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应该读些什么书，不必太严的限制，主要是必须善于培养他们爱读书的习惯。一个高中毕业生，除了教本之外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希望的。而一辈子光读小说的人，同样是没有希望的。”
王力——由博返约法
着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一次对他的研究生说：“对于由博返约，现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讲一讲。”
什么叫做“由博返约”呢？王力作了解释：就是“从博到专”。所谓由博返约，也就是说，读书时要注意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不能只“专”不“博”，而应该先“博”后“专”。
为什么要由博返约呢？王力是这样回答的：“我们研究一门学问，不能说限定在那一门学问里的书我才念，别的书我不念。你如果不读别的书，只限于你搞的那一门的书里边，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为你的知识面太窄了，碰到别的问题你就不懂了。过去有个坏习惯，研究生只是选个题目，这题目也相当尖，但只写论文了，别的书都没念，将来做学问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将来做老师，那就更不好了。”
王力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将由博返约的重要性阐述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又告诉学生们应该怎样由博返约。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作为汉语史的研究生除了关于汉语史的一些书要读，还有很多别的书也要读，首先是历史，其次是文学，多啦。”
由博返约读书法，虽然是王力先生对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但对我们中学生也同样是很有启发的。
钱钟书——求证法
着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治学极为严谨，他读书不肯放过一个疑点，非得要多方考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钱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读书精神。
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批评毛奇龄错评了苏轼的诗句。苏轼诗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毛奇龄评道：“不该鸭先知，难道鹅不知道吗？”袁枚很生气，认为照毛奇龄的看法，那《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是错误的，难道只有雎鸠，没有斑鸠吗？
袁枚和毛奇龄的这一场笔墨官司，谁是谁非，一般人看看也就过去了，但钱先生不然。
他去找出《西河诗话》卷五本来，要看看毛奇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毛奇龄的原意是：苏轼诗是模仿唐诗“花间觅路鸟先知”句，但模仿得拙劣。人在寻路，鸟熟悉花间的路，所以鸟比人先知，而水中的动物都能感觉出冷暖，苏诗说只有鸭先知，就不对了。
那么苏轼的诗句的确是错了吗？钱先生并不罢休。他又找来苏轼的原诗《题惠崇春江晚景图》：“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原来苏轼是题一幅画，画面上有竹子、桃花又有春江，江里还有鸭子，所以写“鸭先知”。看来苏轼并没有错，还是毛奇龄错了。
为了进一步将问题搞清楚，钱先生又查出了唐人张渭的原作《春园家宴》：
“竹里行厨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人在花园里寻路，不如鸟对路那么熟悉，这是写实。而苏诗说鸭先知水暖，是写意，意在赞美春光，这是对画面意境的升华，是诗人诗心的独特感受，应该说，苏诗“鸭先知”比张诗“鸟先知”更高明。
最后，钱先生又引用了王跖运《湘绮楼日记》（卷二六）中称赞苏诗是“上上绝句”的话，作为佐证，才下结论，认为毛奇龄是错误的：“会讲理学的，讲诗往往别具心肠，卑鄙可笑，不懂得东坡苦心。”
朱光潜——读写结合法
着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年轻时曾留学英、法，学过文理科不少专业的功课，他尤为喜欢文学、心理学和哲学三科。他读书是很勤奋、很认真的，总是一边读一边写读书笔记。随着学识的不断增多，他就不光是写读书笔记，而是边读书边写起论文和着作来了，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美学》、《悲剧心理学》等多种专着。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朱先生后来在向青年学生介绍读书方法时，总是提倡边读书边写作。他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
边读边写，能促进读书。倘若一般性地读读，往往如过眼烟云，理解不深，记忆也不牢。将读书和写书结合起来，就促使自己读书时深入思考，并进行分析综合，把握住书的内容，并将其中的精华部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血肉。这样一来，书就读进去了。
当然，这是指精读而言，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这样读。对于一般的书，随便翻翻，浏览浏览也就可以了。不是读什么书都要边读边写的，也不是读什么书都能边读边写的。再说，边读边写，也并不是要求非得一定写书，写点心得体会，写点读后感，记录点书中的内容提要，摘抄点名言警语，都是好的。
高亨——一通百通法
着名学者高亨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就学时，曾选定《韩非子》一书作为主攻的对象，悉心钻研。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正》，就是这次阅读、研究的成果。这篇论文受到了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学者的赞扬。
