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结识一些比康考特所产生的更要聪明的人，他们的名字这里都没听到过。难道我会听到了柏拉图（Plato）的名字，而不读他的书吗？好像柏拉图是我的同乡，我却从没有见过他似的，好像我和近邻都从没有听他说话，或听到过他聪明的议论。可是，事实不正是这样，他的《对话录》（Dialogues）包含着他不朽的见解，却躺在旁边的书架上，我从没有读过它。我们是没有教养的，低贱的文盲；在这里我要说这两种文盲中间，并没有什么大分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市民，另一种是已经识了字，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人们的读物的。
我们应该像古代的圣贤一样的美好，但首先要让我们认识他们的好处。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的智力的飞跃中，可怜只飞在报章新闻中。
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像它们的读者一般地沉闷的。可能，有好些话正说着我们的境遇，如果我们倾听了，懂得了这些话，它们之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将胜似黎明或阳春，很可能给我们一个新的面目。多少人在读了一本书之后，开始他生活的新纪元。一本书，能解释我们的奇迹，又启发新的奇迹，这本书就为我们而存在了。在目前，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许在别处已经说出来了，那些问题，扰乱了我们，使我们疑难困惑的，也曾经发生在所有的聪明人身上；一个问题都没有漏掉，而且每一个聪明人都按照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话，各自的生活来回答过它们。何况有了智慧，我们将领会自由的性质。在康考特郊外，一个田园上寂寞的雇工，很可能第二次诞生，获有了特殊的宗教经验，他信仰着缄默庄严，排斥外物，他也许觉得我们的话是不对的。但是数千年前，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纪元前一千年的波斯宗教家，创景教者）就曾获有同等经验；他因为是聪慧的，知道这是世界性的，就体贴了他的邻人，据说还创设了一个制度，使人敬神。那么，他应该和琐罗亚斯德呼应，更在一切圣贤的自由影响下，和耶稣基督沟通精神，让“我们的教会”滚开吧。
我们夸耀着，说我们属于十九世纪，比任何国家走更大更快的步伐。可是想想这市镇对它自己的文化，贡献的何其微小，我不预备谀媚我的市民同胞们，也不要他们谀媚我，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便没有进步。我们应该冒犯，彼此鞭打老牛跑跳。我们有个相当像样的普通学校，但只是为一般婴儿的，除了冬天有个半饥饿状态的文法学堂，最近还有了一个根据政府法令，草创的图书馆，我们自己还没有学堂。我们在肉体的疾病方面花了不少钱，精神的疾病方面却没有。这时候我们应该有非常的学校，我们不该让男女儿童成人后就不再受教育。这是时候了，一个村子应该是一所大学，年老的居民都是研究生，如果他们是很快乐的话。他们应该豁然，把他们的剩余的生命，放在自由教育的追求上，难道世界只属于一个巴黎或一个牛津（Oxford），永远如此下去？难道学生们不能寄宿在这里，在康考特的天空下，受自由的教育？难道我们不能请一位阿伯拉尔（PetrusAbelard，中世纪法兰西经院派哲学家、逻辑家）来给我们讲学？可叹啊！养牛，开店，我们好久没有上学堂，我们的教育是可悲地荒废了。在这个国家之内，村镇相当地应该替代欧洲那些贵族的地位。它应该是美术的保护者。它很富有。它只缺少气量和优美。在农业商业上，它肯出钱，可是要它举办一些智者知道极有价值的事业时，它就认为，那是乌托邦的梦想。感谢财富和政治，本市花了一万七千元造了市政府，但贝壳内若要真正的肉，为生活的智慧花钱的话，这一百年内似不可能。冬天的文法学校，每年募到一百二十五元，这款子比市内任何事业都花得更实惠。如果我们生于十九世纪，为什么我们不享受十九世纪的好处？为什么生活必须过得乡村化？如果我们要读报纸，为什么不赛过波士顿立刻来办一份全世界最好的报纸呢？不要从“中立”的报纸上吮吸，也不要在新英格兰吃嫩的“橄榄枝”（OliveBranches）了。让一切有学问的社会的报告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看看他们懂不懂得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哈泼斯出版公司和里亭出版公司来挑选我们的读物？正像嗜好学问的贵族，在他的周围，要聚结一些影响文化的、创造力、学识、机智、书集、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的工具等，那些市镇村子也可以这样做的啊！不要只请了一个教师，一个牧师，一个侍仆，办了一个教区图书馆，选了三个市政委员就以为足够了，因为我们拓荒的祖先只有这么一点事业，却也在漏水的岩洞中挨过了严冬。集体行为是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的。我确实相信，我们更发达，我们的能力大于那些贵族们。新英格兰雇得到全世界的智者来教育它。同时让他们在这里食宿，不再过乡曲生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平凡的学校。代替贵族，让我们有高贵的村民。如果这是必需的，我们就少造一座桥，把那座桥移动一个位置，在围绕着我们的黑暗的“无知之深渊”上，至少架起一个圆穹来吧。
