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历史上，还有另外一支力量，这支力量总是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西方历史的脚步，如果稍加详查，就会发现，这支力量是如此重要，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像激素一样影响着整个西方的历史，这支力量就是备受歧视的犹太人。
犹太人也许真的是神的子民，他们的古老、他们的苦难、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智慧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真正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对这个民族最近的惨痛经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被屠杀了600万人，而实际上，这个民族自从其一千多年前亡国后就一直颠沛流离。
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电视上看到关于以色列这个弹丸小国的种种声音，但此时这些新闻对犹太人来说也许应该是一种欣慰，至少不再是制造眼泪的原因，那是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是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不仅如此，它的背后就是强大的美国，而它的对面则是屡战屡败的阿拉伯人——这与其说是狐假虎威，莫如说是稳固的联盟：以色列需要美国的支持才能生存，美国和欧洲则需要以色列阻挡阿拉伯人才能睡得安稳。
但这笔交易犹太人似乎等的过于辛苦了。
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传奇、宗教、战争的混合体。犹太人之所以令世界瞩目、在人类历史中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民族实际上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创始民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实际上同宗同源，而且，今天势同水火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实际上也拥有同一个祖先，他们都是古代闪族的后代。犹太人的历史相当长，即使去掉圣经中那些虚构的部分，这个民族的历史也是相当长的，以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算起——如果这段历史是真的话，犹太人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1000年就进入了文明史。犹太人在出埃及后来到地中海东岸开始安定下来，在这里，犹太人分成了北部的以色列部落和南部的犹太部落。实际上这时的犹太人并不比今天幸福多少，因为地中海东岸也是古代菲利丁人的定居地，而菲利丁人自古就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强悍的海上部落，他们与犹太人的战争就如同今天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也建立起一个同样强大的国家，以色列和犹太部落共同推举扫罗为国王，犹太人此时进入了王国时代，之后，犹太人又进入了一个辉煌时代，那就是大卫王时代，这是一个犹太人伟大的领袖，是一个“自亚伯拉罕、摩西以来最受上帝耶和华宠爱的人。”
大卫王之后是所罗门王时代——当然，大卫王的这个伟大的儿子获得王位也是通过一连串的阴谋与谋杀，然而，这却开创了一个与大卫王时代同样辉煌的所罗门时代——有时不得不承认，阴谋并非总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为在大卫王众多的儿子中所罗门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也唯有他才能继续维持统一、强盛的犹太-以色列王国。当所罗门死后，统一的犹太-以色列王国也随之分裂，并且再也没有强盛起来。
犹太人自所罗门王之后就像是进入了一个长达1000年的噩梦，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就像是走马灯一样接连成为犹太人的主人。然而，这个民族最值得敬重的地方就是他们竟然在这样长的历史中不但没有消失在人类历史的海洋中，反而像是孤独而顽强的旅行者不断留下一个个令人惊讶的“犹太足迹”——在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数这样少的一个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国家却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历史上相当多的杰出人物都是犹太人，这的确是一个民族的奇迹。究竟是什么能让这个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做出这么多的贡献呢？也许，谜底就是一个词：信仰——其他民族是靠血统来维持的，而犹太民族则是靠信仰维系的。
