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第一所大学，就是佛教！佛陀是佛教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祇园精舍、竹林讲堂都是印度南北大学的根据地。当时有基本学生一千二百五十人，并有旁听生八万四千人等，杰出的教授有舍利弗、目犍连、维摩、胜鬘等。
佛教到了中国，八大宗派的开山祖师，都是佛教大学的校长，他们集众讲学、著书立说，欹欤盛哉！
前言
教育是人类传递经验和开展文明的方法，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教育便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席狄洛（Jacques Delors）所说：“教育，是人类共同的成长基础，教育方向正确，人类的真、善、美资质就得以发扬提升，世界的和谐进步就易于达成。”教育的重要，由此可见。
谈到教育，根据古籍记载，中国虽然远自周朝以前，就有“成均”、“庠”、“序”、“学”、“瞽宗”等学校的萌芽，但这些“官学”都只是提供少数贵族子弟学习礼乐、射御，乃至为了集会而设，缺乏普及性，并没有真正发挥全民教育的功能。直到春秋时代，孔子喊出“有教无类”，才开始有了私校的兴起。
孔子虽然开启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但也只是维持到四百多年后的秦朝，由于秦始皇（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他为了遂行其独裁统治的手段，不但颁发“禁私学”令，甚而发生“焚书”、“坑儒”事件，对中国文化造成严重的摧残。直到汉朝，因为武帝“独尊儒术”，官学和私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这才真正有了略具规模的学校制度，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初基。但是严格说来，真正能代表中国特有的教育组织，则又要等到数百年后，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朝的“书院”最具特色。
提到书院，便让人联想到朱熹，联想到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乃至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等，这些名重一时的书院，不但为宋朝开启了私人自由讲学的风气，也奠定了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可惜，书院历经元朝的“严格控制”与明朝的“四度禁毁”，到了清朝，又沦为科举制度下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此书院精神尽失，以致渐为新式学堂所取代，终至成为历史陈迹。
现在的一些学者，谈到学校教育，都是站在儒家立场研究书院，而今这些书院何在？反观佛教，远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度化了最初的五比丘后，即令其分头至各地弘法，教化民众；直到今日，只有佛教以寺院为基地，寺院就是学校，寺院古今皆有，所以佛教能深植人心，遍布寰宇。
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所谓“人成即佛成”，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又说“诸供养中，法供养第一”，透过佛教义理的弘扬，帮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认识世间的实相、掌握人生的方向、圆满生命的意义，这种人本的生命教育，是源自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多年来，师徒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即使佛教传到中国，八大宗派丛林的兴起，也可以说就是大学的学校教育。因此，若要说起佛教的教育，比之于儒家，其实佛教更具有组织系统与一贯性。
佛陀在住世八十年当中，他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乃至无言的身教，不但是今日教育的典范，其实也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育史，举凡世间一切的知识、德性、思想、技能，都可总摄于佛陀的教育范围之内。本文将透过探讨“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略述佛教本具的教育功能，及其所做的具体贡献。
一、佛教大学最初缘起
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就是佛教！如前所说，佛教本身就是一部教育史，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根据《大方广十轮经》说：佛陀降诞于世，目的就是为了“广度众生”、“示教利喜”；也就是对邪见颠倒的众生，示其善与不善，教其舍恶行善，令其获得利益，成就其欢喜行。
佛陀本此初衷，在说法四十九年当中，讲经三百余会，他以整个印度为教学园区，一会儿在北方的舍卫国说法，一下子又到南方的摩揭陀国教化；有时他以皇宫为教室，有时以乡村为学园，有时则带领学生到处旅行参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说在佛陀时代早已作了良好的示范。
