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女性主义者普兰·德·巴雷说：“所有男人写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这可算是阅读的一个经验。然而一本书如果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读者并不作如是观。由于作者本身是女人，那内容就多了一份诱惑。在女性读者看来，完全可以放下警惕性，全盘地接受。所以以此看来，中国女性的附庸地位，一方面是男性社会决定的，就其程度来说则与女性本身也有关系。这一点似乎与觉醒者不同。法国的西蒙·波娃是一位女性作家，写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书。她不是凭借作家的话语权力宣扬女人应如何做，而是告诉世界女人是什么。这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是班昭等人所没有的勇气。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是很难对自身作出客观评价的，只能依附于他人。
班昭凭家庭背景、知识才干，登上高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是检讨社会，却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即使她当初撰写《女诫》的目的在于教育女儿，后人也会抱有微词——因为后来的统治者使《女诫》变成锁住女人灵魂的枷镣。她属文的心理对她个人而言虽然很正常，但无论如何也是女人本身的一种悲剧。唐朝的宋若莘也可作如是观。宋若莘是宋廷棻的女儿，入宫后谈经论史俱能称旨，博得皇帝的称赞，与班昭颇有相似之处。入宫后著《女论语》十二章，全为男性社会下如何做女人的准则。她们的举动，与五代时窅娘缠足跳舞迎合男人是无异的。一部中国史，是女性的被奴役史，是男人的发展史。史如何作成现在这个样子，所有女性都该思考。这个思考不仅包括咒骂男人，还应该包括对自身的检视。只有如此才是自身发展壮大的正途。
当然，在社会文化结构不发生突变，即在族权、父权、夫权不除的氛围下，《女诫》思想很难连根拔掉。但反思不反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做了悲剧人物还不自知。
“红杏尚书”的奋斗观
宋祁既是北宋的官员又是词人，名气很大。最为后人熟知的《玉楼春》有“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颇得人激赏，流传至今，为他挣得了大名，人称“红杏尚书”。王国维《人间词话》云：“‘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不过，才气、智慧等等，终究不能代表他的全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宋祁经常在府邸大开筵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宾客们在里面饮酒歌舞，直到第二天凌晨。又据宋·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宋庠宋祁兄弟两人元夜各自消遣。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小宋则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大宋谕令所亲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斋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吃斋饭，是为甚底？”宋庠乃宋祁之兄，天圣初，兄弟二人同举进士，人称宋庠为大宋，宋祁为小宋。
大宋、小宋提及的吃斋饭，当指苦读时的事情。《尘史》云，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没有钱过冬至节，只有把祖传宝剑上的银饰拿去换钱。这个就是宋祁所说的“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那段日子。登上高位的小宋奢侈享乐，在过去是不算什么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就是如此，也可以说，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宋祁的思想占据着很大的空间，其兄责备他，着眼点也不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是嫌他忘记了过去，过于放纵自己。宋庠在书院苦读，更多体现为一种个人生存特色，不是道德发挥力量的结果，当然更不是法律的功效。假如大宋也和小宋的爱好一样，宋祁就不会受到丝毫责怪。
数年前，有学者对唐朝白居易的个人生活颇有微词，从治学的角度说这也许有点以今析古，不足效法，但站在社会心理、个人生活与反省和监督的关系看，却是有意义的。无论个人的素养多么深厚，人格多么伟大，他对事物的判断永远与社会现实、社会意识紧密相连，也就是，个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标准是有因果关系的。通常说来，个人的大多数是以社会是非为是非的，少数个人某些超越常轨的行为不一定得到认可，虽然说没有个人就无从谈及社会，但当众多个体组成社会之后，却陡然生出一种散居的个体从来也没有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到这时候，个人不得不按照社会的意志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宋庠也好，宋祁也罢，都离不开社会早已给他们准备好了的行为范本。
