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声巨响，礼花上了夜空。
耳边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各色的激光光束交织在一起，把黑夜笼罩的三十三号码头弄得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满街的人都像喝多了劣质的二锅头——疯得有点儿离谱了。
那是二零零零年一月一号的凌晨。
我有生以来从没在街上见过那么多人，而且还是在美国。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马路上也挤满了人，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站着人，就连红绿灯上也坐着人，人们好像地里待收的高粱，又好像葡萄架上熟透的葡萄，更好像重金属摇滚乐里拥挤不堪的音符。大街热闹得好比DISCO的舞池，可没有哪家DISCO的舞池能比这里更热闹。
连转身儿都困难的人群里，挤着我，桐子，方莹，蒋文韬和一位远道来看望蒋文韬的大学同学。这位同学衣着光鲜，一脸艳妇气质，还真看不出是蒋文韬的贴心知己。
我们下午五点开车进城，把车停在中国城里，找了家小店吃了越南粉，之后就一直在城里瞎转悠，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开始向着码头的方向蹓跶。
越靠近码头人就越多。警察早把主要马路都变作临时步行街，但最后几个街区仍挤得几乎迈不开步子。
我们拿出在中国挤公车的架势，拼了命地往前钻。我打头儿——打头的当然是脸皮最厚的。也多亏了我脸皮厚，得以在午夜之前挤到了三十三号码头。
倒计时开始了，码头前的广场连只老鼠都钻不进去。
其实人贴着人的，谁跟谁靠一起并没什么稀奇。我右边是桐子，前边后边左边都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方莹和桐子手拉着手，我记得蒋文韬和她同学也手拉着手。我曾想要不要提醒蒋文韬，在美国即便是俩女士也不能手拉着手。一转念，就算给人误解又有何妨？今儿晚上这样的不是看见好多对儿了？不光手拉着手还当众抱在一起接吻呢！不但没人指手画脚，就连多看两眼的也没有，好像这很平常，根本就没什么可稀奇的。
午夜十二点，焰火轰轰隆隆地升了天。我们开始大声喊新年快乐，可惜周围太吵，只能看见口形，谁也听不见谁的声音。超大功率的音响正在播放摇滚乐，满街的人都跟着音乐扭动，我们也跟着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挤伤或者踩伤。蒋文韬那位同学的鞋跟儿太高重心不稳，鼻子上蝴蝶翅膀式的金边儿眼镜被挤掉了两回。我手忙脚乱地给她捡，在亢奋的人群里弯腰低头，感觉自己好像抗洪抢险的麻袋包。蒋文韬也戴着眼镜，而且显然比她同学的牢靠。方莹没戴眼镜但我猜她戴着隐形，桐子也没戴眼镜可我知道他有点儿近视。可惜了夜空里的焰火，这场面也算百年一遇，错过了这次下次估计就看不上了。
桐子突然弯腰剧烈地咳嗽，我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他肩膀在剧烈地抖动。我想帮他捶背，可方莹已然伸出手。桐子没多久便恢复了正常，他站直了，方莹伸手过去帮他理顺头发，他似乎要躲却又没躲开，小女生顺势把头靠在他肩上，他的手犹豫了一下儿，终于落在方莹小巧的肩头。这个小片段在一片轰鸣声中悄然地进行，我却好像在观看一幕短小的无声电影。
桐子突然扭头向着我。他干吗突然看我？我不知道。我立马把头抬起来，眼睛看向夜空。焰火一团团争先恐后地爆裂，仿佛小时候往护城河里扔一大把石头，激出大大小小牵套在一起的水花儿。焰火稍纵即逝，就像是我宿舍里那台电脑在关闭时屏幕上瞬间闪过的白光。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按说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该觉得冷。
焰火结束后大家从没门儿没界的露天DISCO陆续退场。
桐子跟随方莹一起坐地铁回了U大。桐子临走有点儿犹豫，看着我说：“要不我跟你回学校吧？都一礼拜没回去了……”
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好像他是幼儿园的孩子，我是家长，方莹是老师。这眼神让我心里有点儿发痒。我何尝不想跟他一起过大年夜呢？毕竟千禧年一千年才一次，今晚在一起厮守，估计不要一千也要几百年的缘分。可我到底算老几呢？谁知道他急着回S大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些散发毒气的试管儿？再说方莹这会儿的眼神比幼儿园老师吓人。于是我说：“你丫甭假积极了，还是跟你老婆回家吧！”
