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好比吃花生，开了头就停不下来。每一本书都是独立的，好比是一个独立的院落，许多书在一起就像大城市里的许多房子，虽然它们都是分离着的，但是综合起来就又像一回事了，它们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甚至和别的城市也有关联。同样的思想或相关的观念，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生活中一再出现的人类问题，也在文学之中一再的出现，但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作品，其解决的方法又自不同。书就像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彼此互相影响着，它们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联系了起来。不管你从哪里念起，你都是把自己系于某一思想领域之中，最后，你不但能认清其中的人物和天地，也寻回了你自己。
你可以随你高兴选择。你可以选一本第一页就让你笑出来的，能令你马上开怀的书；你也可以找一本充满新观念的书，从与艰涩的搏斗中找到乐趣。书很少会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它们可以陪你去旅行，或是阴雨天在家陪你。你可以随时把书合起来停下来想一想，反正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进度，这样停下来也没什么损失。要是你高兴可以跳过某段，不像商业广告那样，你想享受电视你就得连它也看。当然你可以一个人念，不过对一小组人高声念出来，既可阅读又能达到交际的目的，真是一举两得。
如你愿意，可以只为高兴而念书。一个在假期中还不能放心他的事业的人，不能怪他常去的那家旅馆害他过得不好。同样地，假如你以严肃的，要有所获益的心情拿起书来，发誓在做某些特定的事以前一定要念多少页，假如你专心去念别人告诉你应该要看的书，那样你就很可能得不到乐趣。反过来，假如你丢下你不喜欢的书，试试别本，直到找到一本对你有意思的书，然后轻松地去念它，那样你必然能自得其乐的，而且能这样，你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经由阅读而达到更好、更聪慧、更亲切、更儒雅的地步了。
我的书斋生活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幻洲》、《现代小说》《现代文艺》。解放后定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要着作有《灵凤小品》、《红的天地》、《香港方物志》、《未完成的忏悔录》等。译着有《新俄罗斯小说集》、《故事的花束》等。
这个题目看来很风雅，其实在实际上未必如此。第一，我久已没有一间真正的书斋，这就是说，可以关起门来，不许任何人闯进来，如过去许多爱书家所说的“书斋王国”那样的书斋。在许久以前我很希望能有这样的一间书斋，可是现实早已闯了进来，面对着我，使我不得不同它周旋。从此我的书斋成了家中的休息室，成了会客厅，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有时甚至成了街上小贩的货物推销场，他们会从窗外伸手进来向我招呼：“先生，要不要这个？”
最初，我还想挣扎，想在我的四周筑起一道藩篱，就是无形中的也好，至少可以守护着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后来渐渐地知道这也是徒然的，现实是无孔不入的，只好自己走了出来。
没有了藩篱，也就没有了界限，从此我不再与现实发生冲突，我的书斋天地反而变得更宽阔起来了。
现在，我所说的书斋，就是这样的一个书斋：四壁都是书，甚至地上也是书，是一间不折不扣的书斋，可是这间书斋却是没有门户的藩篱的，谁都可以走进来，我也可以自由的走出去。
就在这样的一间书斋里，我在这里写作，我在这里读书，我在这里生活。书斋的生命，是依赖书的本身来维持的。一间不是经常有新书来滋养的书斋，那是藏书楼，是书库，是没有生命的，是不能供给一个人在里面呼吸生活的。我的书斋生命，就经常用新书来维持。这是书斋的生命，也就是我的写作生命了。
作家的书斋，随着他的作品在变化；他的作品，也随着他的书斋在变化。
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几本书，一个没有一间书斋的作家，纵然他的这间书斋，只是一只衣箱，一张破板桌也好，他必须有一个工作场。不然，他从什么地方将他的生活制造成作品，供给他的读者呢？
我更不能想象一个不读书的作家。读书，是作家生活的一部分。他从书本上，为他的写作生命汲取滋养，使他的生活更加充实，也就给他的作品增加了光彩。
就这样，我就经常在买书，也经常在读书，使我的书斋维持着它的生命，也使得我的写作生活获得新的滋养，希望我有一天能够写得出一篇较充实的富有新生命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书斋生活。我坐在这间撤了藩篱的书斋里，将我的写作、读书和我的生活打成一片。虽然，有一时期，我很想使我的书斋成为禁地，不让别人走进来。我自己也不想走出去。
现在我就这么生活着，生活在我的这间没有门户，撤去了藩篱的书斋里。
书吴伯箫
吴伯箫（1906-1982），原名吴熙成，字伯箫。山东莱芜人。
192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学习，并开始创作。1931年大学毕业，曾在青岛大学、山东教育厅工作。1938年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大中文系副主任，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本作作于1941年10月。
“神农的梦呓，只是咂咂嘴的声音”。这是日本什么人的一首俳句吧。玩味起来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梦呓只简单到咂咂嘴呢？原来神农是尝百草的，天天在山野里采撷着，品味着，慢慢成了习惯了。而且那时候怕除了适当的手势表情而外，也还没有确确实实能传达意思情感的语言啊。
语言还不一定有，文字就更是靠后的事了。所以远古的人曾必须结绳记事。
