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
——《旧五代史》
宋代若能出一个大有为之主，就国防根本条件论，只有主动地以攻为守，先要大大地向外攻击，获得胜利，才能立国，才能再讲其他制度。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迟早总要失败，再迁就这一形势来决定其他制度，自该无一是处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赵宋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它也从来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地指出，全宋朝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无家别》
杜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败阵，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
1.力大为王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枭雄辈出、拥兵自雄的乱世，是一个兵祸连结、生灵涂炭的乱世，是一个力大为王、政变频发的乱世。陈桥兵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乱世中。要探究陈桥兵变的根源，不追溯到二百年前的安史之乱是无法说清楚的。
盛极而衰，这是每个朝代都避免不了的事情。公元755年，这年正是大唐玄宗天宝十四年，“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发动了叛乱。已经平静许久的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战乱。战乱一直持续到763年才基本平息，盛唐时代也就此结束。仅以人口为例，战乱开始的公元755年，中国人口为5292万人，到760年，大唐人口只剩下1699万，短短几年损失了3593万，损失率为68%，也就是说幸存的人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几代人殚精竭虑经营起来的大唐盛世就这样毁于一旦，那是何等壮观华丽的盛世啊，从此只能出现在人们的回忆里了。
这只是衰落的开端，远非终结。这之后，大唐王朝又面临着藩镇割据、党争、宦官专权、农民起义等一系列打击，飘摇中的大唐王朝一片凄风苦雨。
这其中，黄巢起义尤为残酷，对大唐帝国的打击也尤为沉重。经历黄巢起义之后，大唐人口再次锐减百分之七十。
五代十国便是唐末丧乱之局的自然延续，它的出现并不显得突兀。从907年朱温灭唐到960年赵匡胤建宋，短短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和北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五十三年间，朝代更替频繁，先后出现了八姓十四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时间不过三年多，最短的只有两个月。乱世之中，人不如狗，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天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部下或者养子甚至亲生子明杀或暗杀——十四个皇帝中有八个死于非命。
乱世出英雄，但出得更多的是枭雄。乱世的通则是力大为王，这些枭雄眼中最为重要的是权力，而不是国计民生。在这些枭雄看来，剥削与迫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百姓的死活，只要不影响税收和兵源，这些枭雄通常不会有多大兴趣。唐末的赋税已经颇为繁苛，到五代十国这时更是重上加重。当时除正常的田赋商税之外，更有所谓“秋苗钱”、“夏苗钱”、“丁壮钱”、“丁口钱”等等，名目繁复，敲骨吸髓，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呼号挣扎，如坠地狱。
军队是争夺天下的工具，五代十国的统治者为了增强势力，想方设法扩充军队，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南唐的李景竟然强迫在端午节泛舟竞渡的选手当兵；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为了杜绝士兵逃亡，竟将士兵全部黥面，逃兵一旦被捕一律处死。
在这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乱世中，枭雄们笑傲天下的代价是普通百姓的困苦。军阀间的争斗，给中原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兵燹所及，“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可想而知，社会经济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发展。
陈桥兵变因为引出了一个统一安定的宋朝而显得尤为突出，其实在唐末五代十国，军事政变和军人夺权层出不穷，陈桥兵变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天子惟兵强马壮者能当之！”实话实说，赵匡胤的兵变过程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兵变并没有什么不同，遵循的同样是力大为王的通则。
“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是五代十国的通则。
912年，后梁开国皇帝朱温病重，其子朱友珪率部下政变，杀死朱温，自登帝位。次年，朱温四子均王朱友贞起兵反朱友珪，杀朱友珪，大掠都市。朱友贞在汴即位，是为梁末帝。
925年，王延翰称大闽国王。其弟泉州刺史王延均、建州刺史王延禀袭击福州，杀王延翰。
926年，后唐魏州发生兵变，庄宗李存勖派李嗣源讨伐乱军。岂料李嗣源与乱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李存勖被杀。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
