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拔，不屈不挠，这也不是骄傲暴戾。
为人处世必须学会谦恭、礼让，不可处处都想占先取胜，不可事事都想露上一手，遇到难行之处退一步则会海阔天空。人生得意之时也应把功劳让与他人一些，不可居功自傲，得意忘形。何况人类的情感复杂多样，人心的变化也是奥妙无穷。今天以为是美的，明天可能认为是丑的。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就是“人情反复，世路崎岖’之理。尤其是世道多险阻，人生到处都有陷讲。人生之路有高有低，有曲有直。当你受到挫折时，必须鼓起勇气做人；当作事业发达时，也不要忘记贫穷之人，这样就可防患于未然。知退一步之法。明让三分之功，不仅是一种谦让的美德，也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善措。可是过分的谦让，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如此就会给人一种用心机的感觉。
冯玉祥带头向当时的财政部长刘恩源索取军饷。刘恩源答应在三五天之后一定解决。
“三五天后，如果还筹不到钱，怎么办？’王怀庆追问。
刘恩源猛地跺着脚，‘加果爽约，我就辞职，以谢在座各位！各位不妨另觅贤能，以图善后。”
“放屁！”冯玉祥勃然大怒，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是来索饷，财政总长辞不辞职，关我们屁事！刘总长爱干不干，我们全管不着，只知道财长在位一天，就要负筹款之责。如果我有用人之权，早就把这种财长换了。”
“刘文泉（刘恩源字）固然不懂财政，”张绍曾悲哀地长叹一声，“但试问中国财政，就是请行家来管，又有什么办法呢？”
“财政总长简直不能干，”刘思源气愤地说，“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像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地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刘恩源是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天津武备学堂肄业，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碌碌无为，担任咨议、参事、顾问一类闲职，后来投到曹锟麾下，极获宠信，才开始平步青云，成为保定系的干将之一。
而胡景翼虽是刀客出身，但现在已经投到吴佩孚的旗下，是一名骁勇善战的猛将。刘恩源把胡景翼骂作土匪，在洛阳系的耳朵听起来，就等干骂吴佩孚一样。
农商总长刘定五“‘呼”地一声站起来，用手指着刘思源大声说：“今天们要先讨论一下财政总长的话。他既然说胡笠僧是土匪，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应该请总理下令讨伐这个土匪；如果胡笠僧不是土匪，我们也应该有个说法，不能任意含血喷人，不问事实！”
会议厅爆发出一阵低语声，旁听的军官们也笑了起来。刘思源的脸最权发白，然后转红，最后变成紫色。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张绍曾干咳了两声说。
“不行！”刘定五咄咄逼人地叫着，“今天一定要先弄清胡笠僧是不是土匪这个问题！这是关系到国法的大问题！”
刘恩源保持着僵硬的笑容，希望这次事件只是一次玩笑，但他觉得脊背已经被汗湿透了。
“噢”，他艰难地说，“我刚才不过是说了一句玩话，何必这么认真呢？”
“这里是堂堂的国务会议会场，不是说玩话的地方。要解决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请刘总长发个通电承认自己说话等干放屁：二是请总理下令讨伐胡笠僧。”
刘恩源的心一阵可怕的紧缩，他一咬牙，一跺脚，走到刘定五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大声说：“好好好，你算祖宗，我那话简直是放屁！请你饶了我，好吗？”
人们的惊奇已经达到顶点，谁也没有料到刘思源会说出这么一番话，会场上扬起一片嗡嗡嘈杂声。这次事件虽然以闹剧的形式过去，但保定系和洛阳系之间的裂痕，已经如此清楚地呈现在冯玉祥的眼前。
对待他人的错误和过失应多加宽恕，可是自己有过失和错误时，却不可宽恕；当自己受到屈辱时，应尽量忍受，可是他人受到屈辱时就要设法帮他消除。
选择朋友第一件要紧的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第二点就是选择气味相投的人。所谓气味相投的人，也就是指志同道合的人；所谓志向远大的人，也就是在事业上可以做终身益友的人。
君子先选择然后才交友，所以少忧。小人先交友然后再选择，所以多怨与其不欢而散，还不如谨慎地相交于开始。朋友是五伦之一，在事业上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说文》中说：“朋友，就是感情的象征。志同道合就可以结为朋友。《易经》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说，志同道合，意气相同的人，就会结交成真心的朋友。
一般来说，有益处的交友有三种情况，有害处的交友也有三种情况。同正直的人交友，同诚信的人交友，同见识广博的人交友，这是有益的三友。同惯于走邪道的人交友，同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友，这是有害的三友。
《礼记》上说：“与君子交朋友，就像进入了芝兰花圃，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芳香，也就是与它同化了，与小人交朋友，就像进入了鲍鱼铺子，时间长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臭气，也就是与它同化了。”所以交正人君子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幸福；交邪恶小人为朋友，就可以说是一生的祸害。因此，交朋友不得不慎重地审度与选择。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樵周说：“交友的方法，最要紧的是清楚明白，沾染上了红色就变为红色，沾染上了蓝色就变成了青色。”又说：“交朋友得到了门道，就是千里同好，稳固得像胶漆一样；交朋友不人门道，就会同室操戈，形同水火。”
