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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感受现在在欧洲是同样精细的、迟缓的、多方面的、敏感的、精致的，从属于此的"道德的科学"还是年轻的、刚起步的、笨拙的、手指般粗糙的--一个吸引人的对立，这对立有时在道德家本身的人物身上成为可见的和具体的。确实，"道德的科学"这个名称，就用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东西而论，是太傲慢自大了，并且违背了良好的趣味--后者通常对于较谦虚的名称总是一个预先的趣味。人们应该以一切的严格性来承认。在这里什么东西在长时间内还是亟需的，什么东西惟一地是适合当前的，即收集材料，概念的把握，并对那些生活着、生长着、繁殖着和在毁灭的软弱的价值感和价值区分之巨大的领域作出整理，而且，也许还要做这样一些尝试，即，把这生活着的结晶的重复的和较经常的形态生动地显示出来--作为道德的类型学说的准备。确实，人们迄今不是如此谦虚。哲学家们以一种生硬的引人发笑的严肃性，要求一旦他们从事于作为科学的道德时从自己那里得到某种更高得多的东西、更苛求的东西、更庄严的东西。他们想建立道德，而且每位哲学家迄今都相信已经建立了道德，但是，道德本身曾被看作"被给予的"。那个不显眼地微不足道的并且在灰尘和腐烂物中保持着的描述性的任务与他们的愚蠢的自豪相去何其远也，虽然对它来说几乎没有最精细的手和感官可以是足够精细的!恰恰是由于道德哲学家们对道德的事实只有不完全的了解，在一个任意的梗概中或者作为偶然的缩写。例如，作为他们的周围的人的道德，他们的等级的道德，他们的教会的道德，他们的时代精神的道德，他们的气候和地带的道德--恰恰是由于他们在民族、时代、往昔方面的了解甚差，甚至很少有求知欲，他们完全没有看到真正的道德问题--这些真正的道德问题只在比较许多道德时才出现。在一切迄今的"道德的科学"中--尽管让人觉得如此奇特--还缺乏道德本身的问题，缺乏这样的猜疑：在这里有某种成问题的东西。哲学家们称之为"道德的建立"并且从自己那里所要求的东西，恰当地看，只是对流行的道德的好的信仰的一个学术的形式，它的表达的一个新的手段。因此，在一种一定的道德的范围内的事实情况本身，甚至归根到底是一种否认，即否认这道德作为问题可以被把握住--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恰恰这个信仰的检验、分析、怀疑、活体解剖的对立物。例如，让人们以几乎值得尊敬的无辜还听一下叔本华所提出的他自己的任务，并且对一种"科学"的科学性作出人们自己的结论--这种"科学"的最后的大师还像孩子和年老的小女人在说话--他说。"原则，原理，对其内容一切伦理学家实际上是意见一致的；neminemlaede，immoomnes，quantumpotes，juva(你不要伤害人，相反尽可能地帮助所有的人)--这实际上是一切伦理的教师要努力加以论证的命题……伦理学的真正的基础，人们自几千年来把这基础当作智者们的石头一样在寻找。"(《道德的基本问题》，第136页)对所引用的命题加以论证的那种困难确实是很大的，众所周知，连叔本华派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成功；而且，谁一度根本上同样感受到，在一个其实质是权力意志的世界中，这个命题是多么荒唐错误和易动情感的，谁就会让自己回忆起叔本华，虽然是悲观主义者，实际上--在吹笛……每天在饭后，人们在这方面读一下他的传记。而且顺带地要问：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对上帝和世界加以否认的人，在道德面前停住了--他对道德表示肯定，并且对laede-neminem(你不要伤害人)道德在吹笛，怎么回事?这实际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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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这样一些主张如"在我们中有一个绝对的(kategorisch)命令"的价值，人们总还会问：这样一个主张对主张这一点的人说出了什么?有一些道德，它们应该在别人面前为它们的创立者作辩护；其他的一些道德应该对他加以安抚，并且使他对自己有满意的情绪；以其他的道德，他想走向十字架，并且忍辱负重；以其他的道德，他想进行报复，用其他的道德他想躲藏自身，他用其他的道德想使自己焕发光彩，并想置身于高而远的东西；这道德帮助它的创立者忘掉那道德，忘掉自己或自己的某种东西；有些道德家想在人类那里实施权力和创造性的情绪；有些其他人，也许恰恰还有康德。以他的道德使人去理解："在我这里是可尊敬的那种东西就是我能够服从--而且你们那里的情况不应该不同于我这里的情况!"--一言以蔽之，许多道德也只是感情的符号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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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由放任相反，任何道德是对"本性"，也对"理性"的一种专制。但是，这还不是对它的抗议，人们毕竟本身又要从某一道德出发来宣布，一切种类的专制和非理性是不容许的。在任何道德中基本的东西和不可评估的东西是：道德是一种长久的强制。为了理解斯多葛主义、波尔特·洛雅尔或清教主义，人们还会记得一种强制，在此强制下，迄今任何的语言达到了强大和自由--格律的强制的强大和自由，韵和节律的专制的强大和自由。在任何民族中诗人们和雄辩家们给自己造成了多少困境!