934年，唐闵帝与潞王李从珂相猜忌。三月，兵变，将校士卒拥戴李从珂为主。四月，李从珂入洛阳。闵帝逃至卫州，被杀。
950年，后汉隐帝密谋诛杀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郭威。郭威随即率兵反击，隐帝为乱军所杀。郭威入京，迎立武宁节度使刘■（后汉高祖刘知远侄）为帝。十二月，郭威出兵迎战辽兵，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军变”，军士以黄旗代替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951年，郭威即位，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刘■被囚于宋州，次年被杀。
五代十国这五十多年间，弑父、弑君、谋逆、兵乱的事情层出不穷，数不胜数。
陈桥兵变与郭威的澶州之变如出一辙，简直就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政变本身并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如同自然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政权更替的方式之一，是社会进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在政变过程中能够尽量避免杀伤人命，政变结束后的施政能够推动社会进步，那么这样的政变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必去横加指责。
通过这种政变上台的枭雄有很多是社会的蛀虫，但也不乏忧国忧民的明主。后周太祖郭威做得就不错，世宗柴荣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柴荣是郭威的侄子，后来成为郭威的义子，所以又名郭荣。951年，后周立国，柴荣任镇宁节度使，后擢升为开封尹，封晋王。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总管内外兵马事。当月，郭威病卒，因为郭威的亲生儿子全部死在汉隐帝手里，因此由义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是五代十国时期真正雄才大略之人。就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北汉联合契丹来抓住柴荣刚刚继位的时机来“砸场子”拣便宜，柴荣力排众议，断然亲征，于高平（今属山西）大破北汉军，稳定了政局。
战后，柴荣大规模整编禁军，淘汰老弱羸小。经过一番整顿，“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
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派军收取秦、成、阶（今甘肃天水市西北、成县、武都东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四州；后三次率兵亲征南唐，尽得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
显德六年（959年）三月，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世宗率军攻辽，水陆并进，连克瓦桥（今河北雄县）、益津（今霸州）、淤口（今霸州东信安镇）三关，收复瀛（今河北省河间）、莫（今任丘北鄚州镇）、易（今易县）等州地。
柴荣的雄才大略，不仅表现在取得多少战功，攻下多少城池关隘，还表现在恢复社会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
唐末以来，战乱不息，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柴荣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
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下诏：“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也是柴荣不同于其他枭雄的地方。
五代时佛教昌盛，佛徒众多，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财政税收，周世宗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毅然废寺院30336所，仅保留2694所，还俗僧尼多达61200人（佛教对此深为不满，恶意诋毁，不遗余力，将周世宗英年早逝归因于他毁佛，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恨）。
世宗在位六年的文治武功为结束割据战乱，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社会开始出现中兴的迹象。
《新五代史》称赞世宗说：“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世宗“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的评价确实是实至名归，不愧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2.崭露头角
可以说，如果没有柴荣打下的基础，赵匡胤要想在陈桥兵变后稳坐江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柴荣就是那栽树人，赵匡胤就是那幸运的乘凉者了。不仅如此，赵匡胤能够从一个无名小卒步步升至殿前都点检的高位，这与柴荣的知遇之恩是分不开的。
公元927年，赵匡胤生于河南洛阳夹马营。就像颁奖典礼上的音乐一样，按照惯例，像赵匡胤这类的大人物出生时必然会出现不同寻常的事情。果然，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相当热闹。
