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者被安南国扣留。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这一次蒙古人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想的战略目的。兀良合台占领了安南京城升龙（今河内），9天后撤回。忽必烈即位后，封安南国主为“安南国王”，允其三年一贡，并派驻达鲁花赤。1267年和1277年，忽必烈两次遣使安南，以国君亲朝、质子、上户籍、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六事责成。
但由于忽必烈不断地对外扩张，繁重的赋税与军役激起了安南人的反抗。
1284年，忽必烈遣军借道安南侵略占城，并要求安南提供军饷，被安南拒绝，于是元军对安南再次用兵。结果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环境，死伤众多，狼狈败回。
1287年，忽必烈再发大军征讨安南。依旧陷入安南的游击战和雨季的泥沼中，仍以失败告终。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从物质资源上看，安南都不具备与元朝抗衡的能力。安南能在两次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东南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对元人不利，以及元军将领在战争中指挥失当。安南王陈日炬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所以不想再起战端。他第二次击败元军后，立即派使者前往元朝，归还了所有俘虏，并进金人代替自己赎罪。可忽必烈不甘心失败，打算在1293年再次出兵安南。1294年忽必烈逝世，成宗铁穆耳即位后采取“守成”政策，停止了征讨安南，战争才算告一段落。
占城国在安南的南边，1280年占城国国主就派遣使者到元廷称臣纳贡了。
1281年，忽必烈封占城国国主为“占城国王”，同时在占城设占城行省，以作为对外扩张的据点。而在1283年底，忽必烈以占城扣留元朝出使海外的使者、“既降复叛”为理由，派兵对占城进行讨伐。但由于安南拒绝借道的原因，1284年征占城的元军奉命北攻安南，讨伐占城的战役就此结束。元成宗后，安南王遣使与元朝通好，占城也多次进贡方物，所以，东南亚局势基本稳定。
元代时，安南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安南国内儒学兴起，儒士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在这一时期，安南也开始崇信佛教，元代杂剧也传入安南，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朝与各汗国及欧洲诸国的关系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期，各大汗国政见不合，致使元朝丧失了对他们的实际控制能力。在蒙古各汗国中，元朝与远在西亚的伊利汗间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与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就不那么乐观了。
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继承窝阔台汗国后，一直觊觎大汗的正统地位。察合台汗国与海都结盟后，不时对忽必烈控制的地盘发动侵扰，与元朝进行了长达40年的战争，成为忽必烈及其后人在中亚的主要对手。1301年，海都病死，窝阔台汗国出现内乱。1303年，察合台汗都哇与窝阔台汗察八儿汗向元朝求和，承认元朝的宗主国地位，于是订约言和。
在这以后，元朝与察合台汗都哇联合击败了窝阔台汗察八儿，兼并了窝阔台汗国的大部分领地，灭亡了窝阔台汗国。察八儿于1310年降元，元仁宗封他为汝宁王，又将两汗国的归降部落安置在了金山以南，元朝大军则驻守在金山北面，监视察合台汗国的同时维持着友好关系。察合台汗国后期大权旁落，各地贵族裂地自据。1349年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中间仅有过短暂的统一，从此逐渐没落。
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亲弟弟，所以和元朝的关系亦最紧密。
“伊利”这一名称是忽必烈所封，意思是“辅臣”，由此可见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旭烈兀以后历代伊利汗的即位，都要得到元朝皇帝的册封才算合法。伊利汗颁布的公文，也都使用大汗颁赐的汉文印玺，把大汗（元朝皇帝）列在前面，表示尊崇。同时，伊利汗本人在中国汉地也拥有大量的属民和封户。伊利汗国部分官吏的俸禄也由元朝提供。终元一代，伊利汗廷与元廷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不绝于书。
这种密切的政治关系，为元代中国与伊朗及阿拉伯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是通过旭烈兀的西征将中国人的火药武器，通过波斯、阿拉伯等国家传入了欧洲。旭烈兀在西征过程中还带去了许多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如屠密迟在伊朗天文学家纳速剌丁途昔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就曾向他传授过中国的天文推步术。伊利汗国的丞相拉施都丁还在奉命编纂《史集》的过程中也向中国天文学者请教了东方的天文历法。总之，伊利汗国在东西方文化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名家回眸
13世纪蒙古势力的兴起与对外扩张，扫清了欧亚大陆广袤地域众多国家的此疆彼界，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作为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除与西北藩各兀鲁思保持着密切交往外，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往来也很频繁。陆路交通的畅通，航海技术的发达，使元朝在对外方面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不论是所达区域，还是交流规模，都堪称历史上极盛的时期。
元朝的商业与交通
元朝商业
四分五裂的中国在元朝时得到了空前的大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元代的商业也很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
元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商业也得到了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部分金、银、铜、铁、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766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1277年（至元十四年），元开始在各口岸设立市舶司经营海外贸易。市舶司初建时，仍遁南宋旧制治事，其间奸弊丛生。市舶官吏贪赃枉法，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市舶收入。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政府着手制定市舶法则，1293年颁布“整治市舶勾当”。延佑元年（1314），又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二十二条。市舶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包括办理船舶出入港的手续、舶货的检验收存、舶货的抽分和纳税等等。市舶司由行省管辖、每司设提举两人。征收舶税和市舶抽分时，往往有行省高级官员前往督察。元朝政府原定市舶抽分额为舶货精品十中取一，一般舶货十五取一，后在抽分之外又规定了三十取一的舶税。
1314年（延佑元年），元朝政府提高抽分额，精品十中取二，一般舶货十五取二。市舶抽分和征收舶税，成为元朝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因市舶法则较严密，抽分征税苛刻，所以舶商“漏舶”（不按规定交纳抽分和舶税）之弊十分严重，元朝政府曾一度禁止民间市舶，改为官府出资造船，以期垄断海外贸易，所得利润官府取七成，经办人取三成。但这种方法未能奏效，只好取消市舶之禁。
当时与中国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数以百计，进口的舶货种类繁多。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商品则主要是纺织品、陶瓷器等日常生活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