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red CherrY
1940年冬，两名中国孩子，楚楚（女）和罗小蛮（男）由中国内地出发，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到达苏联莫斯科附近的国际儿童院，这是一所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领袖子女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两个孩子结识了以中德混血儿张卡尔为首的一批外国孩子。
院长瓦特金犹如一个祖父般严厉而慈祥，他是这所儿童院的灵魂。新奇的学校生活温馨而又时常产生烦恼，在朝夕相处的时光中，张卡尔对楚楚产生了少男少女之间的微妙感情。而罗小蛮始终难以忘却在日寇铁蹄下的祖国。夏天到了，儿童院的孩子们选择各自喜爱的夏令营度假，张卡尔和楚楚来到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就在到达夏令营的第二天凌晨，也就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的炮火摧毁了孩子们的宁静生活，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悲剧发生了。德国法西斯当着孩子们的面杀害了女教师维拉，所有的孩子们与战俘和平民一样沦为囚徒。儿童院召回了散落在尚未沦陷地区里度假的孩子们，准备迁往西伯利亚。混乱中，罗小蛮等几个男孩子躲藏起来，决意参军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是孩子，无法混上开往前线的军列，从此，过上了流浪儿的充满艰辛的生活。德军占领区内，楚楚和张卡尔等人被迫为德军洗刷战马，能说德语的张卡尔机智地诱骗到德军士兵的枪支，企图掩护楚楚等人逃跑，楚楚等人骑马逃跑，张卡尔却身陷绝境，不幸牺牲。纵马飞奔的楚楚也终未躲过德国炮火的轰击，不幸落马……
后方，饥饿在蔓延，为了换取充饥的面包，罗小蛮不得不去医院卖血，当区苏维埃的老区长得知这群孩子是国际儿童院的学生时，心生恻隐，为他们找到了聊以糊口的工作，罗小蛮从此成了专门送达“阵亡通知书”的“黑信使”。为了杀一儆百，德军决定公开处决逃跑失败被抓回的孩子，枪决在即，一俄罗斯老者挺身而出决定为孩子替死，可是他只能换取一位孩子的生命。正当德军残酷地玩味屠杀的过程之际，一位德国将军来到刑场，他流露出对东方女孩的一种特殊兴趣，楚楚死里逃生，被带到了东普鲁士德军司令部。
身陷囹圄的楚楚出乎意料地受到德国将军的优待。终于有一天，楚楚知道了纳粹将军有一种残酷的嗜好：用文身后的人皮制作各式各样精美的灯罩，纳粹将军梦寐以求的是楚楚细腻而光洁的皮肤。愤怒的楚楚企图自残，但是，纳粹将军阻止了她的企图，并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
后方，罗小蛮收养了一个失去双亲的小女孩——娜佳，原本艰辛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但俩人相依为命，却颇有人情趣味。一天，他俩发现住地附近变成了德军战俘的驻扎地，强烈的复仇心理驱使罗小蛮每天用弹弓“惩罚”敌人。苏军反攻的炮火层层迫近，大势已去的德军开始丧心病狂地屠杀战俘和平民。纳粹将军终于完成了在楚楚后背上的“杰作”，并大发所谓艺术永恒的感慨。后方，罗小蛮的“弹弓战”终于引发了战俘的骚乱，苏军管理人员误认为是暴动，开枪镇压，罗小蛮将狂怒的德军战俘引至一幢废墟里，情急之中，引燃了汽油桶，与敌人同归于尽，小娜佳悲痛欲绝。纳粹将军将自己的“杰作”楚楚带到战场之外的荒野里“放生”，然后回到司令部饮弹自杀，多年来收藏的人皮灯罩与他的罪恶一齐葬于火海。楚楚被盟军的红十字会收容，面临例行的淋浴时，楚楚拼死不愿脱去衣服。当护士们强行撕开她的衣服时，都被楚楚后背图案惊呆了：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竟是一色彩斑斓的德国法西斯鹰徽。楚楚的身份引起了盟军和苏军的怀疑，在讯问中，楚楚缄口不语。夜里，楚楚爬到篝火边，用燃烧的木头，狠命地朝背上的耻辱烙去。苏军终于查明了楚楚的身份，她被送到莫斯科接受了良好的治疗，瓦特金院长带着娜佳来看望楚楚，告知了罗小蛮的死亡。沉默中传来红场阅兵式的礼炮轰鸣。楚楚流下了无声的眼泪。楚楚的植皮手术历经数年，终因植皮面积过大和医疗水平的限制而失败。许多年以后她的一位画家朋友将文身图案绘制成画，收藏于历史博物馆以昭示后人永世不忘战争的罪恶。
画外之音
围绕《红樱桃》的出世，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它所出现的时间以及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1995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相关题材的电影纷纷出现，《红樱桃》走的却是另一条路线，它并不直指战争，也并非如影片《南京大屠杀》、《七七事变》直接触及本土的遭遇与反击，而是将故事的情境转移到了俄罗斯，而它讲述的又并非是一个“异国”的战争故事，而是中国的“烈士后代、革命前辈的故事”。
影片在当年宣传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女儿朱敏，俄语名赤英（红色英雄之意），17岁进入苏联的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为影片中‘楚楚’的原型”。编导人员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曾和朱敏沟通过，并解释剧本的主要内容是真实的，也会有艺术加工的地方，比如纳粹标记的文身为虚构部分，朱敏表示同意。
另外一个人物身份，就是影片的导演叶大鹰，当年在宣传《红樱桃》这部影片时不少媒体都提到该片导演叶大鹰是叶挺将军的孙子，他的父亲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这个身份的证明无疑为影片赋予了正统与主流的“质量验证”。对于是否因为自己的家庭身份而具有“红色情结”，叶大鹰则认为：“这是媒体的说法，自己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也许是一种巧合，用这个时代的感情去体会过去的人物和事情，会感觉特别有魅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也欣赏，但我希望拍的是另一种电影，它和人物有关，与今天的观众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