冯玉祥被阎锡山以商谈合作为由软禁起来，西北军将领们天天开会商讨对策，对阎锡山骂不绝口。鹿钟勤甚至在秘密地调兵遣将，准备一举攻人山西，营救冯玉样，把阎锡山彻底解决掉。
虽然冯玉祥一再通过秘密信使，叫西北军必须坚持反蒋，但鹿钟麟认为不救出总司令，反蒋只是一句空话。
“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鹿钟麟讲激愤地对其他将领说，“我一家伙杀人山西去，管他三七二十一！
以什么名义向阎锡山宣战呢？
鹿钟麟列举了向山西动武的三大理由：一、连年内战，阎锡山是个祸首；二、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如果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西北军就永远会受威胁；如果西北军占有了山西，则进可攻，退可守；三、西北军决不能看着自己的总司令被软禁而无动于衷；要救冯玉样，就必须和阎锡山兵戎相见。
西北军能打得过晋军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妈的，老子找老蒋去。”鹿钟激叫道。
西北军的代表秘密人京，向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愿意和中央通力合作，把阎锡山驱逐出山西。蒋介石说，如果西北军真有这个决心，中央一定全力支持。尽管当时蒋介石的代表正在大原和阎锡山秘密谈判。
石友三的队伍开始从平汉线向石家庄方向移动了。阎、冯之间的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但由于事机不密，阎锡山已经得到了情报。他问冯玉祥：‘你究竟卖的是什么假药？还说和我合作再谈下去，西北军就占了太原。”
冯玉祥大惊失色，连忙申辩：“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
阎锡山佯笑着说：“那大概是你的部下自作主张了。难道他们一向喜欢自作主张吗？”
冯玉祥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竟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
“这几天’”阎锡山慢腾腾地说，“南京的代表天天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走，叫我就近把你给解决了，我没答应他们。为什么？不就看在咱兄弟的情份上吗？蒋介石可以不讲交情，可咱们不能不讲啊！你说是吧？’
冯玉祥“呼”地一声站起来，拧着脖子高声说：
“我当然是和阎先生合作到底，反蒋到底！现在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
如果阎先生不相信我，就当是我叫也们打山西的吧。
但我冯玉祥决不是这种背信弃义的人！”
阎锡山感动得热泪盈眶，一把抱住冯玉祥，两人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从此以后，阎锡山咬着牙说，“咱们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冯玉祥哽咽着说。
冯、阎二人当场献血为盟，结为兄弟。阎锡山给了冯玉祥一批子弹和20万现款，连夜派车把冯玉祥送到风险渡。
交朋友贵在以道相合，以义相聚，以信相守，以心相应；贵在互相敬重、互相信赖、互相体谅、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而最要禁忌的是，以权势、利害相交。《史记》中所说：以权势、利害相交合的朋友，权势倾倒，利害已尽必然疏远。”
以势力相交的朋友，势力倾倒就会绝交；以利益相交的朋友，利益没有就会疏散；以富贵、’功名相交的朋友，富贵、功名的利害相同就会结合，富贵、功名的利害相背就会离开。唯有以道义相交，性防相交，肝胆相交，真诚相交，才会深切长久，才不致于被富贵、贫贱、患难、利害所分离。
欧阳修说：“不就利，不为害，不强交，不马虎绝交，只有怀道的人才能做到。”如果不能互相操守大道，互相勉励大义，互相守住忠信，互相以心相应，互相劝导为善，互相规范于过，互相砥砺以廉，互相鼓励以耻，却只是互相装饰，互相凭借引援，互相以朋党相利用，互相以比周相给与，就是朋友满天下，誉称天下，也是庸俗之辈。即使功成名就，显身扬名，也是奸雄狡诈之徒，也无益于人民，无益于社会。所以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同流合污，小人只求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协调；君子相聚在一起而不勾结，小人是为了勾结才相聚在一起。曾子说：“君子以文章学问来交朋友，依靠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
宁静忍耐，是考虑事情的最好方法；从容稳重，是处理事情的最好方法；谦逊退让，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办事果断，心中就无所牵挂。也许有人会问：“在什么时候决断呢？”答道：“谋划之后要当机立断，行动之后要当机立断。’周恩来同志的一句话道破真谙——在真假抗日的实事上见真章。
1936年2月，中共的代表李克农、钱之光与东北军的代表王以哲、赵镇落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很快便达成了一项口头协定，包括政治上东北军正式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通商，双方可以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协定从3月5日开始执行。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述职回到西安，第二天便乘飞机飞赴洛川。他一下飞机就对共产党的代表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大家哄然大笑。
