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意地说：“你们夫妻相爱不已，如能使两坟合为一处，我就不阻拦了。”
这话说过之后，很快就有两棵大梓树分别从两个坟顶长出来，仅十来天长得有一搂多粗，树干弯曲互相靠拢；树根在地下盘结在一起；树枝在天空中纷杂交错。又有一雌一雄两只鸳鸯栖息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
宋国人很同情这对夫妻，于是称他们坟上的树为“相思树”。“相思”之说即由此而来。南方人说鸳鸯鸟就是他们夫妇的灵魂变的。如今在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南）有韩凭城，关于韩凭夫妇的歌谣还在那里流传。
正如故事结尾所言，它在民间广为流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用变文敷衍这一传说的《韩朋赋》见载于《敦煌变文集》。这一传说对文人创作影响也很深刻。唐李白诗《白头吟》结尾云：“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见青陵台。”
这里的“青陵台”即是指传说中韩妻自跳之台。据唐李元《独异志》和晋袁松山《郡国志》载，此台是“宋王纳韩凭之妻”后，“使凭运土”所筑。李商隐曾有《青陵台》诗云：“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真魂倚暮霞。莫许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大诗人白居易亦在其《长恨歌》结尾处引“相思树故事”为典故来表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情。当代着名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也有：“我如果爱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韩凭夫妇》对后世产生影响自有许多深刻的原因，这主要还在于：
首先，故事中叙写了坚贞不屈、生死不渝的爱情。这种至善纯真、天地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古今中外文人着力泼墨的区域，但在写实艺术作品中，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爱情很是罕见，它总会被这样或那样的世俗的泥沼所污染，在人的情感世界中留下许多遗憾和无奈。因而这种美好的情愫就成了人们追求和呼唤的目标，借作品获得在生活中很少能得到的“替代性”满足。在这则故事中人们无疑会得到这种艺术享受，特别是故事的极具浪漫主义特色的结尾，寄托着多少人的美好理想和愿望！
其次，故事吸引人的原因还在于其中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夺妻之恨是可想而知的，但韩凭的不幸在于他的对手是国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他的反抗就只能在心里怨恨和选择自杀。这种反抗看似无力，但处在他的境况中，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最好最极端的反抗方式，其中反映出的强烈反抗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男人的反抗结果是一死，作为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何氏除了在心中保持对丈夫的忠贞和对宋王的仇恨，她的反抗道路更为艰难曲折，也更显得激烈。何氏被夺后，并没有因进了皇宫而忘了夫妻恩情，所以偷写密信决定以死殉情。但她的死并不像韩凭那么容易，而是费尽心机，终于实现了抗争殉情的心愿。这种反抗精神是用肉体的消亡为代价来表现的，因而更显珍贵。
故事中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更为激烈充分的是结尾。求合葬触怒康王，他对死人也不放过，让他们生不能在一起，死后也只能咫尺相望。但夫妇二人的真情感动天地。冲破康王的阻挠，变为根交枝错的巨树，化作交颈相鸣的鸳鸯，也要继续他们的恋情，顽强地反抗着康王的凶残。这比《孔雀东南飞》的结尾更有力量，更感人至深。“相思树”和“鸳鸯鸟”也成了他们不可分离的爱情和强烈反抗精神的象征。
另外，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相当成功的。宋康王在历史上就是个昏庸残暴的君王。《史记·宋微子世家》中称其“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对这一人物，文中用夺人妻、害人夫和合葬作梗几个情节使其残暴昏庸的丑态跃然纸上。