读书之乐［法］阿兰
阿兰（1868-1951），法国作家和哲学家。早年曾在中学任教。
一生着述丰富，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着有《艺术体系》、《思维与年龄》、《读巴尔扎克》等。
读书与做梦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有时候我们感觉做梦是愉快的，于是几乎就不去读书。而当做梦的可能性被某种原因破坏时，读书便成了补救的良药。当年，我的父亲由于债务累累，心中烦闷，于是便一头钻进书堆里以寻求解脱，嗜书如命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他的行为使我受到了感染，这“感染”如今看来使得我比那些一味苦学的书呆子们有出息得多。对我来说，如果我有意想学些什么，那一定是什么也学不进去的。即便是数学题，也只有等我像读小说一样漫不经心地去理会它的时候，才能悟出其中的名堂。总之，读是最重要的。不过，像这样懒洋洋地读书必须有充足的时间，而且手头也得有书才行。我所谓“手头有书”是说那书的位置一定要近在咫尺，如果隔了两米远，我也就不会想起去读它了。所以也难怪图书馆对我毫无裨益，它毕竟不属于我呀！我于是拼命通读手头的书，而且做了不少笔记，尽管事后从不去翻检。对我来说，了解荷马意味着手头得有荷马的书。眼下我手头就有几本斯宾诺莎的书。过去我一向不知世界上还有梅恩·德·比兰，直到有一天一位相识将他的全集抱来放在我的案头，我这才晓得梅恩·德·比兰是何许人。而且，说句实话，我发现读他的书真好比啜饮琼浆玉液，百读不厌。我对孔德的了解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很久以前我就已将他的十卷代表作买来放在案头了。我读孔德似乎同读巴尔扎克一样，从不去追究书中的道理。不过，我更喜欢巴尔扎克，而且也只满足于做巴尔扎克不倦的读者而已。
什么叫读书呢？读书就是一行一行地读书上的字。当然也还要约略琢磨一下整体的，也就是一页当中的内容。这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我发现有不少读者跟我一样，读前一页的时候总要附带地偷眼看一看下一页讲的什么，甚至也顺便浏览一下后边的情节，好像饥饿的乞丐觊觎一块馅饼。我想大概可以这样断言——不过也许为时过早——读者的想象力恰似笼中之鸟，永远无法摆脱书中字词以及作品原义的束缚。当然，熟练的读者用不着咬文嚼字，不过我还做不到这一步，我虽不至于嚼字，句子总还须咂一咂的。我读书就好像骑一匹马，时而纵马狂奔，时而拨马回头，不敢神驰遐想，唯恐偏离作者指出的道路。有趣的是，我仅以这种方式去读体面的出版物，也就是书籍。至于日记之类，我以为价值不大，不必认真去读。手稿就更不必说，它总使人觉得不可靠，因为它只不过是书的雏形而已，可以随意增删改动。一本书的分量就不同了，特别是巴尔扎克的小说就更不允许你去怀疑。甚至可以说，巴尔扎克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禁锢你的想象力。真的，读他的书谁也不用胡思乱想，为所欲为，只有规规矩矩，按他的路子走……这便是优秀叙述体小说的风格：作者预设圈套让读者去钻。巴尔扎克历来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反复阅读比只读一遍收效更大的原因。由于我对自己的经验十分自信，所以很想在这方面做些探讨。
引起读者的猜疑、好奇和惊叹，这就是巴尔扎克小说的效果吗？一点儿不假，甚至当你读了几遍之后，这种效果竟毫无衰减。
比如说，我知道乡村医生必死无疑，然而也正因为我料到结局，乡村医生的死才如迅雷一般使我感到震惊。这效果就在昨天我还体验过一次。戏迷们往往也有同感吧。我还注意到，一首好诗的艺术魅力是永存的，不会使你熟而生厌，只有这样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可以这样说，一切时间艺术的魅力正是来源于读者的预知。当我们读一本小说时，总觉得后头的情节最牵扯我们的兴趣；不过，我们也懂得如何克制自己，大概具体的方式就是聚精会神于眼下正在进行的情节吧。
而且像这样吊一吊胃口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孩子们做游戏时不是经常要藏起来，然后吓唬对方，而对方也会真的感到害怕吗？读小说也是如此。前不久我又重读了《驴皮记》的前几页，真够烦琐的！我心里虽这么想，却仍然悉心地琢磨着拉斐尔的幻梦和那位老商贩的大段独白，甚至不放过任何细节。而那些一目十行的读者口头里虽说着“我都知道”，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不知道”，所以才那样风风火火地读。我之所以能够不紧不慢悠着性子，正是因为我了解这本书，而且我对它的了解不是零散的、只言片语的，而是全面的。我不想一下子就读到书中那不可挽回的结局，总希望这结局能够在我的第一个愿望得到满足之后再开始，因为到那时将会觉得总算完成了什么。不过最好还是由着作者的构想，让这结局在老商贩的叹息声中、在他利欲熏心、沉湎于新的梦幻的时候再开场为好。
