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王敏修，男、47岁、山东省邹平县礼参镇大刘村人，现在北京总后勤部建筑设计院工作。文职干部，技术13级。
采访地点：总后勤部营房部设计院办公楼11层王敏修办公室。
由于是老乡，当我提出写写他时，他说我有什么可写的，我说你会开车吧，他说开车会。我说那就行了。我们不但是老乡，还是酒友。头几年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去房山山里玩，中午都喝了不少酒，低度酒他至少喝了有一斤，回来的路上，车开到山顶向下走了不多远，司机停车撒尿，我们俩正迷迷糊糊坐在车上打盹，看车停了，我们俩都挣开了眼睛，他起身下车，我以为他也下车撒尿，没想到他下车后，又上了前面的驾驶座，我说不行，大哥，你喝了酒。他说谁说我不行。然后发动着了车，他开车下山，我害怕的坐在车里大喊，司机在后边追。他开的还挺快，旁边就是悬涯峭壁，一失手我们就会粉身碎骨。在跑了好大一段路后，他才笑着停下来。他笑着对我说，你还不相信我的技术。司机上气不接下气的追上来，说老王，你想吓死我。这天我去他办公室，先是聊了些别的，然后言归正题，说上了采访的事。
我是71年11月份高中毕业，那时征兵都是12月份，我原想当年就去当兵，那年林彪出事后，没有征兵。我们几个高中生回村后，有的被分去养猪，有的分去积肥，我被分去跟老饲养员喂牛。过了年村里选送一名高中生去县拖拉机站学开拖拉机，我们听说后，都盼着能挑上自己，那样就能不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开着拖拉机去给全公社各村耕地，一年两季，麦收和秋收后，一共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到哪里都能吃点好的不说，还会得到许多年轻姑娘投来的倾慕的目光。最后我被幸运的选上，在县拖拉机站学习的一个月里，我时常激动的想唱歌。学完后我被分到公社拖拉机站，真的开拖拉机去全公社各村耕了好几个月的地。72年底我就当兵出来了，我们是在北京丰台总后分部新训的，训练完我就被分到了总后营房部管理科公务班，当时我们和司机班住在一排平房里，由于在家开过拖拉机，看到那么多小车，看到开小车的老兵都很神气，我心里想我能当上一名驾驶员多带劲。当时每个人填一张登记表，其中有一栏是填自己有何特长，我填的是会开拖拉机。我们班长看我表现好，怕上级把我调去开车了，他把我表上填的特长一栏给划掉了，当时我还想不通，但只能安心当一名公务员了。
没多久，周总理亲批的530格拉工程（格尔木到拉萨的输油管线工程）开工，我随从勘察设计大队去了格尔木，当时大队里有三台北京吉普车，由于平常和司机们不错，帮他们擦车、修车等，有时出去办事的时候就带着我，甚至没领导在场的时候就让我学着开一会，反正荒原上车少人也少，有时在外边跑半天也碰不上一个人影。有一次跟我们大队政委下去上唐古拉山看望工作人员，那时政委是正团，也是坐的北京吉普。因下了小雪路上比较滑，当时政委因高山反映坐在车里睡着了，上一个坡路时，车向一边侧翻了，政委醒来就问，是不是又扎轮胎了。我们说不是，是车翻了。当时的沙石路上老有修车扔下的垃圾扎轮胎，有时一天轮胎能被扎五、六次，一个车最多带两个备胎，坏了就停下来补胎，司机随车都带有补胎工具，我总是下车来帮忙，补完胎，还得用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给轮胎打气，一个胎要打五、六百下，总是我和司机轮换着打，在高原你不干活还喘不上气来，给轮胎打完气，我和司机就象刚跑完马拉松下来。高原上不用高压锅是做不熟饭的。有时跟藏族干部到当时老百姓家去，好客的主人端上酥油茶让我们喝，人家藏族干部端起来就喝下去了，我们喝不了那个味，人家藏民就问怎么回事，我们的领导就说，他们是汉人。因为紫外线强，我们的脸蛋也是又红又黑，所以从外观上看上去真象藏民。
76年11月我被调回北京，回公务班当班长，77年6月调设计院办公室干公务员，当年提了干。当时也有老同志劝我，把农村定的对象吹了，在城里找个有正式工作的，省的两地分居。我没有听别人的劝告，79年回家和原先订的对象结了婚。后来有了儿子，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孩子刚两岁半。夏天我出差回来中途回家，回到家看到儿子又瘦又黑，我鼻子酸酸的，到自己家的地里一看，人家的地里是看见庄稼看不见草，我们家的地里是看见草看不见庄稼。我脱下军装就干，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把三亩地里的草全除完了。看她带着孩子没法干活，我决定把儿子带回北京，小孩他舅舅骑车追到车站，不放心的问我，孩子这么小，你把他带走到底行不行？我说不行也得行，没有别的办法。才开始还挺高兴，一上车看她妈妈不上车，就哭着不愿意了，火车已徐徐动了起来，孩子在车上哭，他妈在车下哭。