何氏不仅貌美，且忠于爱情。被迫进宫后即准备以死殉情，把死当成反抗昏君的手段，她的反抗虽然曲折艰难，却坚决而机智，更突出了她“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美好品格。正如相传为何氏所作的《乌鹊歌》中所唱的：“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是庶人，不乐康王。”
身遭不幸的东海孝妇
被人称为“元人第一”的关汉卿，其代表作是《窦娥冤》。剧中的主要情节明显受到了干宝《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直接影响。
据有关史传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关孝妇的故事出现较早也较多。《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庶女叫天”的记载，后高诱为之注云：“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婆婆）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这就是对孝妇故事影响较大较早的齐寡妇传说。高诱作注之前，刘向《说苑·事类赋注》卷二亦引其佚文，情节较高注简单。二者重在写妇之孝，基本情节相同。
《说苑》卷五又载“东海孝妇”事，《汉书·于定国传》也记有此事。但这时的孝妇故事已有变化，增加了内容，更主要的是借孝妇事突出于公形象。于公乃汉宣帝廷尉于定国之父，《汉书·于定国传》云：“其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决（断）狱半。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为之生立祠。”可见这时孝妇故事已让位给公案故事而成为次要内容。
另外，宋王韶之《孝子传》又记有周青传说，孝妇已有名姓，大致情节与齐寡妇传说基本相同，只是结尾变雷电击台为热血逆流。可见，宋以前类似传说已颇为流行。
干宝的《东海孝妇》显然是在这些故事传说的影响下，综合众多的情节而创作完战的。他成了孝妇故事的集大成者。至此，孝妇故事已基本成为一种故事类型，情节较为整齐详细。
故事讲的是：汉代东海郡有一寡妇名周青，奉养婆婆十分孝顺。婆婆说：
“你养我很辛苦，我年事已高，死不足惜，何必再连累你呢？”于是悬梁自尽。
她女儿认为是周青杀了婆婆，告了官。官府拘捕了周青，周青受不了酷刑折磨，被迫认罪。当时的狱吏于公执法刚正严明，他说：“这个媳妇养姑十余年，因孝而得名，必不杀母。”太守定案时，没采纳于公的意见，于公争辩无效，哭着离开了官府。
周青被杀以后，东海连续三年大旱。后任太守到任，于公说：“前任太守杀了一个孝妇，才有今日之旱。”太守立即亲自去祭奠孝妇，并在她的墓上设立标志以示表彰。于是天立雨，岁大熟。
据当地的老人传说：周青将被杀时，请求在车上插立十丈长的竹竿，上悬五色旗。当众发誓：“如果周青有罪，情愿被杀，血向下流；如果死得冤枉，血则逆流。”行刑后，她的血呈青黄色，沿竹竿上流至顶，又顺旗流下。
这就是孝妇故事的基本情节。尽管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工创作，但作为一种故事类型，读者在欣赏时却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图式结构，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既可以因人而异，也可以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有意义的，也是合理的。从对干宝的“孝妇故事”的解析中，至少可以解读出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孝妇之冤；二是于公为官之正；三是当世吏治之昏。故事本身就像一个信息源，其中蕴藏着无比丰富的信息供人们解读。对它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如何，它的主要内容仍在写孝妇，从这一角度讲，这篇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相当完美的。