历史上同一行为，常常因为朝代不同而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赵匡胤遇事不嗜武力，有人赞叹，也有人咒骂；荆轲有英雄之称，也被目为流氓。同一个人，因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社会奉行的价值观迥异，行为就有差异。大宋与小宋乃同胞兄弟，大宋所言真切，小宋回答坦诚，没有扑朔迷离的词汇，我们后人也就容易看到他们反省的力度究竟多大。实际上，在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大宋自大宋，小宋自小宋，不可过高估计其效能。但话又说回来，如没有反省，大宋也会滑到一边。制度建设和自我反省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小宋的奋斗观初看是他个人的，实际是社会的。改变个人的观念虽然也不容易，相较而言，比改变社会的观念容易得多。社会的观念变了，小宋必然会改变。
臣子的品德
戏曲中，包拯刀铡陈世美，并不是按封建社会法律办事的结果，而主要是老包的个人品德。实际而论，开始包拯也不想要陈驸马的命，只想用金钱息事宁人，可香莲这个人不一般，并不见钱眼开，也不是“讨个说法”就拉倒，对包公处理问题的方法不满意，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官相护有牵连。听秦香莲这么一说，老包不仅没有怪罪于她，反而自责，于是宁可不做官了也要铡了陈驸马。
刀铡陈世美，是戏曲家言，信不得真，但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对清廉正直好官的态度，对包拯个人道德品质的赞颂。历史上的包拯不一定如戏曲演绎的那样具有戏剧性，但他廉洁严正，敢于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有事实为据的。为包拯写过《墓志铭》的吴奎认为，其人具有“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读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训，会觉出他的确是道德高尚的人。历史上的家训多了，可没几个人能够对后辈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敢说这话，说明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不是表面文章，不是投人所好以邀其颂。
不过，我们不能把包拯的行为只看作是他个人的行为。一个臣子，在皇权之下究竟有多少行动的自由，不是这个臣子个人想要多少是多少，而是皇帝给多少你就有多少。一句话，是皇帝培养臣子的性情和品德，而不是相反。没有宋仁宗，断乎没有包拯这样的臣子。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又为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某个人如何，很难说就是那个人自己的事情，与他的上司、同事、朋友相联系，与他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修养有关。解释某个臣子的行为，除了在他自身找原因，他的上级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说后来的包拯就不如从前，按仁宗话讲：“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并不奇怪，臣子的行为内里蕴藏着帝王的好恶，如果包拯有变化，究竟为什么变了，仁宗要问问自己和官场。封建社会也有法律，但那法律是对付老百姓的，告状的人在统治者眼里是不可理喻的刁民，这种埋藏在骨髓里的意识包大人不会没有，但他品质好，于是秦香莲成功了。如果遇到眼睛里没有百姓的官员，说你“不敬”，指责你妨碍公务，你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说句有点武断的话，那种境地，大部分律条不变成具文也难。告御状云云，成功的概率究竟能有多少呢？
不可孤立看待遴才方式
科举制度在清朝末年被取消了。为什么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人才选拔方式，在那个时候寿终正寝了？我们得到的回答大体是：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个回答十分正确但过于概括。其实，任何一件事，兴盛和衰落都是合理的，科举制消退，原因在于时代越来越开放，而这种选拔制度本身却弊端丛生，与时代越来越隔膜。
获得人才，是每个统治者的愿望，客观上也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金诤先生在《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中说，周代已经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能之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这时选择的人才武功是很重要的，与后世重用文才不同。春秋时期，各封建领主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战争不已。为了加强实力、争取人才，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后来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是与大局势有关的。
不过，那些选拔人才的方式，当局者的随意性很大，常常着眼于当前利益。科举制则是常态社会发展的先进选人制度，突破了门阀的拘囿，一切以知识为标准，使统治层知识化，同时增加了上层的亲和力。然而，这种选拔制度的确立，需要一位睿智统治者的出现。任何时代，能够发展、完善一项制度的人都是那些见识深广，体察社会的人。金诤先生坚定地认为“科举不始于隋，隋君臣之嫉贤妒能”，也正是分析隋文帝、隋炀帝父子及隋朝社会现实得出的结论。从严格意义上讲，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产生于唐代，到北宋，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立法全面完备，清除了举荐制残余，一切以考试为准，科举制度成熟定型，而文官治国体制也正是在北宋彻底地、稳定地建立起来。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一，“投牒自应”，读书人不论其出身、地位、财产如何，均可自行报名参加考试，不必由官吏举荐；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必等候皇帝下达诏令；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完全决定于考场文章优劣。隋代选官制度则并不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参加选官考试的士人仍然必须先得到州县等地方官员的举荐，制度上并没给予他们“投牒自应”的权利。隋代分科选举共三次（开皇十八年，大业三年、大业五年），都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并无定期举行的制度。
