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三人点头，高廉方道：“王荆公也好，司马温公也好，执政以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误国，三位大可以此为眼，着手文章。”
沈嘉会道：“可是王荆公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啊。神宗年间国库充裕，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高廉道：“新法导致国富民贫，这于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此为王荆公之过。”
赵文若道：“如此说来司马温公废弃苛法，岂非有功于国，那得误国。”
高廉道：“司马温公，便如庸医，能见病不能治病。索性不去医治，任病情发展，岂非误国。实则今上即位之初，所谓新党之人已经见到新法弊病，要着手改变。
反对新法之人也见到新法便利之处，不在强硬反对。司马温公误国之处就在于书卷之气太重，心中黑白太过分明，反而不能协调阴阳，尽废新法，岂是人臣所为。幸亏早死，族诛亦不为过。”
这话听得三人大惊：“学弟，这话太过了吧？司马温公可是正人君子。”高廉道：“司马温公之罪，不在尽废新法，在于开启党争。结党者必营私，勾连交接，势力庞大，置天子何地？百官何辜，非此即彼？”
四人正说得高兴，门帘一挑，又进来两个人，赵文若等人忙起身：“见过宗师，见过教授。”高廉一惊，也忙站了起来。进来的是学政使杜思讷，教授段文昌两人。杜思讷道：“好，好。在门外就听得妙论，段博士，这可是你书院中人。”段文昌道：“文若，这是何人？”赵文若道：“宗师，教授，这位高廉高师弟乃是汴京游学而来。”
杜思讷道：“好，都坐下，今日不论尊卑，就听小友高论。”高廉道：“学生也是一得之愚，能见不能解。”杜思讷道：“不见问题，怎能解决问题，还请小友畅所欲言。”赵文若忙叫过酒保，重新换了一席，杜思讷坐了上首，段文昌坐了次席，高廉坐了宾位，赵文若等人相陪。酒过三巡，菜上五味，这才重新接起话题。
高廉道：“庆历新政失败后，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这些事情大人们都经历过罢？”
杜思讷点头道：“我记得嘉佑三年，王荆公进京，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外流传，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全盘改革法度，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没被仁宗采纳。”
高廉道：“仁宗皇帝英明，岂能不知非变法不可，没采纳王荆公建议，只是因为王荆公改革的路数不对，改革取士、岂不是是要另起炉灶，将朝中大半官员放弃不用，这会造成朝纲分裂。今日朝中党争之局，未尝不是王荆公推动新学的后果。”
杜思讷点点头，道：“当日王荆公推动新学，确是不懈余力。波者水之皮为苏大学士所笑。”段文昌道：“苏大学士言滑者水之骨，大为取笑。”高廉道：“只是王荆公晚年消遣罢了”起身道：“王荆公所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乃是一针见血之作，天下无人可指责。”
摇头背到：“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
未尝如古大有力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
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
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
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
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
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
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
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杜思讷道：“小友好记性，不是这篇折子，先帝怎会重用王荆公开始变法。”
高廉道：“王荆公所见，朝中士人皆有所见，只不过没有王荆公所见所写清晰，不过王荆公以为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在于兼并过大，在于繁重的徭役这些都对，但是认为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使民取财于天地，官府取财于民，这却是不对了。”
杜思讷道：“还请小友细说。”
高廉道：“先说王荆公成功之处，变“积贫积弱”为富国强兵。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积贫”的局面。这是新党能重新上台的基础。”
杜思讷等人点头，高廉接着道：“新法抑制兼并，青苗法取代高利贷，限制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隐田漏税；市易法打击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赋税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这些使我朝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保甲法的推行，乡里秩序大定，治安大好，乡兵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
裁兵法提高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这些都是成功之处。”
“熙宁六年，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空前大捷，也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今上亲政，以此为基，边事必有大胜。”
这些却是教授们不会对生员们说的，赵文若道：“新法如此之好，为何宣仁太后与司马温公会全盘废除新法。”
高廉道：“这是因为聪明人太多。总会找到各种空子来钻。变法过程中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王荆公不去承认，不去矫正，反而将对新法有意见的人都视为政敌，这是王荆公误国的地方。
攻战之道，尚且围三缺一，王荆公自持神宗皇帝之命，以一人之智敌天下群英，岂能不败。
彼时朝野有识之士皆谈变法，生生被王荆公变为皆恶变法。”
又道：“变法之初，以王荆公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温公为首的旧党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之争议；并不是要不要变法的争论，而是怎样变法的争论。
旧党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岂是等闲之辈，即便反对新法，也可为新法查缺补漏，王荆公一概不用，是为误国。”
杜思讷道：“杜某也常常思考王荆公失误的地方，小友细细说来。”
高廉理了理思路道：“学生献丑了。吕诲当日所言，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且上新嗣位，所与朝夕图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
王荆公当日变法初衷为“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但是实际上执行新法时会变成“加重敛、严农民、国用可足、民财大匮”的后果。
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第一，变法着眼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荆公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有十分，以前国有五分，民有五分，变法之后，国有七分，民有三分。因而在新法推行时，所害者众，旧党因此上台。敛财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
“第二，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高廉竖起第二根手指。
“王荆公自家也说过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新法全面铺开，人不堪其重，新法陷入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三，执行不力。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新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都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第四，重法轻人，用人不当。当日新党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与旧党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相比，不免君子小人之讥。
于是应该由政事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不以对错论事，以君子小人论事，这是司马温公于国可杀的地方。
可以说这些人忠于自家道德胜过忠于国家”
杜思讷拱手道：“天下十分之财，国富则民穷，国穷则民富。不知小友有何办法？”
高廉道：“天下十分之财，是我大宋境内之财，若要将十分之才变为十二分之财，还要留心境外，海外。”
杜思讷道：“请教其详。”
高廉道：“给辽国的岁币是银十万两，娟二十万匹。越州一个州，每年征纳的娟就有二十万匹。
辽国每年单是购买茶叶就要花费三十万两白银，这就是取财敌国，增加财富的例子。”
杜思讷道：“取辽国之财，不足应用。”
高廉道：“取土烧瓷，运于海外，取海外之财，可补我大宋不足。”
见杜思讷有些失望，高廉笑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
取国外之不足，补中国之有余，此为大道。
海外之地，百倍于中国，以中国有余之丝绸，茶叶，陶瓷换取海外之金银，米粮，为正道。”
“倭国有金山、银山。交趾国有铜山、占城有稻米。
此三国单取开矿、独占贸易之权，不必灭国，是利归中国，祸留国外。去其名，而取其实，不亦快哉。
管仲于齐国所创之贸易战，用于今日大为可行。”
杜思讷道：“单是丝绸，茶叶，陶瓷不行吧？”
高廉道：“大宗师此言大善。一切奇淫技巧之物，虽于中国无用，但可用之国外。
富贵袭人，大宗师，今日之辽国比之太祖太宗时辽国，那是大大不如了，所谓何故？中国日渐浸润，心慕教化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