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充分反映出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灿烂的古老文化，而且在世界管理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特别是其中“论政”部分尤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安邦定国之策及管理众人之道。积极发掘、认真研究古代管理思想，做到古为今用、以古为鉴。从中吸取精华营养，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管理理论，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科学，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
这段历史在秦统一全国之前，虽至今已2200余年，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
姜尚的管理思想
周代齐国的始祖。因封于吕，又称吕尚，一说字子牙，辅佐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兵书《六韬》、《三略》传为所作。其涉及的管理思想主要如下：
（一）治国之要，在得民心。姜尚认为，人心所向是治国的根本，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他认为只要做到“仁、义、利”、“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与人同忧同乐”就会“天下赴之”、“天下归之”。
（二）爱民如子，富民利国。在《文韬·国务篇》提出：“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他认为“大农、大工、大商”是国家的“三宝”，要充分发挥农、工、商的作用，使它们“得其所”，才能富国利民。还提出：“……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这样就会“国富而家娱”。
（三）迎纳贤良，斥退奸佞。第一，姜尚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在《三略·上略》中提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第二，他提出将应具备的条件：“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并提出了挑选将才的“六守标准”，即：“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他解释说：“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重任）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第三，在考核人才上，他提出“八征”予以考核：“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谋，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日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第四，姜尚主张“上贤，下不肖（无能之人）”，因为“不肖在位，国受其害”，“贤去则国微”、“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只有重用贤人，奸雄才能离去，“主聘儒贤，奸雄乃遁”。对待贤者，应“尊以爵，赡以财，接以礼”，要“推惠施恩”。在使用人才时，要切忌“伤贤、蔽贤、嫉贤……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姜尚把奸佞之人看做是“祸殃”、“盗端”、“乱源”，因而一概不用。第五，姜尚主张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三略·上略》中写道：“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原谅）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未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毁坏）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
孙武的军事管理思想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因为他们的才华主要是在吴国施展的，战绩是在吴国创建的，故又称孙吴子。他写的兵书称之为《孙子兵法》简称《孙子》。这部军事巨著共有82篇，现完整的仅存13篇。这13篇已译成英、日、俄、德、法、捷等文本，被称为“世界第一兵书”，而把孙武称为兵圣。《孙子》远远超出一部兵书的思想范围，它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其中不少思想对管理工作具有普遍意义。
（一）战略管理思想。在《计篇》孙子提出了“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问题。经“五事”就是考察道、天、地、将法；校之以计，内容有七个方面，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把这“五事”和“七计”看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故而提出了“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的教导。
（二）信息管理思想。在《谋攻篇》中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在《地形篇》强调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在这部兵书中还提供了不少如何去获取知彼知己的“知”的一些做法。在《行军篇》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在《势篇》中讲了通过我方的“形之”、“予之”而观察敌人虚实的“相敌”的做法。在《用间篇》中讲了采用“间谍”的办法来刺探敌方的情报等。
（三）运筹决策思想。在《计篇》中写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庙算胜，就是运筹谋划胜。庙算是事关战争全局规划的大问题，也就是根据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考虑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做好军事力量的准备。只有先算、多算，周密思考，深谋远虑，才能获胜；否则，少算甚至不算，打无准备之仗，就会失败。孙子主张以谋略胜敌，在《谋攻篇》中明确地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四）组织管理思想。孙武不仅“尚谋”，而且“尚势”，主张通过组织、指挥造就我方“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的态势。试想，转动的圆石从8000的尺高山之巅滚下来，其势怎能挡得住呢！《九变篇》说得好：“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他在《形篇》中指出，双方力量对比上，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的兵力一旦向敌发起进攻，就如同蓄积于高山之水，一经决开，奔腾而下，莫可抵御。如何造势，孙子认为靠治众，靠搞好组织、指挥工作，“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要使治理多数人如同治理少数人那样，需要依靠组织、编制的作用。“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要使指挥多数人如同指挥少数人那样，要依靠信息指令。
（五）动态管理思想。进行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方法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宜用固定的模式去对付千变万化的事态。这一科学思想，孙子比美国莫尔斯（morse）等人提出的“超y”理论早2000多年。在《虚实篇》中写道：“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用兵规律象水的流动，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方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水因地形的高低而制约它奔流的方向，用兵要根据敌情而决定取胜的方针。所以，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象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叫做用兵如神。
（六）人才管理思想。孙子把将领看得十分重要：“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什么人能当将？《计篇》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五德具备可为将。孙武非常强调将领的品德修养，要求他们“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静以幽，正以治”。他还提出主君要放手地让“能将”施展才华，不要去进行干预和牵制，如“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君命有所不受”等至今仍为管理的格言。