读通了《韩非子》之后，高亨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又研读了许多周秦的其他重要古籍。《韩非子》一书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点，从这本书出发，他读通了其他一系列的书，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
高亨先生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一经通，百经毕。”意思是说，认认真真地读通了一本书，其他许多书也就触类旁通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的前提条件是“一通”，通要真通，而不能似通非通。有的书看起来似乎“通”了，但未必真通。真正按高先生“读通”的要求来衡量，就会发现自己对书的某些字句根本没有确切的理解；对于书里的许多难点、疑点，原来也没有认真去思索；甚至连书的主要内容都归纳不起来。所以，对“一通”要下真功夫。“一通”是走向一条治学之路的第一步，只要“一通”真“通”了，才有可能“百通”。
高先生的“一经通，百经毕”，当然是做大学问的经验之谈。我们即使暂时不准备做大学问，在平时读书中，也不妨经常以一个“通”字反省自问，督促自己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读书。
钟敬文——开放法
“在买书和阅读上我是主张开放主义的。”这是着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对读书的见解。
他认为，读书博览与精读的辩证关系，古代的学者已经早见识到了。长期以来，他虽然有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在购书和阅读上一直主张开放一些，不必过于拘泥。
他说：“见识面太狭，即使专业学识比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为知识领域虽然可能（也必须）相对区分，但是它们中间往往都是相通的。知识面太窄，就处处隔绝了。古人所讥笑‘孤陋寡闻’，原因就在这里吧。跟博览相连，我也主张精读。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读一本书的人。我们知道世上的确有些大学者、大作家，他们是从一两部名着里获得无穷益处的。据说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个有名翻译家）林纾，他晚年书桌上只放着一部《史记》。我们不能说，林先生生平只读过这部古史籍，也不能说他晚年古文的好处只得力于太史公书。但是太史公书，对林文的谋篇、布局和措辞等，曾给予不小影响，大概无疑的。有一部书是从青年时一直到现在仍放在我的床头书案上（现在手边的两个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购的了），那就是王渔洋选的《唐人万首绝句选》。我现在偶然把它吟咏一两页，仍觉得有所会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汉诺夫的《无地址的信》。这本书，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反复读过许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生物论、艺术论的启蒙老师。到今天它还不失为我学术上的益友。”
钟先生的“开放”读书法，实际上就是说，读书也要思想解放一些，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要，该博的就博，该精的就精，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读，只要对自己有帮助就行。钟先生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将博与精的辩证关系和利弊得失讲得很清楚，这对后辈读书者会有深深的启迪的。
郭豫适——无定法
着名红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郭豫适教授，在论及读书方法时，提出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读书无定法。”
他说：“读书以何种方法为好？是博览还是专研？是细读还是粗读？是有目的有计划地阅读好，还是兴之所至自由地阅读好？是带着一定任务读书好，还是不带任务读书好？是‘苦读’——咬文嚼字、寻根究底地读好，还是‘乐读’——轻松愉快、赏心悦目地读好？如此等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觉得读书和作文一样，各人情况不同，具体方法有异，各人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全一样。”
郭教授自己的体会就是：读书无定法。他认为，很难说某一种方法最好。要说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各种办法兼容并包，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采用。
郭教授主张对各种读书方法，要进行辩证的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博览有博览的优点，专门研读有专门研读的好处。带着任务读书，其好处是目的性强；不带任务读书，其好处是兴趣自由。细读、‘苦读’，好处是深入钻研，细心体会，缺点是太花时间精力，而且有时颇为辛苦；粗读、‘乐读’，好处是省时省力，覆盖面广，缺点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
既然各种读书方法都有利有弊，那么究竟采用何种方法读书呢？郭教授以为，这要“从实际出发，阅读方法取决于阅读目的和阅读条件。就前者说，可以是为了完成某一任务，可以是为了一般地增加知识，自然也可以是为了业余消闲，从书里得到某种安慰或精神享受。就后者说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各人所处时、地不同，条件各异。不过读书即使有千种不同百般殊异，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种：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我以为这二者均有需要。”
