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豁达大度
苏轼的豁达大度，表现在他胸中坦荡无芥蒂，无忧无虑，无恨无仇。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变法渐渐演变成了朋党之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见风使舵，顺势而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马光上台，司马光去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环反复，推动着北宋这艘大船渐渐驶向衰败与没落。苏轼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受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谋求政治前途。苏是路见不平，如鲠骨在喉，一吐为快。结果是，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始终潇洒，豁达，乐观，向上，不记仇，不害人。对于曾经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势时，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势时，也绝不落井下石，而且，绝不忘记人家的好处。这也正是他的豁达大度。
苏轼的父亲苏洵写《辨奸论》痛骂王安石，骂得狗血喷头；苏轼高中进士，众人都称奇才，王安石并不看好他；王安石身任宰相，独断专行推行新法，苏十四次上书皇帝，坚决反对，致使被贬，甚至遭受乌台诗案的冤狱。但是，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当然，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受牢狱之灾时，王安石正在人生低谷，不但多数亲朋好友都不敢说话，就连苏轼自己也屈打成招。眼看就要被杀头了，王安石仗义直谏皇上：“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总之，苏轼与王安石的恩恩怨怨甚多，政见对立。苏轼遭王安石属下暗算，险遭灭顶之灾。苏轼却能对王安石的新法给与客观事实求是的评价，并对其政绩、学问、人品、文章，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足见，苏轼确实豁达大度。
苏轼和章惇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我们在《章惇悬书》一章曾作描述。但终因熙宁新法的推进而成为相互对立的两派。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为宰相，鉴于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贬谪，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还动员十几岁的少皇帝下诏对司马光掘墓鞭尸，其品格之卑劣，手段之残忍，实属罕见。因为苏轼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派，毫不手软。于是，苏轼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然而，苏轼早已习惯了贬谪的日子，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他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他被贬谪的日子也这般滋润，潇洒。这又触动了章惇敏感的神经，马上又将61岁的苏轼再贬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任琼州别驾。
世事难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元符元年（1098），宋哲宗早逝，宋朝第八代皇帝宋徽宗继位，变法派又一次失势，章惇被贬岭南雷州（今广东雷州市），也跌落至人生低谷。章惇的儿子章援在东坡任礼部主考官时中进士，算是苏轼门生。章援去雷州半岛探望贬居的父亲时，想绕道拜见苏轼，又担心老师记父亲的仇，忐忑之际，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表达歉意，希望老师能够原谅自己的父亲。苏轼回信说：“某与丞相（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1没有怨愤，没有仇恨。苏轼认为与章惇“四十年交情固无增损”，他甚至还记得当年章惇对自己摯友般的规劝。永远不忘人家的好，这就是苏轼的做人原则，也是他豁达大度的表现。
宋代孙宗鉴的《东皋杂录》记载过一桩趣事。元祐初年（1086），“垂帘听政”的高太后，起用苏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显赫一时。碰巧，有一个曾经在“乌台诗案”中对他进行过残酷折磨和辱骂的狱官也在朝，每次见到苏轼都支支吾吾，满脸惭色。然而苏轼对此等人，一贯不在放心上，但对方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每次见了苏轼都面有愧色，闪烁其词，颇有悔过之意，苏轼便给他讲了一个笑话：
有条蛇咬死了人，被阎王追捕，按律当死，蛇申诉说：“我虽然有罪，但我有‘黄’，能治病，可以赎罪。”阎王赦免了蛇。
不久，小鬼牵一头牛至，说它顶死了人，当死。牛辩解说：“我有‘黄’，能活数人。”阎王又赦免了牛。
后来，狱吏引一人至，说他杀了人，当偿命。此人学起了蛇和牛，申诉说自己也有“黄”，要求活命。阎王听后大怒说：“蛇黄、牛黄入药，天下共知，你是人，何‘黄’之有？”此人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无别‘黄’，但有些惭‘惶’而已。”狱官听后，脸红地笑了起来。
苏轼不计前嫌，‘一笑泯恩仇’，一段笑谈，原谅了自己的仇人。
苏轼仕途坎坷，官运崎岖；仗义执言，倍受打击；乌台诗案，险些灭顶。但总能豁达大度，一笑泯恩仇。苏轼一生，过得快乐，潇洒豁达，无所畏惧，无愁无恨，像一阵清风，飘然度过了一生，却留给后人无限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