说到这儿，王大哥停了下来，他把头扭向窗外，过了好大一会，他才转过身来，深深的叹了一口气。看着他不到五十岁，已是满头花白的头发，我想这白发是他生活的见证，这白发下埋藏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后来我到管理处工作，分管行政这一块。早晨要组织出操，打扫卫生。其中分管司机班，跟老司机学习了一年多，终于拿到了驾驶本。有时有紧急事，司机不够用，我就亲自开车跑一趟。孩子跟我来部队后，我联系让他上了幼儿园，那时幼儿园没有让住的，所以天天接他回来，我们那时住集体宿舍，两个人一个房间，儿子就和我挤一张单人床睡。早起去出操或打扫卫生，怕他醒来闹，每天走时就在枕头边给他放一块糖或一个苹果，有时回来还没醒，有时回来看他坐在那儿啃苹果。晚上累了，一躺就睡着了，半夜睡来，赶紧起来给他洗衣服，幼儿园的老师说，你真不容易，他母亲不在身边，但王军穿的比谁家的孩子都干净。
89年我带两个司机去珠海接一辆丰田面包车。走时领导交待，一是注意行车安全，第二还是安全问题，不要夜间行驶。走到后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离开前一个转业回珠海的干部，听说我们去了，找到我们后，最后一夜非安排我们住宾馆去，晚上两位司机说咱到楼下转转，我说你们去吧，我先洗个澡。他们去后，我就去卫生间洗澡，刚洗一会，电话响了，我出来接电话，里边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先生，你寂寞吗，让我上来陪陪你。我一听可吓坏了，我壮了壮胆子说，我是公安局的，你不要胡闹。那女人说，哟，大哥，你真会开玩笑，哪个房间住什么人我们还不知道，这儿绝对安全，公安局有行动，我们会提前知道的，你等着，我上来了。我忙擦了擦身子，赶紧穿上了军装。不大一会，有人敲门，我不敢吱声。停了一会，又敲。我去开了门，一个小姐站在门口对着我笑。我问你找谁？她说找你。我说我不认识你。她歪着头说，现在咱们不是认识了吗？说着她就要进屋，我说我是军人，请你也自重些。说完关门后上了锁。我没再去洗澡，躺下看报纸。过了不大一会，又有人敲门，我在屋内不言声。敲门声一直不停，没办法我赶紧起来又把军装穿戴整齐。敲门声响了好大一会，他们俩开始笑着在外边喊我开门，又叫这两个小子吓我一回。我们回来时走郴州、岳阳、武汉，三天后本应在信阳住下第二天再走，可没找到有停车场的住处，我们商量了一下，说反正到了北方了，咱们再住前赶路吧。晚上八点多到河南确山附近时，前边被一堆沙子堵住了去路。我们正在犹豫怎么办时，从路边的黑影里窜出来二、三十人，手拿木棒围了上来。我告诉司机不要熄火，万一打起来，撞着一个是一个。后来他们走上来，一个领头的说，弟兄们等了很久了，哥们，借个小钱花。我们说，我们是军人，没有钱。他们就使劲的看前后的车牌子，我们问你们要多少钱，他们说一百。后来我们的一个司机从兜里掏了一把钱递过去，说就这些了。他们放行了，但我们不敢向前走了，我们赶紧调头向回走，没走多远碰上一个大卡车，碰巧也是军车。我们说前边有截路的，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前边去，他们说还有一条路能过去，就是远点。我们带路，你们就在后边跟着走就行。后来我问司机，你刚才给了有多少钱。他说有一张伍元的，一张两元的，剩下就全是毛票了。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原来他们截去一共还不到十元钱。幸亏是个大黑天。
过去生活困难，家里也穷。我父亲去世时，49岁，得肺结核死的。那年我27岁，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都没结婚。后来我大弟结婚，我把一块北京牌手表都卖了。卖了伍十块钱。那块表是李政委在北京手表厂支左时得到的，后来送给了我。现在生活好了，等退休了，中国入世后车便宜了，买辆小车开开，正儿八经的过过开车的瘾。
生活的磨难没把他压垮，倒把他煅练成了一个说话幽默，对世事达观，爱于助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