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固《南齐书目录叙》：“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耶？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李文叔《书战国策后》：《战国策》所载，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轧倾夺之说也，人读之则必尚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且寿考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恶也，然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至于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纵之以阳，闭之以阴，无非微妙难知之情，虽辩士抵学而论之，犹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过一二言，语未必及而意已隐然见乎其中。使秦汉而后复有为是说者，必无能载之者矣。虽然，此岂独人力哉？盖自尧、舜、夏、商，积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备；及周衰凌迟，然所从来既远，浮而散之，钟于谈舌而著于言语，此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与夫秦、仪之徒，虽不深祖吾圣人之道，而所著文辞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者，岂数人之力哉？”二序述古文记事之妙，其说精矣。以书之二典，能传二帝之深微，盖为史者，亦圣人之徒。列国之策士能发人疾隐，由三代文物未尽、议论高远玩文词者可知，叙述之难工，而系乎世变矣。
昌黎讼风伯，以旱故尔；皇甫持正让风，其意则谓昨自南昌迄建康，路长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终不百里，疑风之喜怒，而以淹留让之，辞义不袭其师。他日东坡《僧伽塔》诗云“去得顺风来者怨”，荆公亦云“人生万事反覆多，道路先后能几何”之句，于风伯扫空恩怨矣。陈无巳云：“历历数过帆，当途气如虎。快意亦适然，淹泊岂吾取？”此可以忘情于迟速者与。陆务观记采石大江所见云：“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江行淹速，常也，得风者矜，而阻风者怒，可谓两失。世事盖多类此，记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为世儆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据而发，不得訾袭也。诸家论文，已备著其说，偶读退之《上宰相书》三篇，论周公为辅相急于见贤，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圣人之才，凭叔父之亲，其所辅理承化之功，又尽章章如是。所求进见之士，岂复贤于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颂成王之德而称周公之功，至终篇讽时相无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书盖颇类后汉高彪语，彪欲从马融访大义，融疾，不复见，彪遗书曰：“承间问风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问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疴傲士，故其宜也。”退之文辞足以畅其情，未必取则于此。在昔称周公于规讽，无有讶其过，后世欲相谀悦，亦称周公，则人疑之矣。
洪氏评欧公《醉翁亭记》、东坡《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每一“也”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余记王性之云：“古人多此体，如《左传》‘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后韩文公《潮州祭神文》，终篇皆‘也’字。不知欧阳公用柳开仲涂体，开代臧丙作《和州团练使李守节墓志铭》、又作《父监察御史梦奇志文》，终篇用‘也’字，《李志》‘也’字十五，末云：‘摭辞而书石者，侯之馆客臧丙梦寿也。’”性之以欧公全用此体。又观王荆公为《葛源墓志》始终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论次其所得于良嗣而为之铭者，临川王安石也。”巩氏谓全学《醉翁亭记》，用之墓文则新，是未知前有柳体也。韩《祭神文》亦于“也”字上寓韵，则《酒经》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评《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句，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易 杂卦》一篇终始用“也”字，《庄子 大宗师》自“不自适其适”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辈文格不可妄议。项平父评《醉翁亭记》、苏氏《族谱序》皆法《公羊》、《谷梁传》，盖苏明允《序族谱》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开作《从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论本始，古而《易》，后而《三传》、《庄子》，又近而韩氏迄柳仲涂以降欧、王、苏、曾，各为祖述。要知前古文体已备，虽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闲燕常谈》记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起取《周易 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朱新仲为书评，董氏兼举其家世遗论云：“《亭记》本韩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括位置又加典丽也。”王性之槩及韩文，而谓欧实从柳，此复云宗韩，或疑欧公果自负作古者与？
欧阳公作《苏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齿少於予，而子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其推让人如此，或者犹疑公作《尹师鲁墓志》自论云：“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进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夫既不自尊于子美，奚独靳于师鲁哉？陈氏《新话》辨其事，已赘叙子美者可见也。韩魏公作《师鲁墓表》直云：“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辞鼓动之，于是文风一变。”似著其实矣。观者益有疑于公，然而知古文渊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参军辈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不自师鲁始，公岂恶出其下而讳之？不没其实而已。世俗之见，好以胸臆强古人之同，制论易刻，况其记旧本韩文已云：“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是公自谓学古文在子美后，师鲁则相与作之，未尝求居其上也，相与作之，而云自师鲁始，则亦当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虽首称尹、穆，其词固存轻重，要不失为推尚之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