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佛教发源于印度，经过二千五百余年的流传，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
当十三世纪之后，佛教在印度因“印回之争”而同时遭受两教的排斥，致使佛教在印度没落。所幸早在公元前二四九年，阿育王派遣了上千名高僧，包括他的太子摩哂陀与公主僧伽蜜多，分南、北往国外传播佛法（见《善见律毗婆沙》）。其中，南传佛教一直囿限于南亚诸小国，而北传佛教自从传到中国以后，由于汉魏东晋南北朝时代的译经，以及隋唐的八宗成立，大放光彩，影响最为深远。进而中国佛教传入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西方国家；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对全世界一直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关于佛教流传的阶段性时期，根据《中观论疏》记载，佛世时就有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甚至《金刚经》也以佛陀入灭后第一个五百年，乃至第二个、第三个，以及第五个五百年，而有“后五百岁”之说。
民国太虚大师依据印度佛教发展的思想主流，分为三个时期：小行大隐时期（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大主小从时期（约公元前二世纪至七世纪）、密主显从时期（约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
其实，佛教自秦汉年间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个世纪以上），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间的流传与发展，亦可分为如下六个时期，兹简略论述之。
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
佛教究竟是在何时传来中国的呢？根据《三国志》说，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佛教就已传入了大夏（即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之间）地区，随后便逐渐传来中国汉朝的首都洛阳。
但是，根据《后汉书》记载：佛教在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六四年），因帝夜梦金人而派遣博士蔡愔等人前往西域求法，以及在《历代三宝记》和《佛祖统记》中，又说佛教东传为永平十年。
关于说佛教是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来中国的时间之考证，此乃因为在公元前一百三十年左右，我国北方地区的大月氏（又作月支、月氐；其族属学者主张不一，有藏族、蒙古族、突厥族、印度西提亚、氐羌等数说，习俗与匈奴相同）已经早就信奉佛教了。并且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在《浮屠经》提到了优婆塞、桑门、疏问、比丘、晨门等，这些都是佛弟子的称谓，可见佛教在大月氏国中已经非常普遍了。
其实，根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汉武帝北伐匈奴时，西域早已经有军队、商人、僧侣在传播佛教了。甚至根据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说，早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二四三年），当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位贤者，携带佛经来华，却被秦始皇所拒绝。不过实际上当时民间因为已经有人在中印之间往来，他们不断地把佛像、经书，经由西域逐渐的传来中国，只是并未引起国家与社会的重视罢了。
如果照上述说法来看，佛教东传从个人零星开始（私传），应该早在公元前二百至三百年之间。但是，近来中国总是采信汉永平七年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当时由汉明帝发起，派遣使者请来佛陀的舍利供养，以及佛典《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流传，甚至迦叶摩腾（？——公元七三，中印度人）、竺法兰（中印度人）来华弘法，这时候佛法僧三宝已经具备（公传）；加之汉明帝敕建白马寺等史实，使得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传来中国之说，更加为人所肯定了。
由此观之，汉明帝之前就已经有民间的私传佛教了；到了汉明帝时，才正式成为国家公传的佛教。
当时，不但汉明帝助长了佛教公传的发展，主要的也因为有大臣、宫妃、民众等，参与佛法的信仰，甚至出家为僧；例如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虔信佛教，更是一大助缘。根据《后汉书》说，楚王英经常斋戒，参与法会，甚至以缣帛供养三宝，可见其对佛法之虔诚了。只是，如果照此说法，佛教东传的时间则已经是在公元六四年之后的事了。
尽管佛教东传的确切年代，异说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有人嗜食胡椒、胡麻、胡桃、胡萝卜等植物；以及过去中国人一向称中国以外的西域人士为胡人，甚至编出《老子化胡经》，此中说明，该时期的一些佛教徒、商人，甚至僧侣在来往西域道中，早已把食物随着佛法逐渐传来中国了。
其实，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来中国的呢？也不一定是何年何月何日，总之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当时就已经有佛教徒在传播佛法了。所以我们现在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就是根据《三国志》，以及《西戎传》所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年。依此之说，佛教东传二千年，和永平七年之说，也不是相距太远，只是端看传播的定准如何看法而已。
