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设局以来……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此外，扎饬各州县擒击匪党赍呈供折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串子会匪，前经扎饬湘乡县知县朱孙诒密往掩捕，擒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俟结案后另折会奏，亦不在此数。黾用刑过于严峻，而地方颇借以安静。”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杀死了137人，并且经他批令于各地“就地正法”者还不在此数。如此大规模的残杀，使湖南大小官吏一片哗然。
曾氏在设立审案局的同时，还派出团练武装袭击各地会党武装。太平军途经湖南时，湖南天地会的群众有二万人随太平军北亡，但留下来的会党势力仍然强大，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常宁、宝庆、靖州这些地方，“匪患”更烈。不过太平军悉数东下，没有留下部队来发动群众，联络会党，在咸丰三年正月至十一月这十一个月时间内，湖南各地会党被曾氏各个击破。
在出兵剿匪的过程中，不知又有多少人死于曾国藩刀下。“曾剃头”之浑名不胫而走，对此，曾国藩认为：“土匪横行，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也。”
咸丰八年四月七日，李续宾、杨载福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荣以下将士一万七干人全部战死。当时曾氏还在家中“守制”，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土民同为称快”!当时吉安亦被湘军围困，住在湘乡老家的曾氏即与前线的曾国荃通信，五月的信中表示：九江已经收复，抚州也已经收复。贼匪已经无路可走，大功告捷应该在秋天，最晚冬天。全城屠杀不要留一个活口，只有斩杀了全部，才不会有后患。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一，鲍超在安庆城外赤岗岭，大破陈玉成精锐刘跄琳部之二、三、四垒，李仕福等三干将士殉难。第二天刘跄琳率第一垒战士突围走桐城，至马踏石遇河流被阻，八百将士全部遇害。曾氏于初三便迫不及待地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对于刘跄琳，曾氏十分敬重，他称其为硷翁，又称其为跄琳先生，曾氏说：“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后来他得知刘跄琳已于半夜冲出，他认为刘跄琳落网必会成为今后的隐患。五月初六，曾氏就获得了刘跄琳被擒，已经被肢解且悬头示众的消息。
五月二十八日，曾氏又谆谆告诫在前线的沅弟：对于投降的人最好不要接纳，还是应该以多杀为妥，不能因为一时的仁慈而耽误了大事。六月初一，安庆城外太平军各垒全部被曾国荃攻破，这位“九帅”遵从曾国藩旨意，大肆杀戮，太平军八千多人殉难。
八月初一日，曾国荃率湘军轰倒北门城墙，蜂拥而入，太平军将士饥困不能举刀枪，主将叶芸来以下16000人全部遇难。据赵烈文记载：安庆陷落后，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万余人全部被杀，少年以上男子都被杀。
安庆一战，太平军损失精锐三万余人，城陷之前死万余人，含刘跄琳部4000人，城外各垒陷死八干余人，总数在1．3万人以上，城陷后当即被杀者万余人，被俘或投降后被杀者万余人。曾国荃部将朱洪章曾经详细记述过湘军杀害安庆城内战俘万余人的经过：朱洪章派亲兵去请曾国荃来营，面商处理战俘问题。曾国荃说：“悍贼甚多，如何对付?”章曰：“唯有杀最妙。”九帅日：
“杀亦要设法。”章曰：“营门缓开，将逆匪十人一次，唤进，只半日可以杀完。”九帅日：“我心不忍，交汝办之。”章当即准备，自辰至酉刻，万余贼尽行歼戮，乃往销差。曾国荃杀俘之后，恐冥冥之中受到惩罚，于是在给其兄的信中流露出悔意，曾氏即复信训导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认为太平天国这种“以邪教惑民，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每之理!”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即公元1864年7月19日正午，湘军引爆地道中的几万斤炸药，炸塌城墙二十多丈，当天半夜，天京全城失守。曾氏在奏折中称：“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头目约三干余名，死于敌军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当时天京城内总共不过三万人，曾氏所谓“毙贼十余万”完全是夸张之词，然而这也说明平民死者极多。
由此可见，行动的彻底虽是创业之必须，但行动应以客观需求、理性的目的为前提，不然，行动的意义就会被扭曲。
7.多行义事，力争前程
有心助人就有可助之事，越是富有之人，越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多做善事。
一个人的吉凶祸福由命运决定，毁谤还是赞誉，给予抑或是剥夺，由社会决定；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由自己决定。人来到世上，说伟大也伟大，说渺小也真渺小，谁也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
只有弱者才会听任命运的支配和驱使；而强者却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论面对何等艰苦危难的境地，总是满怀信心地去生活。命运自有安排，命运无法测知，强者从不幼稚地渴望改变命运，但却能做到努力去拼搏，行好事，力争前程。
人生短短几十个春秋，又何必太在乎得失，能舍则舍，何必斤斤计较。
