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正如李世民说的那样：“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正应该和各位谨慎地来对待它。”
君王没有一个不希望国家长治，政权永存。偏偏多的是国家混乱，政权动摇。原因在于：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适当的正道，所任命的官员不是适当的人选。因此，要使国家治理，在政策上要做到宽严相济，文治与法治互相结合，宽严互为补救，治乱世用重典，治盛世用平典。这样，政治便会调和。在治理方法上，要赏罚分明。韩非子说，英明的君主控制臣下，不过是两个权柄罢了。两个权柄，就是刑和德。杀戮就叫刑，奖赏就叫德。赏罚分明，才能杨善去邪，国家才会治理。在个人意志上，君王要发愤图强。君王往往在创业时能含辛茹苦，卧薪尝胆，但在安逸中容易产生骄傲奢侈情绪，政事荒废。因此，在安逸中要图强，在消沉中要振作，在因循守旧环境中要敢于革新。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否则，就会使国家一蹶不振，社会内乱四起，丧身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在用人上，要尚贤任能。孔丘说：“在人开拓道路，不是道路开拓人。”所以国家的治理和混乱、兴盛和衰亡，掌握在自己之手，跟天命无关。如果认识不清，就会失去正确的判断。作为一个君王，应正心诚意，重用人才，礼贤下士；管理政府，就是治理文武百官；治理文武百官，就是治理千万人民；治理千万人民，就是治理天下。天下治理，则无论近远，无不治理。在为民上，要有仁爱之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要得民心，君王就要有爱民之心，重民之行，富民之路，安民之策。否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总有一天会起来将他推翻。在继承问题上，要选择贤明。继承是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大事，如果国家后继有人，储君贤明，天下归心，国家就会得治。如果处理失当，就会发生手足残杀，宫廷内乱；或者会出现昏君执政，国家混乱，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的局面。在治乱上，要坚毅果断。平息内乱，一要坚强果断，二要讲究策略，才能一举平息。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草率从事，反遭失败。以上诸点，都是治国的重要环节。
（第一节）治国之道
（史事）
在德不在鼎
鲁宣公三年，楚庄王发兵征讨陆浑的戎人，乘机进兵到雒邑，并在周王的直辖地上阅兵，周定王只好派王子孙满去慰劳楚庄王。
岂料楚庄王竟然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子孙满回答说：“一个拥有天下的成功统治者，关键在于德而不在于鼎。古时夏朝推行德政时，远方各国绘制地方风物，并且经由九州掌官奉献铜，于是夏王就用这些铜，铸造成九座鼎，当时上下同心同德。到了夏桀王时代，由于他暴虐无道，九鼎才被周朝夺去。其实只要君主修明政治，九鼎虽小，却似乎显得很重，他人无法轻易夺去；反之，假如君主昏乱，那么九鼎即使再大，看起来也会很轻，他人轻易就可夺去。上天保佑有明德的君主，不过也有一定的限制，绝对不可以强求。以前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郦之地，曾经占卜国运有多少代，结果占卜出同朝将享国三十世七百年，所有这些都是天命中的定数。现在周朝的国运虽然衰弱，但是天命并未改变，因此有关九鼎的轻重，并不是诸侯随便可以探问的。”
宽严互为补救，政治便会调和
昭公二十年，郑大夫子产生病时，对游吉说：“我死了以后，你必然当政，你要记住，只有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用宽道来治理人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就是推行严格法治。例如火很猛烈，人看到以后就畏惧万分，所以很少有被火烧死；反之水很柔弱，人都喜欢去戏水，结果反而有很多人被水淹死，可见用宽道治民实在很难。”子产卧病几个月之后，最后终于不治而死。游吉执政，他为政不忍推行严格法治，而是推行宽道治民政策，不久郑国盗贼蜂起，在萑苻泽中夺取宝物。游吉懊悔说：“假如我一开始就听信子产的话言，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种田地。”于是游吉兴兵讨伐蕉苻泽中的盗匪，如此盗贼才算暂时敛迹。
孔子评论这事说，政治宽大人民就会轻慢，人民轻慢就用严厉法治来纠正；推行严厉法治人民就会受到伤害，人民受到伤害就应改行宽大政治。宽大政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严格法治来补救；严格法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宽大政治来补救，如此一宽一猛政治才能调和。
无战而城，敌必备矣
当晋献公派大夫士为给公子重耳和夷吾两人修筑蒲屈两城时，由于不谨慎而把木柴放在墙内。夷吾把这件事报告献公，献公派人去责备士芳，士芳磕头回答说：“臣听说过：没有丧事而显露哀凄，就必然会有忧患降临，没有战事而兴工筑城，等于是叫敌人作好准备，这又有什么值得慎重的呢？臣既然担任官职，如果不遵命筑城，就是违抗君命而大不敬；如果所筑的城池很坚固，就等于是为仇敌保护城池，这是对君王的不忠。既丧失忠又丧失敬，臣还用什么来侍奉君王呢？《诗经》说得好：‘仰仗施行德政来治理国家，同宗子弟必然象城池了一样稳固。’君主只要强化自己的德政，使同宗子弟效忠，又何必修筑坚固的城池呢？再说三年以后才用兵，现在又何必那么小心呢！”
