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杨鹤
崇祯四年十月十一日，在陕西焦躁不安的三边总督杨鹤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圣旨，圣旨上面写的很清楚：杨鹤身为三边总督，有那么多士兵可以用，居然辜负皇恩，让刁民肆意破坏我大明江山，在军中当差的锦衣卫立即把杨鹤拿来京城，等候处置。
杨鹤既有些惊恐，又有些恼怒。他和他的儿子杨嗣昌听到这道圣旨后的举动完全不同，他远在山海关担任内道右参政的儿子在几天前得知父亲要被皇上革职查办的消息后，请求代父承罪。当然，他并不是想代替父亲接受崇祯的处罚，而是想去陕西代替父亲剿刁民。
为臣就应该这样，但杨鹤却不这样。他见到这道圣旨后，就上疏抱怨起来。他说，当初我不想来这个鬼地方，您偏要我来，我来这里是跟刁民玩命的，可您又把陕西三边的重兵都调到了北京去保护您，我哪里有兵可玩命，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谁的错？
杨鹤没有胡说，他说的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崇祯二年二月，朝廷得到消息，原以病去逝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其实是由于精神紧张看不得陕西刁民四起而畏罪自杀的。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后，原本就不是很想去那个穷地方的官员更不想去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对付后金，对于陕西的乱民，他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透、那么久。他以为陕西境内的这些乱民不过是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随便派个人去就搞定了。可当他发现朝臣没有一个人去的时候，很是生气。他立即让吏部推举出一个人来去陕西担任三边总督，摆平那些乱民。
吏部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鹤。好听一点来讲，他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难听一点来讲，这个人就是一傻冒，碍得面子，别人一推，他就向前走。
他们很兴奋地把杨鹤推到了崇祯面前，崇祯见到此人也很高兴。因为此人是进士出身，并且曾被魏忠贤排挤过。最为可贵的是，此人有大套理论。崇祯刚登基时，此人就跟他讲过，如今培养元气最为重要。确切地讲，就是要以静制动。他的主题就是针对朝廷的党争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士大夫们以门户之见互相攻击，皇上您应该管一下，或者是让他们歇息一下。
他被推到陕西去，跟这理论很有关系。当他在平台见到崇祯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因为他对自己很了解，自己毕竟是一书生，对军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了解。他不是袁崇焕，因为关心边事而成了一位将军。他只不过是杨鹤，一个有点道家思想的书生而已。
崇祯皇帝一见到他就问，该如何消除陕西刁民？
杨鹤极不情愿地用脸色暗示自己并不想去陕西，但崇祯视而不见。依旧追问他去陕西该怎么做。君命难违，除了皇帝一言重于泰山外，还在于皇上说你行你就行。
杨鹤只好行，但对去陕西平乱的方法，他依旧采取了“安静”的理论，他说，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事实上，他的这个回答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去陕西修身，而不是去平乱。
这就是杨鹤所说的：当初我不想来，您偏要我来。
当他以陕西三边总督的身份抵达陕西不久，京城就发生了“已已之变”，他所掌管的当地驻军纷纷奉命保卫北京，杨鹤成了光杆总督。而刁民们也欺负这个手无大军的三边总督，陕西境内与山西同时爆发各种各样的民变。一时间，杨鹤胆战心惊。
这就是他所说的，您把兵都撤走保护您，我没有什么玩的了。
当初，他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告诉了崇祯，并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招抚，毫无力量对这些刁民实施围剿。
崇祯皇帝同意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刁民在陕西境内的状况。首先是，作为皇帝的他一上台就铲除魏忠贤一党，然后就把所有精力都对准了崛起的后金。
他对陕西境内的刁民叛乱情况只能从陕西地方官员的奏疏中得到那么一点点信息。不过，他知道的一点是，这些造反的刁民实在是迫不得已。其主要成员就是陕西内的农民，这些人已经吃不上饭了，并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起来造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崇祯皇帝认为他们不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因为只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能安静下来。
可是，杨鹤在现场，他知道根本就不是崇祯皇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崇祯皇帝将10万两银子送到陕西，希望他能把刁民们安静下来后，杨鹤苦笑着梳理了一遍近几年来变民的情况。
从天启末年，陕西就不安静，首先是一批饥民、难民，他们充当了造反大军的基础，而他们并不能真的把民变推到让朝廷注意的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叛兵、逃兵、驿卒还有落草多年的强盗。
从唯心主义角度来看，是老天要亡大明，人力毫无办法。仅在万历一朝，陕西就接连二十五年发生灾荒，天启皇帝在位六年，陕西境内几乎活不成人。这些人不造反根本不可能，他们无非是想吃饱肚子。
崇祯皇帝想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把剩下的其实是反动大军最主要的力量给忽略了。这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哗变的士兵，辽东战事巨变以来，士兵逃跑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事。这些士兵中自然也有吃不饱饭的，但大部分是因为对屡战屡败的自己的军队失去了信心。当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参加到反叛大军中来的时候，反叛大军就不仅仅是扛着锄头闭着眼冲锋的农民了，他们开始了组织，有了战役策略，有了进攻手段。
可崇祯不知道，他同意了杨鹤的招抚主张。并且跟大臣们讲，这些人再怎么闹，也是朕的子民，朕实在不忍心杀他们。
如果说崇祯皇帝这样认为是因为皇恩浩荡的话，那么，杨鹤主张招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这样做。
他先招抚了在陕西战斗力最强的民变首领神一魁，为了表示朝廷的真诚和对这些刁民的尊重，杨鹤居然屈尊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场面极为壮观。庆典后，杨鹤又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神一魁的士兵居然可以四处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刁民叛乱后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而杨鹤给了他们这种待遇，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不久，这批人再度叛变，与明朝为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个案，在杨鹤的招抚过程中，刁民们大多都采取先投降，吃饱后又叛乱。他们把杨鹤当成了一个小孩子，认为杨鹤可以随便欺负。