人之生既有女娲泥土造人之说，人死也不过是化作一堆黄土。
曾国藩对钱财之事极为看淡，因为他深知贪心之害，故而做《知足歌》
劝勉自己、家人和朋友。他的一生勤以修身养性，以圣贤为榜样，严格的要求自己，故而身为“中兴第一名臣”遏制农民起义，独撑清王朝，但自始至终以“戒贪”、“行义”自律。
不计钱财得失，为国为民的做法古已有之。战国时，群雄并起，各国纷争，弱肉强食，弱小的国家在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异常艰难。有一次，秦军攻郑，秦是战国七雄之一，实力强大，郑国实力弱小，正面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郑国商人弦高知道后，自己赶着自己买的羊去犒劳秦军，说服秦军停止进攻郑国。
由此可见，有心助人就有可助之事。曾国藩自身节俭没有大财，但仍旧不忘置办义田，广济乡邻。他一向主张“与人为善”、“和气待人”，在他的心中，行义事与修德行是有必然关联的，而且也是曾氏的祖训之一。他认为“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益，则予以益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认为“穷亦乐，富亦乐”，凡事顺应境遇，不去强求，才能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无论顺境或是逆境，人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贫穷时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尤其是如今生活不太富裕的时候，更要达观一些，不羡慕那些有钱的明星或个体户，不抱怨自己命运不济而欲壑难填，只管享受已有的，这样的生活就会是真实的，富有质感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太阳天天都是新的。
钱财乃身外之物，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惠己及人。对待它的正确心态应是拿得起，放得下，正当追求，合理使用，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多做善事。这样不但能培养良好的个人品格，还能在不知觉中为自己的前程铺路。
8.随机应变，应时而动
在有机会拯救自己并只此一条路可选的时候，要学会见机行事，方能安度难关。
“见机行事”这个词多用来形容人对事的机敏反应。聪明人都知道，形势和机会对一个人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能够顺乎大势，乘势而行，不但能使机会真正变成财源，即使身处逆境时，也能助人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曾国藩认为与人交往时，遇到自己不想参与的事，而自己又有急需解决的其它问题的时候，就要懂得在机会面前衡量利弊。
曾国藩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一生多次为贤德或是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碑铭类的表扬文章，但有一次他却选择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要从湘军创建之初的难处讲起。
当时湘军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军饷。数万人马，天天要吃饭，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正当的粮饷。当时，武汉的形势很紧张，朝廷让他出兵武汉，他迟迟未动。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向人四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但都收效甚微。这时，有个在籍的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肯捐资，但他的附加条件是让曾国藩代他上奏，准许其为祖父建乡贤祠。曾国藩知道他的祖父是湖北巡抚，但是生前的官声很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当时在位的道光帝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没有批准。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确实与道德不符，不过迫于无奈，曾国藩只好同意。杨江当即就拿出了两万两的白银，其它的乡绅见此情景也纷纷捐助，一下子就筹集了十万两有余。咸丰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后，下旨斥责他，还降了两级的官衔。但是曾国藩觉得此事做得值得，十万两白银解救了自己的队伍，他对这个选择并不后悔。
在有机会拯救自己并只此一条路可选的时候，要学会见机行事，方能安度难关。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机应变，要能看到顺境逆转以致陷入逆境时，还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因素。此时必须沉着分析，看到全局，看到未来，将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通通看透。这一方面要注意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利用的因素，并且充分发挥其效力；另一方面要注意因势利导，转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由此找出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