佛教东传中国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基本上，两位从印度来华的僧侣，哪能立刻就通晓汉文，此中必然有中国的学者名儒参与。
《四十二章经》的体例，我们对照后来所译的经典，可以看出它不同于某一种经典的体例，乃类似《论语》，是由片段的格言集结而成。但是尽管如此，在佛教初传时期，能有片爪鸿鳞的佛语法言，已经是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除了《四十二章经》以外，在永平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六十八年到公元七十年，竺法兰又翻译了《佛本行经》、《十住断结经》，这是继《四十二章经》之后最早的佛经。
竺法兰是随迦叶摩腾于永平七年来到中国，经过四、五年对汉文的学习、酝酿，此时从他所翻译的《佛本行经》等经典中，可以看出他的汉学素养应该已经有相当的程度了。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来华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国（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支谦，康居国（西域之古国）的康僧会，以及印度的昙柯迦罗等人。译经高僧来华愈多，也开始有完整经论的翻译。据载：安世高原为安息国的太子，放弃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晓天文与医术，又博综经藏，尤精于阿毗昙学，一生奉持禅经，不但精通数国语言，甚至懂得“鸟兽之声”（见《佛光大辞典》）。来到中国后，很快学会了汉语，从桓帝建和年间到灵帝建宁年间（公元一四八至公元一七二），二十几年之中翻译了许多佛经。其中，较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是《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所译的经典多属小乘，以宣扬法数与禅观为主，如《安般守意经》是一部禅定修行的指南书，经中指出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等六阶段禅法的过程，对后世修行人在禅观方面的指导，有很大的贡献。
安世高之后，相继的有支娄迦谶（公元一四七——？）、安玄（汉代译经家，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严佛调（汉代僧，临淮〔安徽盱眙］人）、支曜（东汉译经僧，西域人）、康盂详（东汉译经家，其祖先为康居国人）、竺大力（东汉僧，西域人）、昙果（东汉译经师）、维祇难（三国吴僧，天竺人，生卒年不详）、竺律炎（三国时代译经僧，印度人）等，也相继翻译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宝积经》、《法镜经》、《首楞严经》、《成具光明经》、《四谛经》、《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法句经》等，此中尤以支谦在公元二二八年所译出的《阿弥陀经》，比之鸠摩罗什所译的版本，早了一百多年。
康僧会（？——公元二八○）是三国时期来华的康居国僧人，也是促使佛教在中国长江以南扎根的重要人物，他在汉魏齐王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译出《六度集经》。在此前后，昙柯迦罗和昙无谛也分别翻译了《僧祇戒本》、《昙无德羯磨》，使得中国的译经事业从经典到律藏，在内容上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到了公元二百六十年，也就是魏蜀吴三国时期的魏元帝景元元年，中国第一位出家人朱士行（公元二○三——公元二八二，三国魏僧）辛苦的往于阗（西域古王国，位于新疆西部，即今和阗之地）求取《大品般若经》，后经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经》。此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这也是中国有般若经典的翻译之始。
在晋代的汉译经师当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他从公元二六五年至公元二七四年间，先后翻译了《宝藏经》、《修行道地经》、《光赞经》、《贤劫经》、《弥勒本愿经》、《普曜经》、《无量寿经》等，一百五十四部三○九卷的大乘经典。在此同时，竺叔兰又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二九一），翻译了《放光般若经》、《维摩经》、《首楞严经》，甚至在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三二二），帛尸梨蜜多罗翻译的《大孔雀王神咒经》，是为密教的经典翻译之始。
《十诵比丘戒本》是竺佛念（凉州〔甘肃武威〕人）与昙摩持（西域僧，前秦建元年中抵长安），在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三七九）所译。五年后，竺佛念又与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三八四〕至长安）译出《中阿含经》五十九卷；翌年，昙摩难提独力译出《增一阿含经》三十三卷。在此之前，鸠摩罗佛提（前秦译经家，西域人，晋武帝时来中国）已于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三八二）译出《四阿含暮抄经》二卷。
在此时期，史称“旧译”的译经大师三藏鸠摩罗什，他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四○一），参与了汉文经典的翻译。他最初所译的是《仁王般若经》，继而翻译了《无量寿经》、《思益经》、《大品般若经》等。甚至由于鸠摩罗什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四○五）翻译了《大智度论》一百卷，对佛教的贡献尤其巨大。
鸠摩罗什是龟兹人（新疆疏勒），我国四大译经家之一。自幼聪敏，七岁从母入道，游学天竺，遍参名宿，博闻强记，誉满五天竺。后归故国，王奉为师。前秦苻坚闻其德，派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兵迎师。途中，吕光闻苻坚败殁，遂于河西自立为王，罗什乃羁留凉州十余年。直至后秦姚兴攻破吕氏，罗什始得东至长安，时为东晋隆安五年（公元四○一）。姚兴礼为国师，居于长安逍遥园，与僧睿、僧肇等从事译经工作。