佛陀也经常在固定的学院内讲学，如设于中印度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与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便是佛陀经常驻锡宣化的地方。其中祇园精舍有讲堂七十二间，可见广建讲堂本为佛陀所倡导，后世则直接指称寺院为讲堂，讲堂犹如今之教室。现在的大学有时除了校本部之外，另外设有城区分校等；佛陀时代的竹林精舍分校、祇园精舍分校、大林精舍分校、鹿母讲堂分校、鹿野苑分校、灵鸠山分校等，其实也具是大学的规模了。
佛陀在往返印度南北的大学上课时，随从的基本学生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各经典都有“千二百五十人聚”的记载），旁听生则就不只成千上万人了，如灵山会上就有百万人天之多（《法华经》），真是欹欤盛哉！
佛陀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和现在的大学教授兼校长一样，现在的正教授手下都有数名助教协助教学。佛陀时代，他自己领导了一批优秀的教职员干部，所谓十大弟子、十八罗汉、千二百五十名常随众等，当中如舍利弗、目犍连、富楼那、大迦叶、阿难、宾头卢跋罗堕、跋陀罗等，都是一时之选。只是当时的佛教还没有广为一般人所熟知，所以学者们只有遵从佛陀的指示，分布到各地方去做个别的教学。尤其佛教的大阿罗汉、教授们，他们不重视名闻利养，所以很少标榜自己。但是他们的著作之多，如《阿难为蛊道女说经》、《阿难四事经》、《阿难七梦经》、《阿那律八念经》、《迦叶本经》、《鸯掘摩罗经》、《迦旃延说法没尽经》等，在初期的佛教里甚为可观。
佛陀的教育，首重言行举止品德的修养，是为“法治学”（戒学）；次重身心的调御，名为“生命学”（定学）；进而重视真如自性的开发，即为“论理学”（慧学）。
从“三学”演绎开来，佛陀又开设了许多的学科，例如在伦理法治方面，他定了许多的规章、制度、戒律，成为行为的学科。在组织管理学方面，僧团的“六和敬”就是最佳的示范。在天文学方面，一部《经律异相》堪称佛教的百科全书，对宇宙虚空小如微尘、大如星球，乃至无量世界都有详细的论述。佛教以“缘起性空”诠释宇宙万有的关系，对物质的认识提供最究竟的看法，尤以《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更是印证近代物理学家的理论。
佛教讲到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讲到空间，有此方、他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未来学，甚至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不都是外星人吗？佛教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佛教的“十二因缘”，说明人生三世的关系，这不就是生死学吗？佛教的“四圣谛”，说明宇宙人生的关联，这不就是人生哲学吗？佛教有关医学方面的经典，多不胜数，如《佛医经》、《医喻经》，乃至《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等；甚至“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早在几世纪之前佛教就已经有了科学的发现，比起现在的科学，佛教可以说更为先进。
佛教的名相繁多，所以佛教的名词学也是一大特色。佛教的名相与称谓有关的，如丛林四十八单职事中，管理藏经者称“藏主”，管理寺地田产者称“庄主”，管理库房者称“库头”，负责煮饭、烧水、种菜、管理园圃者，分别称为“饭头”、“水头”、“菜头”、“园头”，甚至连打扫厕所也称“净头”。佛教的职称非“主”即“头”，可见佛教对僧众人格的尊重。佛教讲“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如法合宜的称呼，其实也是学佛行仪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课。
佛陀教学的教材非常灵活，他善于引用本生故事、譬喻、因缘等“十二分教”，以及“四摄法”、“四悉檀”等法门，他尤其善于“应病与药”、“观机逗教”。例如：佛陀说长者法，即举出“长者十德”；说儿童法，则提出“四小不可轻”；说朋友法，则说明“友有四品”；说夫妻法，则譬喻“夫妻如共命鸟”。佛陀在《善生经》、《优婆塞戒经》等诸经典中，对于亲子之道、主仆之道，都有很好的教示。
佛陀对商人，则说经营之道；对农夫，则说耕种之道；对政治家，则说治国之道。佛陀在农业学校、工业学校、政治学校等综合大学里，为万千学子开设万千法门。甚至对于愚笨的周利槃陀伽，则教以“拂尘扫垢”；对于琴师出身的二百亿耳，则譬喻“修行如弹琴”；对于失去爱子的妇人，则以“吉祥草”善巧度化她……佛陀为世间编制了多少人生的教材，佛教不正像是一所社会大学，甚至是一所人生大学吗？
佛陀不但善于教化众生，而且提倡“自我教育”，如《阿含经》说：“自依止，法依止，莫异依止。”建立自我信心。佛陀重视心性的调伏，譬若良马见鞭影而驰，但凶狠不驯的野马就必须经过调伏，调伏就是一种教育，因此《金刚经》一开始便指出“降伏其心”之道。可见佛教的教育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是一种自觉、自悟的教育，而不是像现在一般的教育，都是填鸭式的；如果佛教这种自觉、自悟的自我教育，也能用之于今日的大学，必然是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必定有重大的贡献。
佛陀一生说法不辍，及至涅槃以后，弟子将佛陀所说的经典，经过第一次的五百结集，第二次的毗舍离结集，乃至第三次、第四次结集后，千万卷的经律论因此产生。经典结集，其实就是集体审订教材。中国儒家孔孟讲学，最后只有几位弟子为老师结集出“四书”、“五经”等为数不多的几本著作，作为后世的教材。甚至“有教无类”的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但是终其一生，也只有以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并且在三千弟子当中，精通六艺者，也只有七十二人留名青史。乃至世界四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也只有新、旧约传世，对于宇宙人生的人间百种学科，并没有多大的贡献。相较之下，佛陀一生讲学的教材之广泛丰富，可以说历朝历代的圣者，无人能出其右。