任力者劳，任人者逸
春秋时鲁国人宓子贱到单父出任邑宰以前，曾向孔子求教。孔子说：“凡事不要闭目塞听，要三思而行，保持高尚的节操，听取众人的意见，做一个君子。”
宓子贱到单父以后，先在城南筑了一座简易的琴台，经常在那里弹琴唱歌。由于琴声曲调悠扬，歌声委婉动听，使得单父的乡亲父老们都乐于来到台下，听那悦耳的音乐，从中受到薰陶和享受。单父宰巫马期觉得奇怪，便跑去向宓子贱讨教。宓子贱说：“我之谓在人，子之谓在力。任力者劳，任人者逸。”巫马期听后，慨叹地说：“这是因为我的才能比不上宓子贱呀！”
有一年夏天，地里的小麦正待收割，突然听到齐国军队就要到来。于是，有人多次提出建议，让城里的人出去抢割麦子，谁收割归谁所有，不让敌人得到粮食。但是，宓子贱始终都不同意。结果，有一部分小麦被齐军割走了。鲁国大夫季孙怒气冲冲，派随从去责备宓子贱。宓子贱笑着说：“今年单父的麦子是损失了一些，明年还可以多种。这事对全国说来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一有敌寇，就让那些原来不种田的人去抢割别人的小麦，岂不助长了他们盼望敌寇到来的心理？要是这样，不仅滋长了人们不劳而获的奢望，而且也难于共同对敌，这可不是三年五载能够消除的。”季孙听随从这么一说，知道自己只是从小处着眼，斤斤计较少量麦子，而没有考虑道德风范这件大事，见识浅薄。
重仁义，轻私利
孟子谒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先生！您不辞千里辛苦前来，对我国定会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答道：“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到利益呢？只要讲求仁义就行了。王假若说：‘怎样才对我国有利？’大夫也说：‘怎样才对我的封地有利？’那么，一般王子以至老百姓也都会说：‘怎样才对我本人有利？’这样，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国家便会处境危险了。在拥有兵车万辆的国家里，杀掉那个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兵车千辆的大夫；在拥有兵车千辆的国家里，杀掉那个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兵车百辆的大夫。在兵车万辆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千辆；在兵车千辆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但是，假若轻道义，重私利，那么，大夫若不把国君的产业完全夺去，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从没有讲仁德的人却遗弃他的父母的，也没有讲道义的人却对他的君王怠慢的。王也只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益呢？”
马背上能得天下而不能治天下
陆贾时常在高祖面前称道《诗》。高祖便骂说：“你老子的天下是从战马上打来的，何必要《诗》！”陆贾说：“从战马上取得天下，但能在战马上治理天下吗？再说汤武兴干干戈，叛上而取天下，但却以顺民心的怀柔政策守住天下。文事武功并用来治民，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啊。从前吴王夫差跟智伯都喜黩武，因此而亡国；秦国一直以刑法治国，终至覆灭。假使秦国兼并天下之后。能效法先圣先王，施行仁义，则必长治久安，怎么会让陛下取得天下呢？”高帝面有愧色，告诉陆贾说：“你试着替我写出秦所以失去天下，我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何在？以及古代国家所以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陆贾大略叙述国家存亡的征兆，凡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奏给高祖，高帝没有不称赞道好的，左右的人便高呼万岁，称这书为“新语”。
柔道治国
刘秀称帝后，有一天宴请皇亲国戚。有的皇族几杯酒下肚，便称赞他说：“文叔小的时候很谨慎，诚恳柔和，真没想到现在竟做了皇帝！”刘秀听了，也笑了。他胸有成竹地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道呢！”
刘秀的“柔道”治国，首先表现在对待一些开国功臣的态度上。刘秀知道，东汉王朝的建立，主要得力于一大批功臣、官将为他卖命打天下。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等历史教训，他不能不注意防范。但是，他的防范，并没有采用汉高祖“诛杀功臣”的强硬手段，而是采取了“保全”的柔道，他除了让邓禹、李通、贾复三个亲信参议朝政外，对其他功臣和外戚，大封列侯。然后，又以各种借口劝他们不再参与朝政，一律回到自己的封地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此外，刘秀的“柔道”治国，还表现在他对待民众的政策上。比如实行减轻田赋的政策。为了改善农民的处境，他下令军士屯田，减轻田赋，实行三十税一；恢复西汉赈济灾贫和抚恤老弱病残的规定，发放救济粮；为了减少开支，他载减了四百多个县，使县及县级以下的官吏精减了百分之九十；他还连续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多次颁布大赦令，将死罪以外的囚犯一律释放，免罪为庶民。由于刘秀采用“柔道”治国的方法，使政局得到了稳定，人民得到了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全面复苏，从而东汉经济又一次出现了相当繁盛的景象。
