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赶超经济中的国家利益观与企业国际化成长目标
自从英国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分工交换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关系，由此形成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观体现为对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关注和追求，包括多层次内容，如政治主权、经济利益、国际地位等（阎学通，1996），大致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三个方面，其中经济利益是基础，但在国际关系中，有时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会显得更为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虽然属于经济发展过程，但通常均被看做保障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即试图通过发展战略的安排，促进工业化快速实现，从而获得在国际竞争中的更有利地位，在国际分工利益中获得更大份额，国家利益观通常只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概念。这里我们假定上述三种利益是完全一致，从而以经济利益代表国家利益，并假定只是表现在净贸易额方面，以国家效用函数Uc =Uc（B）来表示。
按国际贸易理论，在生产要素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国按其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在国内生产，通过产品的国际贸易，均可获得利益，只是各国所获得的利益份额有所差异，这取决于各国的相互需求强度（穆勒，1848）。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干预性的扭曲，要素会从富裕的国家流向稀缺的国家，这也同样会使相关国家均获得利益（McDougall，1960；Kemp，1962；克鲁格曼等，1997）。实现上述产品和要素国际流动的活动主体是各国的企业，尽管企业是根据自身的目标和利益从事国际间的产品和要素交易活动，但客观上也实现了国家的经济利益，所以企业利益与国际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的前提，从而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始终是以国家为分析主体。国家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在产品贸易方面表现最为明显。追求成长最大化的企业必然把市场区位多元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而企业出口及其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国家贸易收入的增加，即B=F（Ee）（Ee代表企业的产品出口），在这一点上所有国家均是相同的。
但是，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相比，赶超经济中的两方面特殊性使其国家利益与企业成长目标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第一，外汇对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战后发展中国家由发展战略推进的工业化主要是一种技术和产业的移植过程，即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建立相应的企业。而这些国家的传统产业和企业主要是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且生产规模和水平有限。因此，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引进国外技术和产业需要大量外汇与出口贸易收入有限之间的矛盾，外汇缺口是制约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瓶颈（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9）。通过引进国外资本是弥补外汇缺口的重要手段，但国外资本的流入必须以未来更大规模的外汇支付为条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常采取以下措施及其组合来解决外汇问题：一是鼓励进口替代，减少进口的外汇支出。但实际中这种办法只是转换了外汇支出的环节，并不能真正解决外汇短缺，即由进口最终消费品的支出转换为中间投入品的支出，因此，试图通过进口替代解决外汇缺口难以实现，当然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也并非完全是出于解决外汇短缺的目的。二是鼓励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其中初级产品出口的鼓励措施通常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惟一选择，但除了石油之外，其他初级产品由于需求增长缓慢、贸易条件不利以及收入波动性较大（吉利斯等，1989），也难以满足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外汇需求。这样，鼓励制成品出口就是最基本的途径，而出口是靠企业去实现的，不论是实施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均重视在国内保护企业的同时设法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只是力度不同和效果各异，并非通常认为的实施进口替代的国家轻视出口。
第二，市场区位多元化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通过移植国外技术建立的主导部门及其企业，一方面是与较高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最小效率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简记为MES）较大，这些均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早期的技术环境有关，也是后发性优势的体现。但存在的问题是，企业为实现规模经济通常会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的约束，因此，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市场区位多元化动机很强，特别是这些企业通过国际化成长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利益，这实际上是企业剩余资源的利用。企业的这种主观动机与国家效用函数高度一致，所以企业的国际化成长通常会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从而对企业国内成长和国际化成长形成事实上的差别待遇，这种政策激励结构是由国家效用函数内生的，企业会形成较稳定的预期，这对企业把国际化成长作为一种战略性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变迁，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步向新兴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成熟产业的产品出口让出了市场，这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成长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正是上述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就存在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强大动力和压力以及相对有利的环境条件。按照前面的分析，可以说国家利益观与企业国际化成长目标的较高一致性程度，是促进企业由出口主导方式向对外投资方式转变的一个因素。
二、赶超经济中的企业战略性竞争与跨国投资