由于佛教有了佛陀这么一位伟大的人天师范，以及为数可观的藏经为教材，因此佛教不一定和世间学校一样，刻板的以同等学历评定一年级、二年级，乃至开办小学、中学、大学等学校。在佛教的观念里，最早就是开设藏经楼，藏经楼就是存放经书的图书馆。我们知道，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就看他的藏书多少，所以过去佛教的藏经楼就是学术中心。
往昔的寺院虽然分设有四十八单职事，人人各有所职，但是每个人都要到藏经楼里研究。藏经楼里面的藏书，除了三藏十二部经外，也把东西方的学说结合在藏经楼中，譬如中国的诸子百家、四书五经，都能共存，所以藏经楼中的藏书之丰富，非一般图书馆能比。
寺院的藏经楼也不只是供给寺院僧侣研究，社会上的一般学子，如古代的范仲淹、吕蒙正、王阳明、曾巩、刘勰、昭明太子，乃至现代的梁漱溟、赵朴初等，可以说都是佛教藏经楼大学毕业。所以，佛教历代以来一直不断地替国家造就了无数的人才，这是鲜为一般人所关注的事实。
总之，寺院不仅是信仰的中心，也是弘扬教义的大、中、小学，具有多种教育功能。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佛教到处的大小寺院，均可视之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佛法僧三宝，佛就是校长，法就是教科书，僧就是学生。而佛教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毋庸置疑的，非释迦牟尼佛莫属。
综观以上所说，佛教在世间的流传，早就具有人间大学的功能，甚至直到今日，丛林寺院也都具备有大学的规模。回想民初一些偏激之士，竟有人喊出要把寺院改为学校，侵夺佛门所有，可见学术界一直忽视佛教对教育的贡献，令人思之，不胜感慨唏之。
二、那烂陀大学的成就
承袭佛陀的教育理念，佛教真正具有规模的第一所大学，是佛入灭未久所创办的那烂陀大学，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佛教第一所大学。
那烂陀大学坐落于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即今拉查基尔（Rajgir）北方约十一公里处的巴达加欧（Baragaon）。校地原为庵摩罗园，后由五百商人以十亿金钱购买，献给佛陀。佛陀曾经在此说法三个月，因此附近保有如来三月说法的精舍、发爪塔、雀离浮图、观自在菩萨之立像及精舍等灵迹。
有关那烂陀大学建校的由来及其沿革，根据《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佛涅槃后未久，此国先王铄迦罗阿逸多，敬重一乘，遵崇三宝；式占福地，建此伽蓝。”这里所说的铄迦罗阿逸多，也就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国王，意译为帝日。此王在佛入灭后，因怀念佛陀，特兴建那烂陀寺（也就是那烂陀大学的前身），以解思慕之情。帝日王崩逝后，经过觉护王、如来王、幻日王、金刚王，以及另一位中印的国王，前后六王相继扩建增筑，全寺分八大院，是古印度规模最为宏伟的佛教寺院大学，以及佛教最高的学府。全盛时期，大学内建有一座大型图书馆，藏书高达九百万卷之多，学生达万人之众，他们分别修学大乘及小乘十八部、吠陀、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称得上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综合性大学。
那烂陀大学不但学术气氛浓厚，而且道风高峻，为五印度的僧俗学人所钦仰。其创校历史比耶稣出生更早，中国大乘八宗所共祖的龙树菩萨曾经在此担任过校长。龙树菩萨一生除了大力弘扬正法以外，又广造大乘经典之注释，树立大乘教学之体系，使大乘般若性空学说传布全印度。他的著述十分丰富，如：《大智度论》、《中论颂》、《十二门论》、《空七十论》、《回诤论》、《六十颂如理论》、《大乘破有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劝诫王颂》等，造论之多，世所罕见，故有“千部论师”的美誉。后世基于其所著《中论》，宣扬空观的学派，称为中观学派，并尊为中观学派之祖；亦被尊为禅宗付法藏第十三祖。其思想是西藏佛学的重要支流，是中国三论宗的义理支柱，也是天台宗的重要思想根源。其他各宗学说源于龙树思想者亦多，故被尊为“八宗之祖”。
龙树菩萨自己也曾受教于那烂陀大学，后来在校长任内值逢恒河泛滥，于是亲自在恒河两岸设计及建筑堤岸，使人民免遭水难。他也曾经开辟运河，直通埃而斯瓦蓝，打开了远近各国的贸易往来，可见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
那烂陀大学最兴盛的时期，每日讲席不下百多处，博学高才之士济济一堂。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大师曾经留学于此，亲近戒贤论师，戒贤论师也就是那烂陀大学的校长。他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论师，少即好学，游历诸方，访求明哲，至那烂陀大学遇护法菩萨，闻法信悟而出家。年三十即以论退南印一大外道，获王嘉赏，为建伽蓝。
师长期主持那烂陀大学，弘传唯识教义。其依《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将佛教判为有、空、中三时，主张五种姓说。玄奘大师西游时，师年已百余，玄奘师事之，且传习其唯识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