裴潜谈宽严政策
曹操把代郡郡长裴潜，召回京师丞相府任职。曹操赞扬裴潜治理代郡的功勋，裴潜说：“我对汉人虽然宽厚，但对胡人却十分严竣。现在接任的新郡长，一定认为我太过严峻，事事改为宽厚。胡人一向桀骜不驯，过度宽厚，法纪一定松驰，法纪松弛，一定再转成严厉，胡人受到骤然的约束，遂会生出怨恨，最后甚至叛变。根据情势推测，代郡胡人，将最先发动叛变。”曹操后悔召回裴潜过快了。
数十日后，三单于叛变消息果然传来。
法律宽严要因时制宜
刘备进了成都，自称益州牧。他论功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不光成都归他管，还把他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
法正这个人心地狭窄，有了权，就报个人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
诸葛亮跟法正不同。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
法正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些，才合大家心意。”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泰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应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驰，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啊。”
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象以前那样专横了。
建立国家根本，崇尚品德教化
三国时，曹丞问太尉贾诩说：“我打算讨伐抗命的叛逆分子，统一天下。东吴、蜀汉，哪一国居先？”贾诩说：“采取攻势的，军事第一；建立根本的，崇尚品德教化。陛下顺应天时，接受禅让，安抚全国上下，如果专行推广文化教育，等待时机成熟，削平他们割据，并不围难。东吴、蜀汉，虽是巴掌大的小国，但背有群山作为依靠，前有干水作为保护。刘备有英雄之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知道敌我的虚实和优点弱点，陆逊精于大部队作战。蜀汉据守险要，东吴利用江湖，都不是仓卒之间，可以平定。军事行动的原理是，先有取胜的把握，然后再发动战争，酌量敌人的力量，确定相应的方法，才能万无一失。我预料，我们的将领中，没有一个是刘备、孙权的对手。即令陛下御驾亲征，天威相逼，也看不出必胜的迹象。从前，舜作干戚舞，而苗族归降。我的意思是当今应该政治第一，军事第二。”曹丞不理，大军终无功而还。
治国靠恩德，大赦要慎用
三国时，蜀汉后主廷熙九年，蜀汉大赦。
大司农孟光，在大庭广众中，责备大将军费祎说：“大赦，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圣明之世，不应该发生。当权力的尊严到了不能维持之时，实在不得已，才可以姑且实施。现在，主上仁慈，文武百官都尽忠职守，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国家的非常恩典，去鼓励恶人恶行？”费祎无言可对，只是连连道歉，表示不安。
最初，诸葛亮当丞相时，有人抨击他吝啬大赦。诸葛亮说：“治理国家，要靠大恩德，不靠小动作，所以匡衡、吴汉，都反对赦免，先帝也曾说过：‘我跟陈纪、郑玄交往，常听他们分析治乱的道理，从来没有提到过赦免，象刘表、刘琮父子，年年赦免，对社会秩序，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缘故，蜀汉人民，认为诸葛亮贤能，而费祎远远赶不上。
教化非一日之功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晋国征南军司戴邈，上书晋王司马睿，认为：“天下大乱以来，学校教育荒废。有权力的人发表议论说：太平日子崇尚文章，战争来临，崇尚武力。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如此。儒家学派的道理，十分深奥，不可能仓猝之间，就有成就。等到太平日子，再去研究，荒废已久，就来不及了。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是斩将搴旗的人才，很难有从军出征的战功。如果不趁他们年纪轻轻，学习道义，实在非常可惜。世风衰微已久，礼俗败坏日甚一日，好象灯火消耗灯油，不知不觉，不感到严重。而今，帝王大业初创，万事都要从头开始，应该坚持正道，敬重儒家，用以鼓励风化。”司马睿接受，开办了太学。
平乱用武功，守成要文治