自后秦弘始五年（公元四○三）四月始，罗什先后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阿弥陀经》、《维摩经》、《十诵律》等经律论，有系统地介绍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
罗什通达多种语言，所译的经论，靠僧肇等人的润饰，简洁晓畅，流通极广。一生致力弘通般若系的大乘经典，以及对龙树、提婆系之中观部论书的翻译。所译的经典，对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道生传于南方，经僧朗、僧诠、法朗，至隋吉藏嘉祥而集三论宗之大成；再加上《大智度论》，而成四论学派。此外，所译的《法华经》，肇启天台宗的端绪；《成实论》为成实学派的根本要典；《阿弥陀经》及《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所依的经论；《弥勒成佛经》促成了弥勒信仰的发展；《坐禅三昧经》的译出，带动了“菩萨禅”的流行；《梵网经》一出，中土依之而传大乘戒；《十诵律》则提供了研究律学的重要资料。因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经典，包括了经律论，所以历史上称他为三藏的译经法师，且为“八宗共祖”。
以上从公元六十八年，直到公元四○八年，此近四百年之中，译经的人物大都为西域或印度来华的佛教人士。但到了公元四一八年，中国的法显以六十八岁高龄到印度求法归来，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四一八），先后翻译了《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以及《大般泥洹经》六卷、《杂宝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言。随后有宝云（公元三七六——公元四四九）翻译了《新无量寿经》二卷和《佛所行赞》七卷，以及智严（公元三五○——公元四二七）和宝云合译《广博严净经》四卷。
从公元四百年以后，一百二十年间翻译的重要经典，有佛陀什（五世纪北印度罽宾国人）所译的《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弥沙塞比丘戒本》、《弥沙羯磨》，昙无谶（公元三八五——公元四三三）的《优婆塞戒经》七卷，求那跋摩（公元三六七——公元四三一）的《杂阿毗昙心论》、《昙无德羯摩》、《优婆塞五戒略论》，求那跋陀罗（公元三九四——公元四六八）的《胜鬘经》，浮陀跋摩（西域人）、道泰（凉州人）合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六十卷，昙觉（凉州人）、威德合译的《贤愚经》十三卷，法颖（公元四一六——公元四八二）的《十诵比丘尼戒本》，吉迦夜（北魏之译经僧，西域人）、昙曜（北魏僧，生卒年不详）的《杂宝藏经》十三卷、《付法藏因缘经》六卷，僧伽跋陀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人）的《善见律毗婆沙律》十八卷，求那毗地（？——公元五○二）的《百喻经》，菩提流支（北魏僧，北天竺人）的《深密解脱经》五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六卷，佛陀扇多（北魏译经僧，北天竺人）的《摄大乘论》二卷，阇那耶舍（北周译经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的《宝积经》三卷、《定意天子所问经》五卷等。
在以上这许多的人物以外，有一个与鸠摩罗什同为中国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三藏法师，他从公元五五○年，到梁陈年间，翻译了《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十七地论》、《如实论》、《三世分别论》、《中论》、《金光明经》、《仁王般若经》、《弥勒下生经》、《无上依经》、《立世阿毗昙论》、《金刚般若经》、《俱舍论本颂》、《俱舍释论》、《广义法门经》、《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等，建立了“有宗”的经论依据，堪与鸠摩罗什所译之“空宗”的依据经典相媲美。
真谛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博通三藏，究明大乘妙理。南朝梁代中大同元年（公元五四六）携经典抵中国南海，见重于南朝梁武帝。侯景之乱后，虽辗转流落各地，却仍译经不辍，所译经论近三百卷。尤其他生逢乱世，译经过程倍尝艰苦，几至于千生万死，饮食艰难，生命危殆，却仍致力于义理的阐明。他的学识之广博与译经之卓越，比之于南北朝的鸠摩罗什，以及后期的玄奘、不空、义净，同为我国译经史的泰斗，诚乃实至名归。
从佛教东传中国五百年间，经典的翻译对中华文化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例如，佛教输入，梵文也跟着而来，我国高僧仿造字母应用，所以唐朝僧人守温制作了“见溪群疑”等三十六个字母；今日汉语注音符号，即增损此三十六个字母而成。
此外，梁启超先生说，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文学中亦增加了三万五千字以上的新兴名词；又说我国近代的纯文学若小说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见粱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胡适之先生则说：佛教的译经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造成一种白话的文体，佛寺禅门成为白话文与白话诗的重要发源地（见《胡适文存》）。甚至国学大师钱穆博士更明白指出：《六祖坛经》是复兴中华文化九种必读的经书之一（见钱穆博士在台北公开讲演）。
佛经的翻译，对文学乃至建筑、塑铸、雕刻、图画、音乐、印刷、戏剧等中华文化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时期除了译经事业蓬勃发展，缔造译经盛世外，也有不少重要的佛教著述问世，例如公元四○四年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同年道生作《百论序》，公元四二八年道生提倡《阐提成佛说》，公元四一○年僧肇著《不真空论》、《肇论》，公元三六四年道安编著《综理众经目录》等，都是与译经时代的译著，相互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