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杭州释囚
苏轼刚到通判任上，杭州太守沈立给他举办了接风宴。太守拱手长揖，请入上席。酒过三巡，太守站起来，热情地紧握苏轼的手，说：“贤弟啊，愚兄盼你到来，如久旱之盼甘霖。杭州缺通判，已逾半年。监狱里囚犯现有一万七千余人，人满为患。眼看年关将近，不用说穿衣、铺盖，单单一日两餐稀粥，也将难以为继了。辛苦你抓紧时间休息两天，赶紧赴任。通判通判，这些囚犯，就通通等你审判、发落了。”苏轼一听，这还休息什么呀，明天就上班吧。
苏轼上班，先到监狱一看，狭小的号子里，臭气熏天，拥挤不堪。看犯人，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有的已经饿得抬不起头来；稍有点气力的，啼饥号寒，惨象令人目不忍睹。再浏览一下案卷，不少案犯是因为一家老小，食不果腹，壮着胆子，到官府仓廪偷了几斤粮食；殊不知那仓廪是官府粮仓，偷那儿的粮食是犯法的。也有不少案犯，是因为家里穷，偷偷摸摸贩运点私盐；岂不知烟酒盐，那是国家专利，私运也是犯法的。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接下吃人的高利贷，又还不起，吃官司入狱的。唉，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坐身无分文的男人，是难上加难。但凡手里有点维持生计的小钱，能填饱肚子，谁还会做这些犯法的事呢？不都是被逼无奈嘛！
古代判案，是要动刑的，最简单的刑罚，就是鞭笞。皮鞭抽到这帮瘦骨嶙峋的穷汉身上，一阵阵痛苦的呻吟，撕裂者苏轼的心。到了大年三十，监狱里照例是要点名的，犯人太多，点完名天也就快黑了，公事在身，苏轼也不能回家过年，沉静片刻，文思泉涌，写下《除夜直都厅》诗一首，题在监狱的墙壁上：
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苏轼在杭州刚作通判时，即熙宁四年在除夕那一天，本来应该早些下班回家过年的，而他还是因“官事”而不得不在除夕夜继续值班工作。此刻让他心中极不能平静的，就是他要面对那些监狱里的囚徒。这些囚徒们，已经塞满了每一个囚室;人满为患。面对这样众多的囚徒，作者的情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你走出多远，到了除夕这天，都要赶回家去，与家人团聚，一家人高高兴兴，吃顿饺子过个团圆年。现在，不但自己会不了家，更悲惨的是，要面对这么多啼饥号寒的囚犯。捉刀执笔，不禁泪流满面，看到刑具，哀怜之心油然而生。一个“泣”字，一个“哀”字，透露出诗人一种大悲大痛!更令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囚犯为饥饿所迫，为贫穷所驱，触犯了法律，却是一脸麻木，茫然不知犯法。再进一步思考，他们为了“糇粮”（糇，干粮），为饥寒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从而触犯法律，致使囹圄人满为患。这只是小民囚徒自己的错吗?身为民之父母的地方长官们，不能使百姓免于饥饿，使他们陷入被拷问、被鞭挞之境——这更是苏轼心中极大的痛与哀!不过，对于苏轼来说，悲情愈加浓烈，思考奇偶越深入。为什么?下边笔锋一转，诗人将思考悲哀的对象，变成了一己之身:我自己不也是为了区区一点薪金，不能回家过年吗？其实不论富贵贫贱，都是为了混饭吃。苏轼自我当头棒喝!这一转折，真有千钧之力。作者方才在为那犯法的囚徒而悲哀，叹息他们的“不知羞”，现在则将自己与他们平等齐观了——他想起了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不明人生方向的人:“因循失归休”。他与那些小民之间迷途不知羞的程度，也就相差无几了。“因循”二字，是沿袭旧传统之意，仔细斟酌这两个字，可想象诗人对中国士大夫为官的悠久传统的深邃反思，意味颇为深长。
“我亦恋薄禄。”阅读至此，读者一定有所疑问:因“恋薄禄”，即为贪恋那一点俸禄而为官，本是通过科举之合法渠道的行为，“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诗人在此，彻底抛弃了士大夫的大架子，将自己与“小人”平等相待。这两句话，把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为食谋”，简洁加以揭示，从而表明了诗人的平等人生观。在此，他的感慨与古代圣贤的传统说法有了很明显的不同，不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之于人’。都是为了吃饭而奔波劳碌。从在这里，折射出了苏轼新的思想智慧的火花。
作者既然将自己的应试为官与小民的“营糇粮”等量齐观，而且看出小民之犯法与自己之“恋薄禄”，在深层本质中实有某种相通之处——也就在此时，他深感震撼，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在这里明摆着:既然自己也是“盗廪”之人，那么，自己又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理直气壮地审问这些犯法小民呢?这权威，这权力，是谁赋予的?其合法性又有几何?这种不可抗拒的逻辑，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使诗人难以摆脱。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在本诗的结尾中，作者幻想立刻将这些可怜的小民打发出监狱，让他们也回家过个年，并获得自由;然而他深知，这是不可能的；他回忆起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官吏在治安方面的令人羡慕的成就，一种愧疚涌上心头，他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闵默”，亦为“悯默”，忧思难以言说之意。这种闵默，包含了深刻的思考与丰富的情感，真是余音不尽，发人深思。
常理，如果一位长官所在的州郡之监狱囚徒满满，这正是他治理无方、当地秩序不良的铁证!
至少可以看出，苏轼心里是‘装着黎民百姓’的，他关心百姓疾苦，同情百姓的困苦；而且认为自己拿着百姓供给的俸禄，跟百姓应该是平等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就必须为百姓谋福祉。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有些干部，依靠纳税人的血汗钱，把自己养得肥头大耳，不知感恩；群众之上，指手画脚，吆三喝四，名义上是‘人民公仆’，实际上是‘人民的老爷’；从来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不用说挂在心上了。这种人的思想境界，更封建士大夫苏轼，简直都无法相比。
唉，不用细审了，类似的案犯，一并放了得了！不行，还的按程序办案。数月判案，‘不见钱塘宦游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只到临近清明，才算把这一万多犯人审完。苏轼把那些家里穷借了高利贷还不起的，因为挨饿偷点粮食的，小来小去贩点私盐的，都统统无罪释放，共放走近一万七千人。只剩下二百左右的人犯，切实难以无罪释放了，他才算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