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
《礼记·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思是要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详细地探究事物的原理，慎重地思考所学的东西，明确地辨别是非曲直，坚定地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样，学、问、思、辨、行五个步骤依次相接，表明了从学到行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性，而且这五端是缺一不可的。
“学”是打开知识大门的一把钥匙。《神童诗》说：“古有千文义，须知后学通。”自古以来有千种文章道理，后人只有勤学才能通晓。《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和道理是没有止境的。只有学，才能懂得知识和道理，只有学，才能认识新事物。
“问”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学问学问，既要学中问，又要问中学。”清代人刘鸿业说：“问即是学，好问即是好学，善问即是善学。”（《冰言》）同为清代人的刘开又进一步作了阐述：“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孟涂诗文集·问说》）这说明，问就是学，而且是进一步的学习。许多大学问家都受益于“问”。明代卓越的科学家徐光启就是一个很善于在“问”中求学的人。《农政全书》说他“少小游学，经行万里，随事咨询”。他曾向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知识，并与之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六卷等著作。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等几何学的名词术语，都是当年徐光启翻译时确定下来的。
“思”是学和问的保证。唐代韩愈有句名言：“行成于思而毁于随。”（《进学解》）做事成功需要思考，求知、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孔子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论语·为政》）只学书本的东西而不动脑筋思考，仍会茫然不解。“思”，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学习只有经过思考，才会理解透彻。“思”，看起来有些抽象，其实不外乎是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已故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要学会把“薄书读厚，把厚书读薄”。前半句指的是分析：一个道理，一个公式，一条定理，通过思考将其中的意思条分缕析，一步步讲述清楚，书就变“厚”了；后半句指的是综合，即通过思考把繁多的内容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浓缩，书就变“薄”了。鲁迅在评价鸳鸯蝴蝶派张资平的全集时，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内容可提要为“△”（《二心集·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因为张氏的小说无论情节怎样曲折引人，但写的都是三角恋爱的悲喜剧。鲁迅先生不愧是善“思”的典范，他把厚书读薄的功夫真是炉火纯青！
“辨”，是去粗取精、除伪存真的法宝。大千世界，精华与糟粕同在，真实与虚假并存。只有加以明辨，才能去粗取精，除伪存真。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时，历代名医修订的“本草”书，内容“时称大备（大备，非常完备）”。然而，李时珍经过多方辨别，发现旧本草药物“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折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明史·方伎列传》）。就是说，名称常常混杂，有时一味药被错分为二三味药，有时两味药被混淆为一味药。《本草纲目》纠正了谬误，补充了疏漏，大大丰富了药物品种，从而被世界医药学界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但学、问、思、辨都离不开一个字——行。“行”，就是实践。“行”要求人们将所掌握的知识和本领运用到实践中，去为社会服务，去为人民造福。以许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为例，他们是很注重实践的，他们像春蚕吐丝那样，将自己的学识一点一滴地贡献出来，坚韧、刻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
综上所述，学、问、思、辨、行实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片沃土，在它上面可以结出丰硕的成果。学、问、思、辨、行作为重要的阶段性方法，依次相接编织成人们认识事物的网络，从而反映了人们从学到行这一认识事物的规律。
遵循学、问、思、辨、行这一认识事物的规律，人们就会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不断增长自己的才干，稳步走上成功之路，在社会活动和祖国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