如上所述，赶超经济中的工业化早期，市场区位多元化对企业成长具有相当重要性，这对企业的竞争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按波特（1980）的定义，企业竞争战略就是企业针对决定产业竞争的各种作用力量，设法在其所处的产业中获得有利的、持久的优势地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行为。企业竞争战略选择涉及的两个中心问题，第一是对产业吸引力的分析和把握，第二是对决定企业在产业中相对地位的因素准确理解。但波特的企业竞争战略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这对分析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显得不足，这些企业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国际竞争，它们所处的产业一般属于国际性产业，即产品或服务的经营过程从技术和经济上均可以在国家之间较自由选择生产或市场区位的产业，在这种产业中竞争的企业其竞争战略不同于其他产业内的企业。
根据国际竞争的不同特点，从产业吸引力分析的角度，可以把行业分为全球性竞争行业、多国性竞争行业、大宗贸易性竞争行业和纯粹国内竞争行业四类（梁能，1995），国际化经营企业通常均处于前两类行业。从企业在产业中相对地位分析的角度，可以依据企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重要性以及该环节的要素密集性特征，确定其生产或市场区位。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但目标是共同的，即试图通过企业的主动性行为，影响和改变市场的供求因素，在一定利润水平的约束下，争取销售额的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扩大，这些主动性行为主要有物质资本投资、市场投资、研发投资等。其中市场投资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广告、促销和营销方面投资，研发投资可以分为影响企业供给条件的过程性研发投资和改变企业所售产品或服务性质的产品型研发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实际中可能包括上述三种形式的投资，我们把它作为市场投资的方式之一是出于分析的方便，同时也不影响结论。
由于前面分析的赶超经济中产业和企业特点，以及由国家效用函数内生的激励特征，强化了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动机，也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前提下，我们探讨企业国际化成长方式的选择。假设：（1）企业将是在最低限度利润约束下追求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总销售额最大化或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市场份额扩大，因为达到国际化成长的企业基本上均是两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或者是公营企业，按现有企业理论的分析结论，这个假设是比较合理的。（2）企业进行市场区位多元化时对对外直接投资支出额的权衡不是简单地依据短期最优化标准，而是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依据长期内的销售最大化标准，这个“长期”的具体限度主要取决于企业高层决策者的眼界。由此，（3）企业高层决策者至少能够具备两个时期的眼界，即第一个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低利、微利甚至亏损期，第二个时期的赢利期。第一个时期能够维持的基础是政府的支持以及对国家效用函数的稳定预期。
在上述假定下，我们把企业保持销售增长率作为市场区位多元化方式选择的依据，这个销售增长率是企业总体的增长率，即包括所有市场区位在内的销售增长率。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的模型显示，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出于策略考虑，通常会倾向于选择直接投资的形式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
假定进入国际化成长阶段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属于竞争寡头，这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结构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假定，因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处于低水平外，市场关系和机制同样处于不成熟状况，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既有一般性的交易型市场不完全，也有市场经济落后、市场机制不完善所导致的市场不完全，因此，在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中更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假定在国内现在有两个寡头企业，均达到国际化成长阶段，并且对某个国外市场具有共同知识；假定该市场只能容纳一家企业投资设厂以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生产；再假定在东道国设厂生产，由于节省运输成本，绕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了在东道国市场的产品服务，从而使得在东道国市场上的销售量可以扩大。如果两家企业同时投资设厂，结果是两家均会亏损，这时如果一家企业先行确定进入该市场的方式，另一家企业将根据先行者的决策采取行动。假定有如下支付矩阵（如表5-3）。
πe是出口销售的利润，πf是直接投资实现销售的利润，它们均是净利润。很明显，如果甲企业具有先行的条件，一旦它采取出口方式，乙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直接投资，这会使甲企业的销售利润下降一半；反之，一旦甲企业采取直接投资方式，乙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出口，这会使甲企业的销售利润增加。因此，具有先行条件的甲企业，其理性选择应该是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实现市场区位多元化。如果把国内的乙企业换成东道国的潜在进入企业，甲企业在上述情况下，通过直接投资占领东道国市场也是比采取出口方式更有利的方式。假定有如下支付矩阵（如表5-4）。
πd是东道国潜在竞争企业的销售净利润。对东道国潜在竞争企业来说，进入该行业可以通过接近市场的优势和贸易壁垒等因素与进口产品竞争，并能收回投资成本。如果具有先行条件的甲企业采取出口方式，东道国潜在竞争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进入，这将使甲企业的净利润下降；反之，如果甲企业采取直接投资方式，则可以维持市场的垄断地位。总之，不论是出于与本国其他企业争夺国外市场，还是维持对东道国市场的可能垄断地位来说，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均是较优的选择。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进入国际化成长阶段，通常在经历较短时间出口经营后，就具有优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动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真正起步时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具有典型的后发性和赶超性特点。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在封闭经济的环境中，形成以公营企业为惟一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成长主体的状况，企业缺少国际化成长的环境和动机。70年代末开始的战略调整和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随国内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和国外企业的进入，企业（产权）形式逐步多元化，并对公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进行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企业才开始了真正的国际化成长，启动了中国跨国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本章依据前面的观点，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状况概括性描述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跨国企业超前性形成的原因，并给出简单的政策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