但杨鹤却不知道这些刁民想的是什么，大批一小股一小股的刁民来投，杨鹤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又走了，杨鹤收拾残局，又忙得不亦乐乎。
陕西境内仍旧是一锅粥，杨鹤搅来搅去，仍旧搅不开这锅粥。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自己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被招安后的刁民们根本无法安置，皇上无法拿出钱来给他们买牛买犁，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去种地。这些人被招安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日子并不比以前好出很多，因为朝廷实在拿不出太多的米来给他们吃。农民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再要他们返回到不自由的境地去，他们肯定不干。另外，民变中的士兵本来就不善于生产，若要当兵的清闲下来，这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杨鹤的软弱可欺也为他们去投靠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机会。
当朝臣们得知陕西再度刁民四起时，立即上疏弹劾杨鹤。他们所能做的也是这些，瞪着眼睛只看结果，靠了一张嘴信口胡说。崇祯皇帝自然也很是恼火，他觉得杨鹤辜负了他的好意，就像当初袁崇焕辜负他一样。
而在陕西的杨鹤似乎就要死了，他被这些刁民们折磨的求死不能。他在这个时候居然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崇祯辞职。
崇祯回答了一句，过几天看圣旨吧。果然，几天后圣旨到达，杨鹤就抱怨。崇祯皇帝本没有打算把他发配，一见他居然想要让自己承担点责任，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发配江西袁州。把陕西平叛事宜交给了一向以屠杀百姓闻名的洪承畴。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杨鹤对刁民的招抚策略失败了。但为什么会失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反叛大军并没有崇祯想得那么简单，于是，他派出了不懂军事的书生杨鹤。当杨鹤毫无信心地到达陕西后，所有该由他调动镇压刁民的军队又被崇祯调到北京勤王。本就不想打仗的他，当然顺水推舟，认为事情应该和平解决。他经常提到的“以静处事”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但是，当他成功地招抚刁民后，却发现无法安置这些人，因为朝廷没有钱。刁民们在大明子民和造反军队之间游走，最终又回归到了造反军队里。
事实上，杨鹤的招抚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更为可恨的是崇祯居然认可了这个有问题的策略。我们来看，从崇祯元年开始的变民暴动就不下数起。首先是士兵王加印的暴动，然后是马贼高迎祥的造反，接着是张献忠、王子爵、张存孟、王大梁、赵四、神一元等等的揭杆而起。这些人开始造反时的力量并不大，有一些人造反完全是凑热闹，所以，一小股一小股的如张三李四王五的刁民名字充斥着陕西山西的贫瘠的土地。
在杨鹤到陕西的那段时间里，最有武装力量可与明军正面接触的只有神一魁，而杨鹤将他招抚了。
我们现在想问的就是，杨鹤为什么不屠杀这些刁民？而让他们翻来覆去地耍弄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书生？还是的确没有兵可用？
杨鹤所谓的崇祯把兵调走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他总以招抚而养盗的借口。明朝末期的百姓与逃兵事实上在很大程度是贱人，你对他好，他以为你可欺负。时人就说，盗贼们以杨总督为戏尔。
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杨鹤出主意，要他当时该怎么做。历史已经过去了，就在他拼命招抚的时候，陕西粮道参议洪承畴却痛下杀手大力杀戮刁民。且不说他以后做出的混蛋事，单就在镇压陕西造反百姓的时候，他做得很对，而杨鹤做错了。
杨鹤招抚失败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近三年的时间，陕西刁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增越多。辽东战局也在恶化，而陕西土地上的刁民正举着火把准备冲出陕西，走向中原。
杨嗣昌的英明
杨鹤被崇祯拿下后，洪承畴与卢象升开始负责陕西剿贼事宜。两人虽然以杀人盈野闻名天下，但“流寇”四起，杀了一个，又冒出了十个。两个人虽然殚精竭虑，但也只是稍稍稳住陕西形式而已。过不久，河南盗贼蜂起，接着就是山西，总之，大家看到陕西人民闹得热火朝天，自己不闹也不是回事，就纷纷以“起义”的名义开始与大明帝国对抗。
帝国内部，刁民惹事，帝国外部，满洲人也不安分，崇祯九年六月，满洲铁骑像鬼一样出现在长城内。兵部尚书张凤翼咬着牙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与满洲人交战。但是，一战而败，再战再败，三战三败。张凤翼慌得只好选择喝药，据说是每天服用少量大黄。当该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掠夺完毕退出长城后，张凤翼也退出了人间。其实，他即使不死，也不能逃避下狱论死的结局。同时而自杀的还有与此次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
兵部尚书张凤翼一死，朝中已无一位大臣可担此重任。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人可以担当，也不会担当。崇祯皇帝的多疑与焦急让主掌兵事的官员恨不得把兵部这一扎眼的部门撤除。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了杨鹤，他想起这位失败者并不是因为他想用，而是这个失败者还有个儿子，已任宣大山西总督两年的杨嗣昌。
此时，杨鹤已死去一年，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根本顾不得当时惯例，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就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是孝子，人所共知。崇祯八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最后，他略带“威胁”的味道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堪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能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的激动。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与崇祯九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大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