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年2月15日，庞贝城遭受了一次强烈地震。那毁坏的力量是强大的，但不是致命的，被毁坏的公共建筑慢慢在修复。17年后，在公元79年8月24日这个灾难的日子，庞贝遭到致命的袭击。这次是来自维苏威山峰。那一天下午，庞贝城的市民们，像往日一样在忙着各自的工作，维苏威火山突然发出恐怖的怒吼，惊天动地，火山顶卷起一股松树状的浓黑烟雾，火山渣和熔岩片喷向空中，硫黄烟弥漫附近的城镇，庞贝城的居民们到处寻找藏身之处，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挡住那下个不停的火山渣和熔岩片呢？三天以后，太阳又从碧沉沉的地中海那边升起来了，它照耀着寂无人烟的荒凉冷落的大地。就在这大地下面，在20英尺厚的火山泥浆和熔岩下面，埋葬着曾经是繁华一时的庞贝城。庞贝，像它含义那样被“处死”了。
太阳升起又降落，降落后又升起，随着太阳的升降，庞贝城在地下无声无息地度过了很多世纪，使人们忘记地球上这一部分曾经有一座古老的华丽的城市。
大约在1594~1600年，建筑师杜米尼柯·封塔纳（Domenico Fontana）偶然在田间发掘了一条地下通道，挖下去，竟然是圆形剧场的遗址，而且还发现很多题词。不过，他不曾想到在他的脚下埋葬着一座完整的城市。布朋查理统治时期，1748年根据科学考察的路线，进行了一次挖掘，没有成功。直到1860年，在裘西毕的指挥下，进行系统的挖掘，由于他提供了巧妙的技术，即在已成为一层凝固废墟的空洞中灌入稀释泥灰的液体，这样就可以一层又一层地挖掘下去。
死了将近两千年的城市开始复苏了，终于成为世界著名的奇迹。
庞贝复活了
我们的汽车顺着山路开上去，到庞贝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下了汽车，向右边一边小路走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大小不同灰色和土黄色网状岩石砌成的城墙，有两个拱顶的大门，叫作海门。在古代，从这儿可以通向地中海，附近还有宫殿，专门供奉海神。这两个门很狭窄，一高一矮，矮门那边有木板铺的台阶，从门口往上的台阶是红砖砌成的。高的大门前面是个斜坡，全部用灰色不规则的网形石头铺路。这城，这门，这路，是罗马时期的典型的建筑样式。
庞贝城中心有座长方形广场。当年广场禁止车辆通行，这样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人群，成为居民的活动中心。我站在广场中央，看到西边各有一长溜的高大柱子，对称而又均匀，只是右边的柱子稀疏一些，毁坏了，没有再建。长方形广场尽头有一排柱廊，屋顶没有了。保存下来的那些圆柱高矮不一，但一律是庞贝红，比北京紫禁城墙的红色稍为淡一点。这些柱子都经过巨火燃烧的锻炼，坚强地矗立在那里，仿佛还可以抵抗风雨的袭击和时间的侵蚀。它们生活在地下很多世纪，现在露出地面，仍然昂首天外。从它们的英姿上，我进一步了解“支柱”的深意。
广场西面有个公共演讲台，北边是祭祀罗马天神的殿堂，两边各有一个凯旋门。广场边沿有一些雕像的基座，上面曾经有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的雕像，都毁了，雕像和那些人物的声望都埋葬到地下去了。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太阳神殿却发掘出来了，科林斯式的柱子代替了原先爱奥尼亚式的柱子，门廊第三根柱子上是太阳神的雕像，完好地保留下来了，手拉弓箭，栩栩如生。太阳神的正对面，是月神的雕像。太阳和月亮好像昼夜不停地照耀着这个罗马风格的广场。
广场附近有一座古物陈列馆，展出在庞贝发掘的古物：大理石雕塑和铜雕、车轮、火炉，以及大量的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品。我在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都看到过类似的这些古物，但是陈列的各种形状的人体遗骸却是第一次看到。有的遗骸坐着，曲着两膝，右手蒙着脸部，左手托着右边小胳臂，看出来是在一刹那之间死去的；有的遗骸脊背朝上，两腿弯曲，显然是被岩浆打倒在地立即死去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一具年轻健壮男子的遗骸，生前最后几秒钟为了保护他母亲和女儿，竭尽全力，三个人终于死在一起。动物的遗骸也是奇形怪状的。我看到玻璃柜里陈列着一条狗，三肢朝上，一肢向外抵抗，头部歪着在努力挣扎，仿佛要逃出如雨的岩浆。从这些遗骸上，可以看出火山突然爆发，岩浆和石子、碎片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在庞贝，使居民们猝不及防，立即停止了呼吸，所以能够保存生前的形状。感谢考古学家挖掘，用石膏把遗骸复原，做了技术处理，使我们能够看到悲剧的一些情景。
广场附近房屋的屋顶都给火山的熔岩压塌了，一片荒凉景象，泥沙地上长着一丛一丛的碧绿的野草，给荒凉的广场带来一丝生机。在一片没有屋顶的住宅区中，公共浴室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并且已经修复，基本上保留了往日的面貌。古代罗马人有许多时间是在浴室里消磨掉的。浴室分男女两部分，都有暖气浴设备。走进大门以后，有一条走廊通向更衣室，室里还有几个可挂衣服的小衣柜。走廊前面，早晨太阳的光线从屋顶窗口射进来，正好射在地面上那个圆形的大理石浴盆，在这里冷浴。右边是温浴池，再往里走是热水浴池。暖气系统安置在双层墙结构里，热气则从旁边的火炉里传过来。
华丽的维蒂之家
