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何康出任会长，鲁冠球成为副会长，后来又继任会长。这是农民企业家能得到的最高职务。官方的肯定让鲁冠球对乡镇企业家的身份充满了自信。
鲁冠球曾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对着前面绿油油的田野，大声说：“我就是不进城，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工业城！”
创业至今，万向由农机厂成长为跨国集团，企业总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也随之变成了国际大饭店，鲁冠球的生活内容却几乎没有变化。他不逛街，不配手机，没有钱包，还住在上世纪80年代修建的农家小楼里，和附近普通的农家小楼没什么两样。楼前有一块约七八十平方米的土地，闲时种种蔬菜，这是他少有的休闲。
他保持着每天早上5点10分起床的习惯。时至今日，每天从窗口看出去，还是农民早起下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鲁冠球意识到今天的农民依然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从1998年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此前还当了两届党代表，每年的提案都是关于乡镇企业和农民的。“他们说，你会发言讲话，党代表5年才讲一次，让你当人大代表，每年都可以讲一次。为农民讲话的人太少了。”他叹息着说。
从2006年至今，鲁冠球的提案完全围绕如何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他提出的解决途径是：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赋予农民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还有从立法和政策上，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从工业化中分享财富。
鲁冠球有资格做这样的提议，它掌控的万向已经惠及40万农村劳动力。2000年以后，杭州城市扩容。由于民营经济发达，萧山地区整体农转非，鲁冠球也正式从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他认为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途：“如果我们二元经济结构，还是解决不了，只有城市化。像杭州萧山，再过10年，就完全融为一体了。”
鲁冠球早就摆脱贫困了，1969年办宁围农机厂的时候，乡党委委员跟他讲好条件，工资60块一个月，他拿了5个月，后来说乡党委书记的工资才53块钱，就减掉7块，在农村来说，依然是很高的水平。他那时戴120块钱的上海牌手表，骑158块钱的永久牌自行车，听18块钱的红灯牌收音机，在信用社有110块存款，还有4000块钱在一个企业里。他感觉自己已经很富裕了。但从早到晚到家里借钱的，每天不停，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这个时候他就感觉，我一个人富了还不行，一定要大家都富起来。
鲁冠球一直以一个农民的胸怀办企业，他认为：“一定要周围都好，你的企业才会好，农民都富裕起来了，你的富裕才会持久。为什么过去地主被打倒？因为他是少数人。”
鲁冠球不仅在工厂搞了股份制，还办起了农场、养鳗场、蛇场、商场，工农商一样不少。他还准备开始第二次创业，把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精、尖技术密集型大企业；加快发展步伐，再扩大规模，向大西北进军。要把企业的部分资金投入到大西北去，到那里去办万向节厂，去发展经济。
鲁冠球认为一个企业要增强竞争力，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按经济规律办事。将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相结合，这是调动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如何把利益和效益原则结合起来呢？他提出了“两袋投入”的概念，就是抓职工的“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不断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在万向建立了一套激励型的结构工资制，即按劳分配、按效分配、按资分配的结构形式。
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量分配，这部分包括基本工资和补贴，占总收入四分之一左右，这是福利性质的，只要按时上下班，就能得到这部分报酬。
按效分配，就是按劳动效益分配，即奖金。这部分是“大头”，占总收入一半左右。这种分配属于激励型，全浮动的。有效劳动可获奖金，效益越高，奖金越高；无效劳动，不发奖金；至于有害劳动，不但不给奖金，而且还要受罚。这种分配方法大大提高了职工劳动意识，极大地调动了每个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按资分配，即按资金投入多少分配红利。为了体现投资的合理、鼓励职工长期为公司作贡献，万向允许合同工、固定工向厂里投资，一年工龄投资1500元，10年工龄的，即可投资15000元。按分红率20.07%计算，一个10年工龄的职工即可分得3000多元，这部分占总收入四分之一左右。
按照这三种分配形式，一个工龄10年的职工年总收入平均可超过1万元。这种分配形式，使职工更加关心集体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20世纪90年代万向职工的收入水平。
20世纪70年代，万向集团实现日盈利1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突破1万元；80年代日盈利1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突破10万元；90年代日盈利1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突破100万元；2010年前后日盈利1000万元、员工最高年收入超过1000万元。这是鲁冠球定的“奋斗十年添个零”的万向发展目标和员工收入增长目标，如今已全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