首先，孝妇故事的生成有着丰富的生活基础。《汉书·于定国传》中，于公实有其人，他为之昭雪的孝妇事亦当实有之。《后汉书·循吏·孟尝传》又记有上虞寡妇事，情节与“东海孝妇”基本相同，且记有孟尝引述于公为孝妇昭雪鸣冤一事，二者互相参证。《晋书·列女传》的陕妇人事与上虞寡妇事均见于正史，当实有其事。事虽有别，但孝顺和冤屈的情节基本相同。封建制度下崇尚吏治，人群划分等级，法制不健全。官吏执法只能靠道德自律，没有外在力量的约束。因此，人很难不以情代法，主观武断，所以社会中冤情必多。汉代武帝时即崇尚吏治，《史记》中有循吏和酷吏两种，且酷吏极多。晋代世族门阀制度等级森严，下层人民该有多少不平和冤情可想而知。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也是社会乱离，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的历史时期。所以从孝妇冤情故事盛传的几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中可见，孝妇故事只不过是大量存在于生活中的冤情事实的一种，相对而言更为典型，是生活现象的集中反映。
其次，故事中先写妇人之孝，后写妇人之死，这一笔法很有特色。如只写其冤死则流于平淡无奇。文中简写其孝，用孝以衬其冤，孝与冤死对比，孝妇愈孝，则其死之冤愈鲜明突出。文中最后又写了孝妇死后热血逆流，大旱三年。这一浪漫主义结尾被关汉卿所继承并发挥，除保留原有的浪漫情节外，还增加了冤魂诉冤复仇的新情节。对孝妇故事类型作了重大发展。孝妇枉死，天地才有奇变，天地及事物违反常规的变化是因孝妇死引起的，这才更显示出孝妇之冤之奇，所以，这一浪漫的情节，正是故事本身最具艺术性的地方。
总也抹不去的幸福
王安丰（王戎）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这是记述西晋吏部尚书王戎夫妇间的一个小故事。王戎劝妻子不要称他“卿”，因为这种称呼很随便，夫妻间一般不宜使用。而他妻子却说，我是因为爱你，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为“卿”，还有谁更有资格称你“卿”呢？
“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寥寥数语，便将其热烈、大胆的感情表现出来了。王戎无奈，只好任凭她叫去了。王戎妻的热情奔放，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也称得上开放派了。
夫妻间可谓无话不说，因而，录其一语，便足以表现出妇女最细腻的情感。
如《排调》记丹阳尹王浑夫妇间事。王浑与妻子钟氏一起坐在庭院里，见儿子王武子走过，王浑高兴地对妻子说：“生个这样的儿子，足以令人欣慰了。”妻子笑着说道：“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意思是说：“假如我能婚配参军（王浑的弟弟王伦）的话，生的儿子本来可以不止这样呢！”妻子对丈夫的夸奖在内心里是十分甜蜜的，然而嘴上却不说，反说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呢。话中似有责备丈夫的意思，实则表达了对丈夫的满意和亲切之情。
夫妻之间的爱情生活是甜美的。然而，面临爱情、婚姻的选择，女性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假谲》第九则中刘氏母女二人，因战乱而流落江南温峤（曾任东晋司马）处。刘氏托温峤给女儿找个女婿，温峤因见其女“甚有姿惠”，自己又丧妻已久，便有意给自己定亲。他回话说已找到了一户人家，门第、名声都不比自己差，并送上一玉镜台作聘礼。至拜堂后，新娘用手拨开纱扇，拍手大笑说：“我固疑是老仆，果如所卜。”一句话便写出了刘氏女对这桩婚姻的满意和喜悦之情。在战乱年代，找一个安定的依靠是极不容易的，更何况找一个像温峤这样有名望、有地位且人品极高的丈夫呢？又如东晋士族诸葛恢的大女儿，曾是太尉庾亮的儿媳。新寡后，其父答应将她嫁给江玄思，她却不从，但最终经不住江郎的追求，默然相许了。《尤悔》第二则中的颜氏女则是自认为婚姻不幸福，却又因丹阳尹王浑家门第高贵而不敢离婚。《惑溺》第五则中女主人公贾充（曾任三国魏尚书仆射）女更是一个大胆追求所爱的女性，甚至与韩寿（官至河南尹）偷情。其文曰：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责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这个故事是以真挚爱情的最终胜利为结局的。作为父亲的贾充无可奈何，只好秘而不宣，将女儿许配给韩寿，以了结这段私情。故事的大致情节与后来《西厢记》颇有些相似，只是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却初步具有了小说的雏形。文字简洁生动，且富表现力。与此篇相映的，是《贤媛》第十八则中的西晋时庶族女子络绣，为了增光自家门第，而甘愿做妾，嫁给了士族出身的安东将军周浚。女主人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反映出了魏晋时期庶族阶层对较高门第的倾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