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匆匆而过，俯掠一下横岗的美丽风光，或者停了下来，宏观地瞥了她儿眼，那喧闹的街市会淹没了那些在这里的不可被忽视的人们。时代发现了他们，他们也从自我发现中发现这个时代——一个时代的铸造。那是需要结晶出无法计量的人们的能量。他们在改变着历史，也在改变着他们自己。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
人们流行着唱流行曲：“不要问我从那里来，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我流浪在远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维肖维妙地描绘了外来临时工的心态。
这里生活着近七万外来工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年轻人。准确点说是年轻的姑娘。她们支撑着横岗的整个“三来一补”工业，用汗水谱写着一个新的时代。
周锦廷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支几万人的外地临工大军，为横岗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们怀着年轻人的好奇心出来闯荡。她们从川蜀、云贵、湘鄂、井冈山等二十二个省份，带着各自的抱负希望，和谋生祈求，来到这个边陲小镇。在车站、在路旁、在招工告示前面，等待承受命运的载荷。人们随便地带着点轻视的口气，称呼他们是“打工仔”。她们似乎没有一点儿反应。反正都是出来做工赚钱。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凭自己青春力气挣生存的空间。他们只看重自己青春力气的价值。此外，她们一无所有。历史赋予她们些什么呢？似乎是一片空白。这空白竟在这个曾经是贫穷落后的小镇里，涂染上斑斓的色彩。她们看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恢宏的世界。
然而，在一天劳累之后，挤在八个人的房间里。在露天里排着队装淋浴的热水；到街上看并不价廉的港台电影；停步在卡拉OK音乐厅门前，逛逛五光十色的时装市场。这是专门为“打工妹”而设的廉价货。世界上的名牌应有尽有，不胜枚举。真品抑冒牌？见仁见智。冒牌也有光彩！聪明的商贩熟透了穷奢侈的心态。一旦离开了车间，她们才真实地感到这个世界的奇异复杂。她们是为了钱才出来的。这钱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啊！这里，每个人都为了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然而，她们何尝不想摒弃自己的苦恼。生命本来就是易折损的脆弱的东西。命运也天生是苦恼的。
我曾经同她们不止一次地对话过。
——郭×，四川姑娘。她比一般的四川矮个子长得高挑。十七岁。有款有形。在玩具厂里做工。每月工资近三百元。初来时挺节俭。布衫布裤。挣的钱都汇给家里。之后，穿戴也讲究了点。上百元的一套时装也敢买上了。冒牌货？回到家乡不就是名牌了。管他！喜欢就买。她顶精灵。知道老板一条牛仔裤赚二十元美金。自己工人呢？一块多港元。我问她，这不被剥削了？她淡然道：管他。反正在家里一个月赚不到二十元。很穷。连条卫生带也买不起。这里赚钱多，我才来。老板嘛！人家命好。没老板开厂，我也当不上工人。十七岁姑娘的世态淡漠使我惊讶不已。她对周围事物是思索过了的。我问，今后有打算吗？她望着我，打算？能多做几年工就多做几年。有人讨我就出嫁。天生农村户口，倒霉。我认命。我问，工作累吗？她瞪大眼睛，能不累吗？一天十一个小时。香港电视也懒得看了。我问：有加班吗？她说，有。加班费每小时加三毛钱。老板够心狠。我很想加班，最好天天加班。辛苦怕什么，挣钱呀！她比同屋的姑娘看上去成熟开放得多。你情我愿，各自打算。世界对她这个十七岁姑娘也不过如此罢了！
——李×。来自湖南白水滩。十九岁。一个羞怯瘦弱的女孩。她进了间制衣厂。初入厂，她害怕电动衣车的快速。工资才百多元。交了伙食费剩下无几。香港总管想辞退她。她说，我会学上手的，不过慢一点儿。也许见她老实才让她留下来。她勤学苦练，那儿也不去。下班就回到宿舍里坐。也没买几件衣服。宿舍阳台晾满了五光十色的衫裤，宛如个时装展销市场。成了此地一景。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住上八个十个人。每天得有多少件衣裳要晾的。她忍得住，土气点又有什么？我问她不想转厂吗？她笑了：都一样。我学上手了，不也每月挣二百多元吗？工厂订单足的时候，可挣三四百元。看上去她很满足。什么也不去多想。春节回家。