今天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耳朵中寓居着不讲情面的良心--"为了愚笨的缘故"，像功利主义的笨蛋所说的，他们因而自以为聪明--"出自屈从于专断的法则"，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他们因而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自由精神的。但是，奇特的事实情况是：在自由、精雅、勇敢、跳舞、熟练的安全等方面在人世间现有的或曾有的一切东西，无论其观点在思想本身中，或在统治中，或在演说中和劝说中，在艺术中，也像在伦理行为中，都是仅借助于"这些专断的法则的专制"才得到发展的；而且，从一切严肃性来说，下述的可能性是并不微小的，即，恰恰这是"本性"和"本性的"--而且并非那个自由放任!任何的艺术家都知道他的"最本性的"状况与听任其便(sichgehenlassen)的感情是有多远的距离，在"灵感"的时刻中的自由的整理、设置、支配、形成--他恰恰在这里多么严格和细致地服从千百种的法则，这些法则恰恰基于它们的严厉和规定性而不顾通过概念所作的一切阐述。(连最坚固的概念，与之相比，也有某种漂浮的东西、多重的东西、含糊的东西。)看来，"在天上和人世间"的基本的东西--再说一遍--就是：长期地并且在一个方向上被服从；在同时，在现在和过去持续地总有某种东西产生出来，为此就值得在人世间生活，例如德行、艺术、音乐、跳舞、理性、精神类的东西--某一种使人焕发光辉的东西、精致巧妙的东西、奇妙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精神的长期的不自由，在思想的交流中带有猜疑的强制，思想家使自己担负的培育工作，都意味着在教会的和宫廷的准则内或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下思考；长期的精神的意志对一切发生的东西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还在任何偶然事件中重新发现和辩护基督教的上帝--所有这些粗暴的东西、专断的东西、严酷的东西、令人战栗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把自身作为手段使出来，通过这手段，就为欧洲的精神培植出它的强大、它的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细微的运动过程；还要承认的是，在这同时，也无可弥补地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定多有扼杀、窒息和败坏(因为在这里像在各处一样，那个本来的"本性"显示在它的完全的挥霍的和冷漠的伟大中，此伟大是愤怒的，但又是高贵的)。至于几千年之久欧洲的思想家们只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思考--而今天则相反，"想证明某种东西"的任何思想家对我们来说是可疑的--至于在他们看来，那种作为他们的最严格的思考的结果应该产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像从前在亚洲的占星学或像今天还在基督教的无害的道德上解释个人的最接近的事件"为了尊敬上帝"和"为了拯救灵魂"，总是已经确定了：这种专制，这种专断，这种严格的和伟大的愚蠢，已教育出精神；看来，在较粗的和较细的理解中，奴隶状况是精神的培育和培养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人们可以对任何道德如此地去看：其中的"本性"教导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制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的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观点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条件。"你应该长久地服从某一个人，否则你就灭亡，并且丧失对你本人的最后的尊敬。"--这在我看来是道德本性的命令，此命令肯定既非"绝对的"(kategorisch)，像年老的康德向它所要求的(因此"否则")，也非向着个别的人，(个别的人对本性有何重要性!)但向着民族、种族、时代、等级。但首先向着全部动物"人"，向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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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的种族把忍受懒惰看作巨大的痛苦，英国的本能的杰作在于星期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神圣化的活动和感到厌倦(langweiligen)，以至于英国人又不知不觉地渴望他的工作日--作为一种聪明地发明的、聪明地插入的斋戒，像类似地也在古代世界中充分地可以觉察到的那样(虽然在南方民族中是适度的，并非恰恰就工作而论)。必定有多种的斋戒：而且凡强大的欲望和习惯风行之处，立法者必须关心于插进闰日，在闰日中这种欲望受到束缚，并且又一次学习节食。从一个更高的位置出发来看，全部的世代和时代在附带着某一种道德的狂热性而出现时表现为这样的插进去的强制和斋戒的时期，在此时期内，一个欲望学习屈服并且跪倒，但也学习自身得到纯洁和增强。