方莹顺势挎起桐子的胳膊，好像要把他抓牢了，根本不给选择的机会。小女生照例骂我胡说八道，然而目光里毕竟增添了感激的意思，好像桐子能顺利地跟她回家，确需我来行方便似的。
桐子突然又弯腰咳了两声儿，音色多少有点儿像老矿工的咳嗽。方莹尖声儿说：看你还忙，忙死你算了！
说归说，她却把胳膊夹得更紧，好像便衣警察扭住刚刚擒获的小偷，生怕一不留神儿给他逃了。
蒋文韬也跟她同学回了饭店。像她这般少言寡语的人，居然也能和谁钻一个被窝聊通宵，看来她身上并非一点儿小女生的习性都没有。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用不着开车送她回家了。这还真让我一下子觉得轻松了不少。
我独自一人往中国城走，穿过一团团余兴未尽的人群，当我走到停车的地方，已经凌晨两点了。
和码头相比，中国城要冷清许多。路边的店铺早已打烊，街角冒尖儿的垃圾散发着和这喜庆日子不大配套的怪味儿。街上还有些稀稀落落的行人，都在匆匆地赶路。
大概是码头太热闹，而中国城又太冷清，当我把汽车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刹那，我竟然想到了KissFire——那家Ebby每个周末都要光临的酒吧。
Ebby说过KissFire距离中国城不远，礼花表演散场了，那儿也许正热闹。我心里忽地冒起一个念头——要不要开车转转看能不能找到那地方？我把钥匙插进车门的锁眼儿，同时试图镇压住这很有点儿邪恶的念头。可它正拼命地茁壮成长，好像春雨后的笋尖儿，大有破土推石的势能。
正在这时，我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
“高辉？高辉？”
我吃了一惊，心跳突然加速，好像考试打小抄儿被老师当场擒获。我猛回头，距我三五米远的街灯下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上身是皱巴巴的白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裤，袖子挽到胳膊肘，小臂纠结着腱子肉，脸上堆满谦恭的笑容。
他这身儿打扮，倒让我想起那次在中国店里看他抬冰袋的样子。
“林老板，您新年好啊！”我也连忙笑脸儿相迎。
“新联（年）好新联好！”林老板忙着上前要跟我握手，手都伸出来了，又缩回去在屁股上使劲儿抹了抹。昏黄的路灯下，他的目光疲惫极了，脊背似乎也比以往更弯了些。如果现在给他牵头牛，肯定像极了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典型的革命电影里受压迫的佃户。
“来庆祝美兰连（年）夜？他们啦？也来了吗？”
林老板嗓门儿依然洪亮，和脸上的疲惫表情不大相符。他使劲儿握住我的手，满手的茧子硬邦邦的像正在风化的石头。一股淡淡的酒气跟着他的话一起扑面而来。
我还是头一次听人把millennias night（千禧夜）直接不中不洋地说成是“美兰年夜”。我答：“他们都来了，不过刚才都撤了，现就我一人儿，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忙完？”
“今天客人多，所以开晚些喽，最后一桌客人干干（刚刚）走，我出来锁门。”林老板扭头往回看一眼，我顺着看过去，那馆子是座两层小楼，两扇木制的大门像极了林老板家的红漆大门，屋顶的霓虹组成四个红色的大字“东升酒家”。
“真巧啊，今儿晚上把车停您门口儿了！”我没话找话。
“是哦！真巧，干脆进来吃宵夜啦？”林老板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加重了，眼睛又变成端午的月牙儿。
“谢了林叔，那多麻烦您哪，我看我还是……”
“不麻环（烦）不麻环！一点也不麻环，缓（反）正我自己也要吃的！快进来进来啦！”
我不推让还好，我一提“麻烦”两字儿，林老板立刻非常坚决地打断我，而且干脆拉住我的手往饭馆里拽。
我一时想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儿，索性跟着他走进店里。
林老板泡了壶茶，从厨房冰箱里拿出几碟儿冷盘。他本来说要炒几个热菜，我硬拦着没让。他随即又取出几瓶儿青岛啤酒来，不由分说一口气儿连开了两瓶儿，边开边说着：“来，来，呵呵，我们中国的骄傲啦！”
他可真是个爱喝的人。冲他身上的酒气，我猜他肯定一直没闲着。我说：“好家伙，您悠着点儿，这要都喝下去，今儿晚上就得放在您店里了！”
“放？放什么？”林老板一脸诧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