我踏着废墟上荒凉的古老的街道，转进一条巷子，维蒂之家（House of theVetlii）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条小巷荒凉而又僻静，附近的宅弟大半是破壁残垣，唯有这维蒂之家的房屋十分完整，令人惊异。
这幢宅第是1895年重见光明的。维蒂并非出身高贵，只是非常富有的商人。他们是尼禄时期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一阶层的人建造和装饰宅第有其独特的格调，装饰和陈设都十分华丽。挖掘这幢宅第时，发现每件东西都保存在原来的地方，于是按着庞贝有钱人家的生活方式，完整地修复了。我走进这幢宅第，仿佛走进一千九百零三年以前庞贝城的富户人家。穿过门厅，进入室内，有一尊神像，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挡住罪恶的眼睛（不过他闭上了眼睛，人们看不见了）。从这儿走入正厅，上面有天窗，地面上是大理石砌的四方水池，可以蓄水。水池左右两侧是坚固的盒子，里面收藏银器和金钱。迎面柱基上有一座爱神的雕像。正厅里有两幅画特别令人注目：一幅是背后有双翼的爱神站在螃蟹上，随着无肠公子横行，爱神好像也在前进；另一幅是爱神站在车上，左手拉着缰绳，右手扬鞭，弯着腰使劲拉住缰绳，飞驰前进。拉着车辆前进的并不是马，而是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这两幅画的风格流行于庞贝最后年代，叫做装饰风格，表现富有想象的神话内容，同富商的奢侈生活和华丽陈设正相适应。
正厅右边屋子里绘了守护神，两旁各有一个家神，脚下有一条巨大的长蛇在蠕动，向祭坛上爬，想吃祭品。穿过正厅，便是宽阔高大的柱廊，在十分壮观典雅的四面柱廊当中，是一个花园，当中是喷泉，大大小小的雕像对称地排列在花园当中，桌子是用石雕动物的脚支撑的，上面放着珍贵精致的瓷器。正面和左右两边的柱廊的墙壁上绘满了画，底色一律是黄的，上面绘了五彩的神话故事，特别精彩的是靠近饭厅那边的壁画，描述爱神从事不同劳动和职业的画面，有的打铁，有的射击，有的卖酒，有的卖花，每一个人物都生动、自然，逼真。柱廊正面是一间五间平房，互相联通，是主人的卧室和起居室。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到高大柱外边的花园，一片翠绿当中有一条曲径，两边错落有致地长着一丛丛红花，把花园点缀得春意盎然。
我走出维蒂之家，站在古城废墟的高处，望到维苏威山巍然屹立在远方，山峰凹下去的部分，云雾缭绕，给蓝蓝的天空一衬。特别令人注目，那云雾像是发自火山口的烟雾，岩浆还在火山下面翻滚燃烧哩。维苏威是座活火山。复活了的古城，会不会有一天又死去呢？再死一次也不怕。死了将近两千年的庞贝，人们不是又让她复活了吗？
给珠穆朗玛峰正名
叶至善
正式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1952年。政府通报见于那一年5月27日的《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于5月8日发出通报。通报说明：“额非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我国西藏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1717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合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语“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1852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以后，西人便从1858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额非尔士（英国人）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错误。
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马拉雅山”，这种称呼也是非常荒谬的。
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者冈底斯山，都不得再误称为“额非尔士峰”或者“外喜马拉雅山”。
（四天之后，即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更正说：“圣母之水”应为“圣母”。）
最早提出应该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是开明书店的自然编辑室主任王鞠侯先生。鞠侯先生长我16岁，1950年暑假后进的开明。我写《雷雨》《台风》等科普小品，曾参考过他的《气象学浅说》，真个深入浅出，处处联系实际，因而以为他是从事气象工作的。直到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位地理学教授；两颊瘦瘦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没有一点儿教授的架子。
