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就是一个名利场，时时处处充斥着各种诱惑。在求名逐利时，奉劝诸君少些贪欲，多些忍让，千万莫为名利“遮望眼”。
唐朝着名诗人宋之间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刘希夷写了一首《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刘希夷诵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之问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给人看。宋遂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刘希夷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
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人将刘希夷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有一个叫塔尔达利亚的数学家，在国内的数学擂台赛上享有“不可战胜者”的盛誉，他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找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这时，有个叫卡尔丹诺的人找到了他，声称自己有千万项发明，只有三次方程式对他是不解之谜，并为此而痛苦不堪。善良的塔尔达利亚顿生同情之心，把自己的新发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谁知，几天后，卡尔丹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了三次方程式的新解法，将成果据为己有。他的做法虽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瞒骗了人们，但真相终究还是大白于天下。现在，卡尔丹诺的名字在数学史上已经成了科学骗子的代名词。
宋之问、卡尔丹诺等也并非无能之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是很有建树的人。就宋之问来说，纵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糕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出名之事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一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出连普通人都不齿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分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满足，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小人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思。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振，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何其可悲。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还盯花了眼。那样，必然要走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
有时既未沽，也未钓，更未盗，美名便戴到了自己的头顶，这又当如何呢？
我们提倡忍名舍誉，是说无论是在人人切齿的恶名前，还是在不属于自己的美名前，都要止住脚步，忍住诱惑。一是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的清正，不使自己的灵魂被污染；二是为了免遭世人、后人的白眼，留下终身骂名。
名和利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追随，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在现实当中，有重名不重利者，自戏为散淡之人，人称清廉之士。有重利不重名者，讲究实惠，认为名誉好听不好吃，无用。有追名逐利者，什么也舍不得放下，总想名利双收。三种人生观、名利观，哪个更高洁？更可取？实事求是地说，人生无利则无以生存，无以养身，不能养身则无法立业，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求利之人都视为小人，这要看为谁谋利和以怎样的手段谋利，获利后又怎样对待和利用所获之利。
今天，获利多少常常成为一个人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一个企业不赢利，说得再动听，仍旧没什么好名声；一个企业领导，只会搞花架子，却无创利本事，不是好领导。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和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我们吃饭要用钱，穿衣要用钱，住房要用钱，读书上学要用钱，文化娱乐要用钱，活着办喜事要用钱，死了办丧事要用钱，几乎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钱。钱能给人们带来欢乐，使人们生活舒适安逸，免除饥寒交迫之苦；钱能给人带来自信，不必张口求人，使人们办事顺利。可见钱真是个好东西！当今，上至领导，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想赚钱，就连过去自诩清高的读书人，也都纷纷下海经商赚钱。
然而，赚钱无罪，致富也应当，但切不可钱迷心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赚钱，走歪门邪道去致富，那样做是很可怕的，它将把人拖入万丈深渊。当一个人被钱迷住了心窍时，不仅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甚至会失去人性，干出丧尽天良的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