同样，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如大家常说的那样——也应伴随着拉斐尔的沉浮而渐次呈现在我们眼前。为了耽于幻想而不愿过早获得，这正是读者的心理，它促使我们随着作者一道在共同的情感领域里尽情漫步，观赏珍奇。我用了“尽情”两个字，实则我们的兴致未必能随心所欲地膨胀，我们是无权随意增补幻想的，因为作品的内容是和谐严谨的，词句是有限的，凭空幻想纯属徒劳无益。你熟悉翻动书页时所发出的声音吗？如果你无法从中辨析出命运的颤音和结局的征兆，这说明你还不是真正的读书人。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一场戏或一段朗诵是不能任意中断的，但作为读者却有这个自由。只不过读者往往不是利用这种自由去回味读过的内容，或臆测未来的情节，而是中断小说情节的发展，以腾出时间来咀嚼自己的人生经历。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每当我重新回到作品中来的时候总是要略微复习一遍前面的内容，仿佛想要再度积蓄起自己的兴致。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觉得若有所失，觉得失掉了前面的内容，的确，优秀小说是不容许随意抽取片断的，不论手段多么巧妙，即便是配以分析也总不能被人接受。不是吗？优秀小说本身就杜绝了任何形式的简化或综述。相反，劣等小说却恰恰像被阉割过似的，只剩下事件和线索的罗列，一切似乎是为了向读者解释，唯恐读者理解不了下文。其实，我读书的目的倒并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追索。要想追索，光凭精神准备还是不够的。我发现侦探小说的情节总是发展飞快，然而这类小说的迷人之处并不单单在于它的神秘性。我的理由是，倘若写得好，人们同样愿意反复阅读。《一桩无头公案》就是一本这样的书。似乎可以说，小说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时间原则。要知道，应当发生的事不必顷刻间就发生。“您的第一个欲望是平庸的，”那位老商人道，“我可以使它变成现实；不过，我还是先省了这道麻烦，以便为您今后生活中的事操心吧。”这位老商贩俨然像一尊隔岸观火的神，任事态平淡无奇地发展，就像拉斐尔每次遇到他的三个朋友必然同去吃夜宵一样，毫无例外，毫无变化。不过，这些琐事看似平淡，却正代表了生活中严肃的一面。巴尔扎克的思想永远是那样正确，实在令人为之折服。这也正是他的天才在创作中的体现，他善于将平凡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驴皮记》所反映的同样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它与《幽谷百合》和《欧也妮·葛朗台》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当我们叙述书中大意时免不了会引人发笑，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世上还会发生如此荒诞的奇遇，而且每个人的故事都如此离奇。不过，说到这儿，我们又不期而然地遇到了另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看放到以后再讨论吧。
阅读，一种业余爱好［英］温斯顿·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他晚年常被世人描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英国人”，不仅因为他是天才的战略家和鼓舞人心的战时领袖，还因为他是伟大的雄辩家，有天赋的画家和具有深刻历史感的当代作家。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属于他。
对长期担当重任、工作过累的人来说，避免焦虑和解脱过度心理压抑的方法有很多。有人建议锻炼，也有人建议休息；有人建议旅行，也有人建议疗养；有人说独处好，也有人称狂欢妙。毫无疑问，此间诸法针对不同情况，各有其作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变。
求变是关键。人要是过度使用大脑的某一区域就会使它疲劳，这与外衣的肘部易磨损是一个道理。然而活的大脑细胞与无生命的东西毕竟不同：外衣的肘部坏了，按摩衣袖和肩部是没有用的，但大脑的某一部分疲劳了，却可以通过使用大脑的其他区域使大脑得到休养，休息并非消除脑力疲劳的唯一途径。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某个主要的兴趣上是不够的，人必须有其他爱好。如果只是对大脑说“我让你休息一下”，或者“我要出去散散步”，或者“我要躺下来什么都不想”，这毫无用处，大脑依然还会忙个不停，它该揣度还是揣度，该心焦还是心焦，只有当新的细胞被激活，新的内容成了主导，这时才会有解脱和休息。
有一位天才的美国心理学家说过：“焦虑是情绪发生了痉挛，原因是大脑紧抓住某事不放。”在这种情况下与大脑争执只是徒劳。人的决心越大，心里的东西越是放不下，唯一的办法是轻轻地把别的东西塞进大脑。如果这个东西选得正确，再佐以一定的兴趣，那么大脑往往会很快松弛下来，得到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