唐太宗贞观元年正月初三日，大宴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唐太宗李世民说：“我过去受委任，掌管征伐大权，大破刘武周的军队，民间就制作了这个曲调，虽然不能表现文治教化的雍容大方，但是功业由此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用神圣的武力平定海内，哪里是文治教化所能比拟的。”李世民说：“平定乱世要用武功，守住帝业要用文治，文治和武功的运用，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你说文治不及武功，这句话错了！”封德彝嗑头谢罪。
创业守成孰难？
李世民问侍候在身边的大臣说：“创业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草创大业的开始，和群雄一起举兵，用武力争胜而后使他们臣服，创业难啊！”魏征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谁不是从艰难中取得天下，在安逸中失掉天下，守成难啊！”李世民说：“房玄龄和我一起夺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征和我一起安定天下，经常担心在富贵中产生骄傲奢侈，在容易忽视的枝节上产生祸乱，因此知道守成的艰难。不过，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正应该和各位谨慎地来对待它。”房玄龄等人嗑头说：“陛下能想到这些，那是老百姓的福气啊！”
李世民的成功之道
李世民登上了翠微殿，向侍候在身旁的大臣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虽然平定中国，但不能使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臣服。我的才能不及古人，但成功却超过了他们，自己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你们各位畅所欲言，按照实际情况来说明它。”群臣都说：“陛下功德象天地一样大，天下所有的人都无法用语言来说明白。”
李世民说：“不是这样。我所以能达到这点的原因，只是从五个方面做得比较正确：自古帝王多数妒忌比自己才能强的人，我见到人们的长处，好象就是自己的一样；一个人的品行才能很难同时具备，我经常摒弃他的短处，录用他的长处；帝王往往进用贤能的人喜欢得要把他抱到怀里，黜退品行才能差的人恨不得要把他推到深沟里去，而我见到贤能的人就尊敬他，对于品行才能差的人就可怜他，贤能的人和德才差的人都能得到恰当的安排；帝王一般都讨厌正直的人，暗中杀害和公开处死，没有一个朝代没有这样的事，我即位以来，正直的人朝廷上有很多，从来没有处分过一个；自古以来，都是看重中华，轻视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爱护他们象自家人一样，所以他们的部族都来亲附，对待我象对待父母一样。这五个方面是我获得今天成功的原因。”
李世民回过头来告诉褚遂良说：“您曾经当过史官，象我刚才所说的话，符合事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的伟大功德记不胜记，只拿这五条替自己作说明，这是出于内心的谦虚罢了。”
怀柔之策稳民心
唐时，北方突厥族屡次侵犯边境，掳掠人畜。那些被掳掠者受到突厥的驱役之苦，并常被突厥人抛弃不管或者逃亡，但他们惧怕唐朝廷对他们无情，许多人都躲在林间山莽，风餐露宿，这件事使狄仁杰颇为不安。他上表皇帝说：“暂时的边境之敌对大唐帝业无足挂齿。一旦它影响到中原腹地的平安稳定就可酿成大祸。边民受突厥契丹的驱使，为求生存不得不从命。他们如今感到我大唐的威仪，心中胆怯才躲入山林，如若陛下仍然怪罪他们，必引起民心不安；一旦陛下布德施恩，既往不咎，饶恕他们，他们定会感恩戴德，归顺朝廷。”皇帝听从狄仁杰的建议，边民从此归服，安居乐业，守边防土。
（评鉴）
治国之道
所谓治国之道，就是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方法。所以，它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战国时的学者荀况说：君王握有最高权力，但仅凭权力并不能天下自行安定，“安之者必将道也。”也就是说，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之道。有道才能兴邦，无道必然亡国。南宋学者叶适认为，权势只能强迫人服从于一时，道义才能令人心服。所以，“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治国之道，国家才能治理呢？历史上有三种重要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家推崇的仁政，也就是文治、人治。君王只要选择好官吏，安抚好民众，就能治理好国家。怎么实行仁政？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其二是法治。即强调法的作用，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管理好国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把法当作判别贤愚、功过的客观标准。还有一种影响较大的观点，即“无为而治”，也叫“黄老之治”。它的提倡者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劝告统治者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应该顺应时势和民心，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然而，在总体上讲，不论形势如何，单纯地采用其中一种都难以服人，在实践中也难以奏效。