当天下午，张学良和李克农举行了正式会谈。窗外北风怒号，大家围着火盆，神情显得十分严肃。
“会谈开始的情况我都听了王、赵的报告，’张学良声调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很好，完全同意那几项协定。他请共产党的代表谈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李克农侃侃而谈，当前日寇烧杀掳掠，揉躏人民，而蒋介石却搞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枪口对外，收复失地。因此，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抗日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李克农说，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要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而张学良则认为离开了拥蒋抗日”的原则，就谈不上统一战线了。
4月9日，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举行了更高级的会谈。张学良再次强调拥蒋抗日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本的侵略，挽救国难。
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微笑，他很留意地倾听张学良的讲话，然后以理解的语气说：“副司令既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副司令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共党人了解你、同情你，并会帮助你。但可惜你的路子走错了。”张学良的眉毛向上一挑，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周恩来。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简单说，就是军事独裁。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以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曰救亡，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必然要失败。”
周恩来顿了一顿，继续说：“至于蒋先生如果真能像副司令讲的那样，争取做到真正抗日，我们是可以联合他并拥护他的，但必须是真抗日，而不是口头上的假抗日。”
在这次会谈中，共产党表示出不一定要反蒋抗日，使张学良更加坚信拥蒋抗日是可行的。只要他想办法让蒋介石放弃内战的政策，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反蒋的理由了，全国各党派的大联合也就有实现的希望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谈，达成了必要时和新疆、甘肃、宁夏结盟，形成四省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追其走上抗日道路。自从西北军、东北军和共产党接触以后，一股逼蒋抗日的正气，在西北渐渐弥漫起来。
达到了至诚的地步，诚挚当然还是诚挚，虚伪也会变得诚实；没有达到至诚的地步，伪善当然还是伪善，就连诚挚也变得虚伪了。只有道德修养深厚的人，才能够用浅显朴实的语言说明事理；大凡言语晦涩、深奥难懂的人，都是道德修养肤浅的人。
公正能使人变得明智，诚挚能使人变得明智，从客也能使人变得明智。公正产生明智，是因为不被私心贪欲所遮蔽；诚挚产生明智，是因为没有虚伪烦忧；从容产生明智，是因为不会由于情感的波动导致事理混渚。
一个人越是有私心，就越难以为自己；越想有所为，就越不能有所为。如果你与全国人去争国家，与全天下人去争天下，与全事业领域中的人去争成败，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
你如果不与人们去争，恬淡无为，反而必有所得，不争的争反而是争，所以老子说：“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雌柔的位份，甘愿做天下的溪涧。甘愿做天下的溪涧，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回复到婴儿一样单纯的状态。深知什么是明亮，却安守于昏暗的位份，甘愿做天下的模式。甘愿做天下的模式，永恒的德行就没有过失，恢复到不可穷极的真理。深知什么是荣耀，却安守卑下的位份，甘愿当天下的川谷。
甘愿当天下的川谷，永恒的德性才能得到充足，回复到自然开端的朴素、纯真的状态之中。”
委曲便会保全，屈枉便会直伸；低洼便能充盈，陈旧便会更新；少取便会获得，贪多便会迷茫。这就是老子极力主张以柔克刚、以弱克强的阴柔手段。用无为治国，以不争天下而得天下为反策略。
经过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938年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当他们互相握手时，一股相人肌骨的寒意从掌心传遍了全身。他们用奇异的目光互相打量着。
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精卫于咳了两声，“这些年来，”慢吞吞地说，“党内同志离隔，致使行动冲突。但都是为公，而不是为私。这次代表粤方同志来此，解决一切，共济国难。”
“晤，晤，很好。”蒋介石诚恳地点着头。
汪精卫说，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