科举由盛至衰，到清末已经毫无优势可言，消亡了。好多书籍谈到科举的弊端，往往提到《聊斋志异》的作者如何贡献大，又如何仕途无情，被科举制度挡在大门之外。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例子作为否定科举的论据太过轻飘。通过科举考试登上高位，并且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未必比蒲松龄们少。每一项制度，都有纰漏，某些事后证明出类拔萃的人才也可能不被当时的制度认可，这一点就是现在恐怕也不能避免。倒是金诤先生书中所举的事例，使人不得不思。据说，清末科举废八股改策论后，有考官出题比较中西史事，题曰《项羽拿破仑论》，八股士子们皆不知拿破仑为何物，有文章云：“夫以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安有一破轮而不能拿哉！”底下说：“夫车轮已破，其量必轻，一匹夫亦能拿之，安用项羽？以项羽而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任之举也！”科举对人思想的束缚于此倒是十分明白了。清王朝一连串的失败，与人才取向大有关系。假如没有一片连成一片的屈辱史，科举仍旧会如日中天。
对诸多遴选人才的方式方法，从其本身着眼看不出什么，非与局势连接起来才会弄清它的真正面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外界接触越繁，制定的政策越具有先进性，竞争力越强大。察举制如此，科举制也如此。科举在内容上最后已经完全腐朽不堪，是它自身拒绝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有一首《刺时文》诗道：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味道？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这样的教育制度，要想培养出大量对社会进步有用的人才来，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18世纪中后期，中国编纂了《四库全书》，法国在这个时间段也出版了《百科全书》。一中一西的两部书，清楚地显示了中西文化在发展趋势和整体上的差异。《四库全书》于乾隆朝1773年正式纂修，1787年全部完成。法国的《百科全书》于1751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组织同道开始编撰，1772年正式出版，1780年又出版补编和索引。就编纂目的而言，清朝政府编撰《四库全书》，根本目的服务于“文治”目标，着眼点自然也就与新思想无涉，仅仅是收集、保存前人已经撰写的书籍，总结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文献上下了极大工夫。同时，对书籍的收录和评论，严格按照正统儒学的标准，删书挖补毁版都是常有的事情。《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的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文献典籍。据说如果把全书的230万张书页拆开后逐页相接的话，其长度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但是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禁书毁书的过程，凡统治者认为“悖逆”的著作，全部禁毁。《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多种，同时毁书也达到3100多种。
《百科全书》的作者则不受封建朝廷约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它的评价标准是普通的人性和理性。书中鼓吹民主、自由，主张天赋人权，反对封建专制，是新时代的呼唤者。着眼点超出《四库全书》之远，难以道里计，虽然也对过去的知识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但不重学术考据，而主要致力于思想阐发。因此有“18世纪法国的一面镜子”之称。但是，多年的专制统治，我们无法期望科举制自动更新，最后只能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清末的退出与唐宋时期的成长、发展，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不能不思。
雅贿
有些事，再精干的人也难料到。明代万历《新会县志》有几句话颇有意思。曰：正德、嘉靖以前，做官的人两袖清风而归者，宫里相慰劳，啧啧赞颂；反之，则不理他们。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轻重”。社会风气竟然变得如此，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
朱元璋建国后的改革力度不小，不仅一下子把奉行了1600年的丞相制度打破了，而且监察、惩治违纪的措施也比他前面的皇帝细密、严酷。在他的统治时期，“重典治吏”的色彩一直不减，换来的当然也是官员的“洁己爱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