另外，孙子关于如何治军及如何处理官兵关系作了形象的阐述，他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又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这些思想，对管理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孔子以礼义治国的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各方面的言论。他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
（一）以“礼”维护国家秩序。孔子主张治理国家要按照“礼”的规范，要服从“礼”的目标。孔子的“礼”是一种以社会尊卑贵贱秩序为内容的伦理规范，孔子思想中的管理目标就是要使社会符合这个伦理规范。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名正言顺”等言论，都是维护当时等级制度的。他认为人们只要“克己复礼”，国家就治理好了。
（二）以“义”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只要国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百姓就会象群星环绕北极星一样拥护他。孔子提倡的“义”有四条要求：一是当政者要行为端正。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二是当政者要“见利思义”。三是对百姓要用“礼、义”去教化，“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四是要“举直”，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三）经济管理中节用、薄赋思想。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认为治理国家，除了慎重政事，恪守信用外，在经济方面要节约费用开支，爱护人民，役使百姓要不误农时。孔子的“节用”，一方面抑制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起到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孔子主张“敛从其薄”，他的门徒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完全反映了孔子反对竭泽而渔的薄赋思想。
范蠡的商业经营思想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楚国人。曾辅佐勾践灭吴复国，官拜上将军，后去齐国，“齐人闻其贤，以为相”。不久，又弃官到当时的商业中心陶经商，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由于他善于经营，后来成为“天下富翁”。
范蠡做生意重视预测，强调掌握时机，他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他认为应根据供求情况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提出价格涨跌有一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贵一贱，极而复反”。主张所存商品在价格已贵到适度时，应把它当作粪土一样立即抛出——“贵出如粪土”；在降到一定程度时，应把便宜的商品当作珠玉收进——“贱取如珠玉”。范蠡能注意加快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主张“无息币”，即不要把货币滞压在手中。他还提出对价格要加以控制，认为“平籴齐物”是“治国之道”。
陶朱公经营商业有“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之称，传说他归纳的“经商十八则”为后世商人奉为至宝。这十八则是：
1.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
2.价格要订明，切勿含糊，含糊则争执多；
3.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
4.赊欠要识人，切勿滥出，滥出则血本亏；
5.货物要面验，切勿滥入，滥入则质价减；
6.出入要谨慎，切勿潦草，潦草则错误多；
7.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则托付难；
8.优劣要细分，切勿混淆，混淆则耗用大；
9.货物要修整，切勿散漫，散漫则查点难；
10.期限要约定，切勿马虎，马虎则失信用；
11.买卖要随时，切勿拖延，拖延则失良机；
12.钱财要明慎，切勿糊涂，糊涂则弊窦生；
13.临事要尽责，切勿妄托，妄托则受害大；
14.帐目要稽查，切勿懈怠，懈怠则资本滞；
15.接纳要谦和，切勿暴躁，暴躁则交易少；
16.主心要安静，切勿妄动，妄动则误事多；
17.工作要精细，切勿粗糙，粗糙则出品劣；
18.说话要规矩，切勿浮躁，浮躁则失事多。
商鞅的法治思想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原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故又叫卫鞅，公元前361年，他闻知渴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招贤纳士便到了秦国。他的法治思想深得秦孝公的赞赏，于是被任命为有相当权力的左庶长。
商鞅认为国家的管理要依靠法治。“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事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他认为治和强，治和富都是紧密相联的。“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鞅还强调变法。他认为治国单靠古法是不行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他认为，因循守旧，把古法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不仅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反而因为它不适应时代的潮流而导致国家的衰亡。“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他认为批评变法和主张循古都是不对的：“反古者不可诽，而循礼者不足多。”他主张若强国利民就必须变法：“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告诫秦孝公对变法要采取坚决的态度，否则就会：“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其主要内容：一是废井田，开阡陌，准许土地自由买卖；二是奖励耕战，按军功授爵，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徭役；三是建立县制，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家统一控制。经过商鞅变法改变了秦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一跃而为“兵革强盛、诸侯畏惧”的强国。
孟子的仁政治国思想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各轲，字子舆，战国中期思想家，生于鲁国，曾为齐宣王客卿，晚年专力于讲学和著述，现存《孟子》一书记录了他的言论、思想。孟子游说诸国规劝统治者倡行“仁政”，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方法。
（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商汤与周朝初起时只有一小块土地，与夏桀、殷纣相比，可谓是地狭民寡，但由于他们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因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之主。相反“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天下矣。”孟子把各国统治者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穷兵黩武、相互攻伐的办法比做“缘木而求鱼”，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带来许多灾害，要想广土众民，唯一办法是争取民心。孟子提出：“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告诫统治者应该“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为了“得民心”，他提出了“以佚道使民”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使老百姓安逸的原则上来役使他们。孟子要求统治者能够“与民同乐”，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肌色，野有饿莩”，人民自然就不愿供统治者役使，而是时时希望“与之偕亡”。一个明智的统治者则应反其道而行之，与人民共享财富快乐：“王如好货（财），与民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