战国中后期，荀子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治国纲领，主张“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子产治国执政采用以宽为主，宽猛相济的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所以国家得治，游吉继位执政以后，只宽而不猛，结果盗贼相聚，经过派兵镇压，才将乱事平定下来。因此，孔子评论说：政治宽大人民就会轻慢，人民轻慢就用严厉法治来纠正；推行严厉法治人民就会受到伤害，人民受到伤害就应改行宽大政治。宽大政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严格法治来补救；严格法治发生流弊以后，就用宽大政治来补救，如此一宽一猛政治才能调和。
文治与法治，宽与严是政治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并且还要根据不同形势，各有侧重，如果形势好，宜用文治为主，政治宽松一些。如形势严峻，宜用法治为主，法律应严一些，“治乱世用重典。”但是，一般说在守成中应多用文治。李世民认为：“平定乱世要用武功，守住帝业要用文治，文治和武功的运用，各自服从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古人特别强调用仁爱、道德、礼教、音乐等教化方法来治国安民。他们认为，人们追逐利禄，好象水往下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治理国家，无不把教化当作第一重要的工作。用仁爱感化人民，用道义砥砺人们，用礼节约束人们。教化有明显效果之日，也就是美好的风俗习惯养成之时。刘秀以柔道治国，采取保全功臣、减轻民众的田赋等一系列爱民政策，使东汉政局得到了稳定，经济又一次出现了相当繁盛的景象，反之，如果过分采取严厉的政策，人民就不堪忍受，政局就发生动荡。如秦王朝用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所以，只有十四年就告覆亡。因此，应该以文治为根本，以法治为规矩。
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文治，强调宽松政治，社会也就会出现混乱。特别是社会动荡的时候，更要强调法治。韩非认为要从社会实际出发，要变法革新，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只有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制度并促成大统一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
（第二节）图强革新
（史事）
武丁图治
盘庚去世后，他两个弟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而殷商国运衰颓。武丁继位后，力图复兴，却苦于不能得到贤人的辅佐，于是他把政事交给冢宰，三年不言，以观国风。一天晚上，武丁梦见一位圣人，名叫说，而群臣百吏中没有一个人象梦中的说，就要人画出梦中人的形象，在全国上下按图索骥，最后，在傅岩找到了说。武丁任命说为相，殷商大治。说告诫武丁：“一个国家的太平或动乱在于百官。官职不要授予自己偏爱和亲近的人，要看他的才能；爵位不要赏赐给品德不好的人，要看他的贤德。考虑是善政才行动，行动还要选择时机。自以为有善而人家不承认，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善绩；自己夸耀自己的才能而人家不承认，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功劳。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准备，有准备就没有后患。不要宠爱小人而自讨轻侮，不要认为有过错是羞耻而文过饰非。如果行为举止都象上面所讲的那样，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了。”
周公吐食
周武王建立了周王朝以后，过了两年就死了。他的儿子诵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成王。那时他只有十三岁，刚建立的周王朝还不大稳固。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助成王掌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代理天子的职权。
周公的封地在鲁国，就派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去做国君。临走时，周公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天子的叔叔，你说我的地位如何？”伯禽说：“那自然是很高的了。”
周公说：“对呀！我的地位确实很高，但是我每次洗头发的时候，一碰到急事，就马上停止洗发，把头发握在手里去办事；每次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求见，我就把来不及咽下的饭菜吐出来，去接见那些求见的人。我这样做，还怕天下的人才不肯到我这儿来呢。你到了鲁国。不过是个国君，可不能骄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