赵匡胤的祖先代代为官，乃是不折不扣的官宦人家。不过在五代十国这种乱世中，连世家大族都无法保全名位，赵匡胤家就更是随世事沉浮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骁勇，善骑射”，曾追随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来家道中落，所以赵匡胤的童年和青年曾一度十分窘迫。
赵匡胤的童年倒也不是一片空白，有两件事被史家挖空心思地记载了下来。大概因为他的少年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所以只好拿这两件事来“填补空白”。其一，赵匡胤小时候曾练习骑马，可能他的天赋比较高，学得比别人要快一点。终究年轻人冲动，好显摆，赵匡胤自恃“艺高人胆大”，有一次就非要去骑一匹烈马，而且不用马嚼子和马笼头，不顾死活地非要露一回脸。这烈马没有了马笼头和马嚼子的约束，开始撒欢四处乱跑，碰巧就把赵匡胤的脑袋“送”到了门框上，赵匡胤当即掉下马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脑袋碎裂、一命呜呼的时候，赵匡胤却又爬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追上那匹马继续折腾。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讹传或有所夸张的话，想必就是那块门框年久失修，已经腐朽，或者说赵匡胤当时撞得很巧，碰巧没有撞在致命处。不过这总是险事一件，倒也蛮有意思。
至于他的第二件“奇事”就更是不值一提了。有一次他与伙伴在一间屋子里玩耍，突然听到屋子外边有麻雀的动静，估计赵匡胤嘴馋，于是就和伙伴从屋子里跑出来抓野味，就在他们刚踏出屋子的时候，那间屋子就塌了。
这就是赵匡胤的两件“奇事”了。其实，哪个人小时候没有过惊险的经历呢？赵匡胤的这两件“奇事”根本不足为奇。
公元950年，二十四岁的赵匡胤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处，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后转至柴荣手下。对于一个想要在这场乱世中建功立业、成就一番功名的人来说，选择一个英主、明主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所遇非人，恐怕结局就不会是事倍功半那么简单的了。
赵匡胤很幸运地选择了柴荣这个罕见的英主和明主。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柴荣刚刚继位这个特殊时刻。这一年，北汉这个“仇国”（人之间有仇称之为仇人，国之间有仇称之为“仇国”似乎也未为不可）抓住时机联合契丹前来报仇。大敌当前，刚刚“走马上任”的柴荣否定了群臣的意见，毅然亲征，双方相遇于高平。不料大战在即，后周右军主将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右军步兵千余人随即高呼万岁，投降了北汉。后周军队立即陷入尴尬境地。
战争其实并没有定数。除了物质装备等硬件外，参与战争的人本身就充满变数。在精神亢奋的时候，即使是普通人，往往也能超水平发挥，做出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才有“夫战，勇气也”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说法。成功永远都会留给那些有勇气迎接挑战的人，也只有有勇气的人才敢于抓住机会，迎接挑战，走向成功。
当然，迎接挑战会有风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这样才公平合理。眼看北周大军军心动摇，就要全线崩溃的时候，柴荣率领亲兵向前督战。赵匡胤身为柴荣的禁军将领，也抓住了这次机会。
很多时候，越是细微处越能体现一个人的能力。赵匡胤并不是一个莽夫，他对身边的士卒只说了一句话：“主危如此，吾属何得不致死！”这真是一次很简单的战前动员。对于这些士卒们，压根就不必跟他们讲什么战略战策，他们也听不懂这些，只需要在精神上鼓励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赵匡胤没有跟他的手下废话，没有从宇宙起源一路讲到人类进化，从国际形势一直讲到地方改革，直接一句“吾主如今身陷险境，我们应当并力向前，死战到底”了事。简单明了而又极具号召力。
如果赵匡胤做完这番战前动员后就此带着士卒冲了出去，那么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忠臣加猛将，更能体现赵匡胤能力的是他对上司张永德说的一番话：“贼气骄，力战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请引兵乘高西出为左翼，我引兵为右翼以击之。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有勇有谋，这就是赵匡胤高于常人的地方了。
五代十国的士兵大多是些类似于雇佣军的兵油子，在钱财和富贵的驱动下，这些人的战斗力超强，至于为谁打仗，他们毫不关心。这些人因此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一旦形势不利，他们就会很爱惜自己的生命，或临阵倒戈或溃逃。所以，当赵匡胤和张永德以及柴荣悍不畏死地冲过来的时候，北汉兵的气势很快就被瓦解了，北周取得高平之战的胜利。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讲述和分析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是因为一个人能够有多大作为基本上是可以从他的发端和起步看出来的。俗话说，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从开端看出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后，只要不是遭遇横祸或者死于非命，或者是自甘堕落，或者是特别背运，那么这个人的前途是可以预见的。
而一个人如果在开端的时候就稀里糊涂，昏招迭出，那么也就可以肯定这个人的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