据说那方法是大事记大结，小事记小结的。一串一串结满了疙瘩的绳子就是一部一部小小的历史了。但这种历史自己看或许是有用的，像搔到伤疤就引起一段痛苦的回忆一样；交给别人呢，就要费些思量与揣测。譬如说，有古物发掘家，从深深的地层里掘到了一段绳头的化石，麻缕的纤维还分明可见呢，就算考古的学识极渊博，而又广征博引研究得极仔细吧，但也只能说这是十万年前或百万年前的遗物，而不能知道那绳结记载的是一次渔猎还是一个恋爱故事。因此，“洛出图”才成了周文王时候的神迹，而伏羲画八卦，而仓颉造字，才成了值得万古讴歌的大事。原因是哪怕无论怎么简单呢，它总算给了人以记录思想以传达感情的最初的符号啊！
拿这做根据，譬如说才有了史籀的大篆（姑且只说中国；书的故事，那是有专书的），人们把字用刀刻在竹板上，用漆涂在木片上，用皮子穿起来，于是有了像书一类的东西。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从字意解，那《易经》怕就是用皮子穿着木板的玩艺儿。一部《易经》堆起来不会有小小一窑洞？不容易啊！
不然为什么古人着书总是那么寥寥数语，老子全部学说，不过《道德经》五千言（字也）；而现在的人却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地“夸夸其谈”呢。那是千千万万古人卜昼卜夜的劳绩，苦心焦虑的发明所积累的成果。像蒙恬造笔啊，蔡伦造纸啊，像印刷术、活字版的发明啊，都是了不起的。拿来糊糊窗户的一点纸，随便谈谈说说的一句话，都还不知道费过多少人的心血和劳动才成功的呢，别的就不用说了。
有了书，才将古今距离的时间拉近了。“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从这几句话我们看见了2419年前一个名叫孔丘的老头子的形象和疲惫倒霉的样子（读《孔子世家》）。有了书，才将地域的远近缩短了。在黄土高原上我们能望见驶向冰岛的渔船和大海里汹涌的波涛（读《冰岛渔夫》）。读但丁的《神曲》，一个在尘世的人可以认识天堂和地狱。读吴承恩的《西游记》，一个最现实的人也能像孙猴子可以入地，腾空。书，什么不给你呢？足不出户，而卧游千山万水；素不相识，可以促膝谈心。给城市的人以乡村的风光，给乡村的人以城市的豪华。年老的无妨读血气刚盛的人的冒险故事，年轻的也可以学饱经世故的长者的经验。一代文豪高尔基说：“请爱好书本吧，它将使你的生活容易化，它将友爱地帮助你了解感情，思想，事变的各方面和复杂的混合。它将教你尊敬别人和你自己。它将带着对于世界和人类的爱的感情，给予智慧和心灵以羽翼。”是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算鸡犬之声相闻，生活过得相当舒适吧，但生了，死了，像春夏来在风雨里摇曳而一到秋冬就枯黄了的花草，有什么区别呢？最痛苦是有痛苦有快乐说不出来的人。最痛苦是不能了解和不会了解别人的痛苦的人。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穷读书人娶了一个乡下姑娘作老婆，读书人总常常嫌他老婆不说话，有一天夜里，他问她：“你怎么老不说话？”“说什么啊，不知道。”老婆忸怩地回答了。“现在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好了。”读书人给她一种启示。她想了半天说：“我饿得慌！”——这个“笑话”你听了如何？稍一设想，你会于笑声里落下泪来的哩！因此，我读了《一个不识字的女人的故事》很受感动。
书籍是会提高人的：从野蛮到文明，从庸俗到崇高。高尔基又曾这样说过：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梯子，我向这上面爬着，从兽类到人类，走到更好的理想的境地，到那种生活的憧憬的路上来了。”真是这样，读书愈多，应当愈富于睿智，愈具有眼光。因为那样可以经验得多，见闻得广啊！小气的人该会大方一点，狭隘的人该会开旷一些。“学问就是力量”！有人这样强调说过。自然，也还是有俗不可耐的读书人的，正像有博雅的文盲一样。但原是博雅的人再多读一些好书呢，我想他会像纯钢之出于生铁，更近乎炉火纯青了。因而有了黄庭坚“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有了梁高祖“三日不读谢玄晖诗，便觉口臭”那样的话。
真有读书有癖的人哩。法朗士就说过：“他自己是一个图书馆的老鼠。”他的最大的幸福是在一本又一本地吞噬过许多书籍之后，发现吐着一点遥远的世纪的芳香的奇妙的东西，发现任何人不曾注意到的东西（据卢那卡尔斯基：《论法朗士》）。中国古时孔丘“发愤忘食”以致“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怕就都是读书读上瘾来的人。“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这是归有光读书，项脊轩他祖母对他说的话。为了这种情节，我就喜欢起老老实实读书的人来了——车胤把萤火虫装在纱袋里照着读书，孙康在寒天里用雪光映着读书，还有家里寒苦点不起灯把邻家的墙壁凿孔偷光的。“如负薪，如挂角”，这些刻苦嗜读的故事被人不知几千次几万次地征引过，但好好地思索一下那情景，还是可以发人深省的。
从俄国诗人舍甫琴科或高尔基的传记里，我们知道有农奴社会家僮读书而挨鞭挞的事；但从虽然有鞭挞等待着，却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一天做了14小时的苦工之后，偷偷地在僻静的柴仓里点起豆大的小灯读起书来的那样的家僮，被梦也似的足迹牵引着，被看不见的人物慰藉着，你看得见那苦孩子泪影中的微笑么？这精神将是一切成功的发端。所以在革命队伍里，看见一个老伙夫皱了眉头学划阿拉伯字吗，或一个11岁的小鬼在朗朗上口读《边区群众报》的时候，便每每令人起一番敬意起一番鼓励。身上看来穷苦，灵魂却是富的。这比之有书读，能读书而不认真读的人是有很大差别的。
读书吧，从书里找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东西吧……富有真理的书是万用的钥匙，什么幸福的门用它都可以打开。
读书苦乐杨绛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年“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防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日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的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另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