺激企业数量增加和管理知识与技术的创新。经验成分较多特别表现在那些非常规的战略性决策活动含有更多的个性化成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也能产生出可与发达国家比肩的杰出企业家的原因。熊彼特（1934）、莱宾斯坦（Leiben-stein，1987）、鲍莫尔（Baumol，1990）均强调执行战略决策管理者的个性化成分的重要性。管理技术或知识的具体运用总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对国外管理知识的引进和应用，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改进和改造，一旦引进的管理知识与特定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结合，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意味着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知识，它将成为企业的特有优势。
第三，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步时的开放环境和管理方面的较少传统知识，使它们接受发达国家管理知识和技术的障碍较小。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内成长阶段就处于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外部环境，使它们较早获得国外市场知识，并缩小了与国外市场的心理距离，这些对引进和学习国外的管理知识也具有积极作用，因为这降低了学习管理知识时的搜寻成本。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过程直接面对已经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科学管理知识，自有的管理知识较少，甚至没有，这固然是企业成长的瓶颈，但是，在直接引进和吸收国外管理知识时也降低了转换成本，加快管理知识的模仿和创新速度。
第四，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优势，主要来自通过管理活动实现的跨国界要素组合形成的“组合优势”，而这种组合优势的实质就是管理能力。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往往处于世界产品周期的尾部（威尔斯，1986），主要经营成熟和标准化的产品，生产和营销技术均不是它们的特有优势，按已有理论的预期，并不存在对外投资的必要条件。现实市场竞争中，企业可能依靠某个单项优势获得成功，特别是在创新性技术和产品的场合更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单项优势的企业就不能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如果从企业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区分来看，单项优势主要是经营活动领域的，如果考虑管理活动领域，我们就会发现，在成熟和标准化的产业中，企业所需要的投入品包括技术均很容易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市场竞争主要是成本竞争，这与彭罗斯的企业成长假设正好相符，从而她的管理是企业成长惟一约束的命题在这里也正好适用。据此可以推论，发展中国家的成熟或标准化产业的跨国企业，必定是管理能力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它们形成市场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