一些个别的哲学派别(例如斯多葛派在古希腊文化和它的用阿芙罗狄蒂的芳香过分充实起来的和淫荡地生成的气氛之中)允许如此的解释。--这样，也对说明那个怪论作出了暗示：为什么恰恰在欧洲的基督教的盛极时期并且一般地仅在基督教的价值判断的压迫下性的欲望升华达到爱(anlour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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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它并不真正属于柏拉图，而只出现在他的哲学中，人们大概可以说，尽管有柏拉图，即苏格拉底主义，对后者来说，他实际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造成损害，因此一切坏的东西是非自愿地发生的。因为坏的人给自己带来损害，如果他知道坏的东西是坏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因而，坏的人仅出于一个错误是坏的；如果人们把他从错误中解脱出来，那么，人们必然把他变成--好的。"--用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有乱民的味道，乱民在坏的行动中只看到讨厌的后果，并且在实际上判断说"采取坏的行动，这是愚蠢的"。他把"好的"与"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直接地看作同一的。人们可以在道德的任何功利主义那里从一开始就猜到这个相同的起源，并且追踪鼻子；人们将很少走迷途。--柏拉图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把某种精细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在解释时加入到他的教师的命题中，首先把他自身也加入进去--他，一切解释者中的最大胆的解释者，把整个苏格拉底只当作一个通俗的题目和一首民歌从胡同中搬出来，以便把他改变成无限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即改变成他自己的一切假面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开玩笑地说，并且用荷马的语言来说，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在两个柏拉图之间有一只母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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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信仰"和"知识"的--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关本能和理性的旧的神学问题--因此，这样的问题：就事物的价值评价而论，本能是否比理性应得到更多的权威(这里所提到的理性想知道按照理由、按照一个"为什么"、按照适当和有用性进行评价和行动)?--这总还是那个旧的道德问题，就像它首先在苏格拉底的人物中出现，并且在基督教之前长期地已经分裂了精神。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以他的才能的趣味--一位优秀的辩证法家的趣味--首先置身于理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除了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的笨拙的无能(这些雅典人是本能的人，像所有高贵的人一样，并且决不能对他们的行动的理由给予满意的答复)，苏格拉底在他的长期生活中做了什么?但在最后，他偷偷地和秘密地也嘲笑自己：他在自身那里，在他的更精细的良心和自我质问面前，找到了相同的困难和无能。但是，他为何劝说自己从本能中摆脱出来!人们必须正当地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遵循本能，但是必须劝说理性用好的理由去促进本能。这是那位伟大的神秘的讽刺家的实际上的谬误，他把他的良心带到这样的地步，即他满足于一种自我蒙骗：他在根本上看透了在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在这类事物中更无辜的并且没有市民的机灵狡猾，花费了一切力量--花费了迄今一位哲学家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想对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自动地走向一个目标，走向善，走向"神"；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神学家和哲学家在相同的道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事物中，本能，或像基督教徒所称呼的，"信仰"，或像我所称呼的，"群居"，迄今获得了胜利。人们本该把笛卡尔排除在外，这位理性主义之父(因此革命之祖父)，他承认单单理性才有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是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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