郭教授还进一步指出：研究式的阅读和非研究式的阅读这两者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互为转化的。比如你本来是为研究而读书，开头无甚兴趣，可是随着阅读、研究的进展，兴味可能越来越浓；或者你原来只是出于兴趣读书，可是读着读着，也许就会酝酿出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题目来，这时候，研究式和非研究式，兴趣式和非兴趣式两种阅读便结合在一起了。
金开诚——蜘蛛结网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说：“蜘蛛之所以能随时捕获小虫，就因为它那个网是联系、结构得很好的，假如蜘蛛东吐一丝，西挂一缕，那么它到处爬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在学习上要做一个有心人，要善于触类旁通，以至融会贯通。”这是金开诚的读书方法，可以名之曰：“蜘蛛结网法”。
金开诚就是依靠这种读书法取得治学上的成功的。据知情者介绍：金开诚在北大任教20多年中，讲过许多种课程，先是研究现代文学，后又转向古典文学，继而又换到新闻专业，再后又换成古代文献专业，所研究的对象和所读的书都很杂。
杂，自然是学习的不利条件；但金开诚却有对付“杂”的办法。他边读书边“结网”，将各种繁杂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某个课题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围绕中心放射出几根主干式的纬线，再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围绕着中心在纬线上联结起来，使本来杂乱的知识挂在“网”上，成一个独特的知识结构。
具体说来，就是把“文艺心理学”作为一个时期的中心，将各种各样的知识环绕着这一中心联结起来。这样，不管是读书、阅报，还是看电影、电视，都能够找到为这个中心服务的东西。天长日久，金开诚的那张知识的“网”围绕着中心越结越大，渐渐地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知识结构。所以，他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开设的这门课受到广泛的好评，他的《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成为畅销书。
金开诚的经验告诉我们：读书杂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善于结“网”，那么所学的知识就会杂而不散，杂而不乱；网结得好，杂乱就会发展成为渊博。
章培恒——花海酿蜜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是我国近年来崛起的一位成就卓着的文学史专家。他的专着《洪升年谱》被列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优秀书目。1979年，他作为日本向我国聘请的第一个汉文学家，到神户大学授课，获得日本同行的好评，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章培恒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读书得法。他的“花海酿蜜”式的读书方法，为世人所称道。
所谓“花海酿蜜”读书法，就是在确定一个研究专题之后，广泛收集、阅读与此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资料，犹如蜜蜂采集花粉一般，采来之后，经过加工，将花粉酿成蜂蜜，从而形成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撰写《洪升年谱》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
章培恒年轻时对清代戏曲家洪升产生了兴趣，但是关于洪升生平事迹的资料却极少。为了能正确、中肯地评价他的代表作《长生殿》，章培恒决心把洪升作为研究对象，搞清他的生平年月、生平经历、创作思想等情况，编写出一部《洪升年谱》，以填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确定了研究目标之后，章培恒便奔忙于“花海”之中了。他首先到洪升生活过的杭州翻阅有关资料，掌握了一批洪升的佚着、佚文等新资料。接着，他就着手研究洪升的作品。洪升有三本诗集，其中《稗畦集》的一部抄本和《稗畦续集》的刻本在南京图书馆，他就赶往南京去查阅、摘抄；另一本洪升早期作品《啸月楼集》，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为天下孤本，他听说中国科学院文研所有这本书的全部照片，就千里迢迢，自费赶赴北京借阅……就这样，章培恒翻阅了四百多种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从中收集了大量有关洪升的各种史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加工酿造”，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经过五年的艰苦努力，《洪升年谱》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牟世金——如临大敌法
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他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出版了多种专着，并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共计一百三十多万字。他的《雕龙集》一书被评为山东省1981-1983年度文学研究方面唯一的一等奖。他的论着多次被香港翻印出版。1985年7月，日本出版的《中国文学语学论集》将牟世金的论文《刘勰原道论的实质和意义》放在同类文章的首篇。牟世金教授的论着涉及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知识广博，足见他是一位博览群书者。他的读书方法很奇特，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近年读书，已成怪癖，打开书本，就如临大敌。”
所谓“如临大敌”，实际上就是多思善疑，读书时勤于思考，敢于提出疑问，而不是书上讲什么就信什么。他读书时总是边读边在书上画着红蓝两色的线条，那蓝线便是表示有疑问的地方。即使是像《辞源》这样比较好的工具书，他也要“如临大敌”一番，发现其中的某些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