她带了些钱，买了些年货、糖饼、衣裳给双亲和妹妹。临行前她把行李口袋扎得紧紧的。钱全都放在上扣针的内衣口袋里。妈来信说，路上不安全。火车上也很乱。她害怕得好几个晚上睡不好。但她想念妈妈和妹妹，非回家看望不可。我问，你很安份守己。她停了好一会儿才说：出来做工赚钱就得受气。受点气算什么？总比在家里过穷日子好。要买点什么也有个钱。买好买贵由你自己了。春节回来之后，她脸色苍白了许多。她见我竟抢着开口说话：有个男朋友要跟我来这里做工，你能帮个忙吗？说时脸色紧张得变蓝了。好像大难临头！我忙说，可以。一心想慰藉她。她连声说了感谢。我这才问她：是你的男朋友吗？她不好意思点了点头。我问：你家乡人？才认识。我担心她受骗，冒昧地再问一句：你就相信他了。她茫然地望着我：他说要跟我来这里做工。目前，到处不招外省临工。那位男朋友当然知道这个消息。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不幸身世。她妈养了三朵金花。她是姊姊。二妹比她早出来闯广东。三妹读小学。她顺从父命，招郎入舍。当然，赘婿家比她家更穷苦。婚后一年，丈夫突然对她说，我对不起你了。要么你跟我回家，要么我们分手。她愣了，你不是说好入赘我家的吗？丈夫说：我对不起你，要是愿意，你跟着来我家里。他就这样走了。也许丈夫家里生活好了些，人家也一样可以闯广东呀！她舍不得妈妈，说什么也留下来。这不就离婚了。后来，二妹见她可怜。说好说坏，把她拉了出来。闯一闯也好。她看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千世界。早几天，她的男朋友来上工了。首期七十元的伙食费由她支付。她把心也交付给他了。我看见她脸上稍稍放晴，现出了一丝儿笑容。然而，我担心那坎坷脆弱的命运又会再次降临在她头上。
啊！一个十九岁却已充满悲哀的姑娘！
——陈×。来自湖北农村。三十岁。长得俊俏伶俐。她在家里给人家剪裁车衣，有手艺。早几年撇下了丈夫和小孩，来到横岗一间制衣厂。她能干泼辣，又懂缝纫。没多久便当上拉长，管一条生产线。工资升到四百多元。厂里两湖的姑娘闹别扭，都向她投诉。她成了“两湖帮”的大姐儿了。她为人公道，好打不平，重要的是有生活经验。厂里的姑娘大都听她的话。这一点，连香港总管有时也得看她脸色。最近，她又任了厂里的QC，把质检关。她很省俭，衣裳也不多买一件。要穿便自己手缝。她没年轻的姑娘风流，得养个家。每年春节都忙着回家看孩子。过了节便又准时赶回来。我说，何苦呢？家里穷，每月挣不到几十元。在外做工也不是长远之计。做到老板嫌我年纪大再说。你有手艺，自己开个小厂不好吗？待积了点本钱再说不迟。
姑娘们都明白迟早要回家去的，有农村户口卡着脖子。但谁都不愿回去！那儿都不外是出卖劳力。哪一家价钱高就去哪一家。闯南闯北都一个样。唉，有家不愿归，这是为的什么？开放了，她们从这里的窗口，窥探到外面的实在世界，才明白自己真的穷困。她们是三等居民，香港人，当地人，之后才是临工。最近，得香港总管垂青，她丈夫也来了，在厂里做水电工。家里孩子让母亲带。两夫妇每月有近千元收入，对乡下人来说已蛮好了。她有没有打算回家乡开间小制衣厂？她没告诉我。也许要保密。可有谁晓得她们心里的许许多多秘密呢！
——杨×。上海的一个工人。二十五岁。漂亮精明。身段修长。起先她在电子厂当工人。没多久便任会计。之后，老板看得起她便当上中方厂长。管机关、生活行政。她干得不差。工厂生活井井有条。除了工资四百多元之外，年尾老板自会封个红包。裹着多少钱？天晓得。通常是几千，一万。要是老板当年发大财的话，也有个封几万港元的。不过，这只有老板同她本人清楚。老板连香港总管也不透风。难怪厂长们都向着老板。你说这是残羹剩饭也好，对她来说简直是只烧猪了。她有了丈夫，上海工人。人老实，比不上妻子精明。她不让丈夫进工厂。她开了一间上海酒家，专营沪菜。其实，你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菜色。她丈夫当经理。酒家赚了饯，她把姊姊，姐夫都引进来了。二楼设卡拉OK。三楼经营旅业，有七八个房间。卡拉OK包厢四百元，晚晚满座。她姊姊是歌舞团舞蹈演员，漂亮，落落大方。流行曲也唱得好。难怪小伙子都朝她那卡拉OK厅里去。
我不清楚她们的收入。酒家人来人往，生意兴旺。从她脸上流露出的笑容，尤其是对上门装修工人的口气，可以感觉到有点财大气粗的气味。熟悉她的人说，她对请来的服务员抠得很厉害。香港老板的一套她都学了过来。我问她：买卖怎样？她说，还混得过去。辛苦了！她说，竞争嘛，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她没辞去厂长一职。那头收入也不少呀！
对了，她是靠竞争，才爬上老板这个位置的。商品经济使她的价值升腾上这样高的程度，她自己也不一定意识到这种增值的内涵。然而，她随着自我的成熟便会明白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