1950年12月，开明的编辑部全部迁到北京，《开明少年》又归我主编。《开明少年》是供初中学生阅读的知识性刊物，每月16日出版，从不误期；我赶紧动手制订1951年的整体规划。那时抗美援朝已开始，各种报刊都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开明少年》自然不能例外。我设计了好几个专栏，并跟鞠侯先生商量，请他写一组连载，系统地介绍我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每期刊出一篇，三千字开外，总名《咱们的祖国》。我说连载满一年，就可以编成一本很像个样子的宣传爱国主义的小册子了。鞠侯先生欣然同意我的设想，马上作选题计划；没隔一个星期，就把头一篇《东西南北》写得了，是讲我国的版图和地理位置的，连插图也设计好了。我喜出望外，连载这样开头，刊登在《开明少年》迁京出版的第一期——1951年1月号上，还真有点儿气派。我马上张罗发稿，鞠侯先生接着就写第二篇，题目是《大小高低》，专讲我国领土之广大和地形之多样。
1951年1月9日，我正在看《开明少年》1月号的清样，鞠侯先生拿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找我，让我看第一版右上角的《伟大的祖国》专栏。原来这一天刊出的是一幅照片，我国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说明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高峰——额非尔士峰。鞠侯先生说：“额非尔士”是个英国人，上个世纪中叶，他偷偷地测绘了这座世界第一高峰，硬给这座高峰标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比这个英国人早一百三四十年，康熙皇帝派人测绘全国地图，已经发现了这座高峰，在地图上按藏族人民的传统称呼，给标上了“珠穆朗玛”这个名称。鞠侯先生说他正想在他的文章中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现在《人民日报》这样说，真叫他左右为难。两个人商量了半天，结果说给珠穆朗玛峰正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题材，不能等闲弃置。文章照原来的构思写，至于《人民日报》的那则说明，文章中一句不提就是了。这篇《大小高低》刊登在《开明少年》2月号（总编号六十六期）上，鞠侯先生设计的插图也没把“冈底斯山”误称为“外喜马拉雅山”。我还在这一期的封里刊登了珠穆朗玛峰的照片，记得就是《人民日报》用的那一张，不知从哪儿借到的；照片下面一段不足两百字的说明是我写的，没有再麻烦鞠侯先生。
这一期《开明少年》于1951年2月16日准期出版。没想到过了16天，3月4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为标题，一字不改转载了鞠侯先生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一大段文章，共750余字；前边加上了“编者按”。今将“编者按”抄录如下：
耸立在我国西南边疆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过去曾被称为“额非尔士峰”，这是错误的名称。它应该叫做“珠穆朗玛峰”。本报1月9日《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说明中错误地沿用了“额非尔士”的名称，应予更正。本年2月16日出版的《开明少年》杂志第66期上，发表了鞠侯先生的《大小高低》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说明这个问题的，现摘录转载在这里，请大家注意。
鞠侯先生和我，还有开明编辑部的同仁，看了这则“编者按”都异常兴奋。这也难怪，不要说在当时，多少年来，几曾见过《人民日报》转载少年儿童报刊上的文章。伏案终日的鞠侯先生没想到再也坐不定了，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派人来访问他，还几次带着他去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寻找依据。有一天，他像捧宝贝似地带回来一部康熙时代的地图。地图是木版精印的，比8开本还大，有经线和纬线。最奇怪的是方向跟我们常用的地图正相反，是上南、下北、右西、左东；原来是专供皇帝看的，而皇帝在宫里只能坐北朝南。这且不去管他，要紧的是在西藏那一幅上，喜马拉雅山的各个高峰都标明名称，“珠穆朗玛峰”从经度纬度看，正好落在所谓的“额非尔士峰”的位置上。这就铁证如山，无可怀疑了。鞠侯先生忙了一个多月才能坐定下来，照旧编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鞠侯先生的连载没能写完，四月中，他发现痰中带血，检查下来说是患了肺癌。五月初住进医院，他继续写第六篇；到16日进行割除手术，还没写满三分之一。那天早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最后一句话：“今日大喜，癌瘤请它出去。”手术很顺利，很快就缝合了。后来，突然胸腔内大量出血，抢救不及，死在手术台上。鞠侯先生才四十八岁半，这样旷达乐观，认真肯干，真不该去得那么早。我把他没能写完的遗稿刊登在6月号的《开明少年》上，紧跟在后边，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特地写上一段，讲清楚头一个提出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是王鞠侯先生。
正式给珠穆朗玛峰正名的通报发表，鞠侯先生过世已将满一周年了。我是“神灭论”的信徒，既不信“告慰在天之灵”，也不信“含笑九泉之下”，也就没写纪念文章。后来想想，在这个当口开个追思会，朋友同事聚在一起，谈谈鞠侯先生一生的处世和行事，不是非常合适而且必要吗？如今是后悔也没有用了，真个成了一桩终身遗憾。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