在人类历史中几乎有无数的弱小民族由于失去家园而从此消失，可以说唯有犹太人做到了遍布世界各地但却自始至终维持一个统一的信仰。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的犹太人都会遵守统一的行为和信仰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犹太教。所有的犹太人都会严格按照犹太教的要求去做，例如，安息日（Shabbat）对犹太人来说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圣日。安息日是一个星期的第七天，按照圣经的解释，这是一个必须的休息日，这一天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意义，安息日根源于《圣经》中上帝的教诲：“你们要守安息日，把它看做神圣的一天。六天之内，你们要工作谋生，但到了第七天，你们就什么也不可做，唯独要向上帝守安息日。至于你的亲人、奴仆婢女、牲畜和一切在你们当中侨居的外族人，都要同样遵守。你们要遵守安息日是因为耶和华在六天之内造了天、地、海和其中所有的东西，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主赐福这一天，把它们定位安息日。”因此，当上帝要休息的时候，他的子民也应该这样做，但犹太教赋予这一天的一个特别的活动，那就是思考。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安排，这个习俗非常有利于维系宗教在民族心理中的地位，而且，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特意在一周之内安排出一天专门用来思考，安息日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和陶冶。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每个星期五的太阳落山开始，到次日太阳落山时为止，在这一整天，犹太教不允许做任何工作。星期五傍晚，家庭主妇应该点燃蜡烛，家里的男人应该颂读燃灯祷文，这意味着安息日的开始，星期六上午犹太教徒应该带着全家去教堂做礼拜。守安息日是犹太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犹太人才能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成为历史的尘埃，相反在历史中却显得越来越重要，正如著名犹太思想家阿哈德·哈阿姆才所说：“与其说犹太人遵守安息日，不如说安息日维系了犹太人。”
另一方面，这个民族一刻也没有忘记重新构筑一个家园，公元2世纪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大屠杀150万人亡国后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开始流散于世界各地，这是他们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这能够使他们像正常民族一样生活，但这个史诗一样的民族在近代仍然要经历最严厉的考验才能获得复国的机会。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被称为锡安山运动（Zionism）：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这里原本有一座大卫王时期所建的犹太教圣殿，但现遗址只剩下一段哭墙。锡安山被犹太人视为圣山，因此成为犹太人复国的象征。犹太人被罗马军队驱逐出巴勒斯坦后，几乎一直是欧洲和阿拉伯人仇视的对象，他们被基督教徒视为异教徒。而犹太人又总是掌握着财富，但他们却没有自己的家园和军队，因而这就像是一个精明的富翁，但却没有保镖。在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成了奸诈的商人、出卖耶稣的叛徒、参与各种阴谋的小人，对他们的歧视并非仅有纳粹，实际上整个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都对犹太人感到厌恶。在欧洲，反犹浪潮几乎每隔一阵就会出现一次，而犹太人如同经历风雨的稻田，每次总要被狂风暴雨摧残。在14世纪，当蒙古军队将鼠疫传播到欧洲后，欧洲有超过1/3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
在欧洲，他们被认为是“道德上的麻风病人”，因此他们在反犹浪潮严重的时候会被隔离，不得与基督教徒混居，甚至在二战前纳粹势力范围内他们被关在一个划定的区域中，这些犹太居住区被称为“隔都”（ghetto），他们被圈禁于此，如果有犹太人外出，那么他必须佩戴醒目的黄色标牌，这是一种可以的侮辱，类似于给有狂犬病的狗佩戴上警示牌。
犹太人在一千年里几乎就是这样在一个歧视的环境中煎熬，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犹太人才获得了一些良好的对待——因为这场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思想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因此知道这些思想取代了中世纪那种沉闷、黑暗的宗教和王权至上的氛围后，犹太人也第一次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拿破仑军队在横扫欧洲的时候也废除了“隔都”，犹太人获得了解放。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当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的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旧秩序，在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等地，犹太人被重新送进了“隔都”。当时普鲁士极端反犹组织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后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他们说，犹太人应该被彻底消灭，他们的女人应该被送进妓院，他们的孩子应该卖给印度的英国奴隶贩子。
实际上，在希特勒发动反犹运动之前，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就曾发动过一场大规模反犹浪潮，这场急风暴雨导致俄国、罗马尼亚、波兰、奥地利等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人被杀，这是一场恶梦。但对犹太人来说这场恶梦中也出现了一点烛光，那就是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开始萌动，尽管千百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断过这个梦想，但直到此时他们才开始认真地探索复国之路。在俄国爆发这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犹太人开始出版一些宣扬复国主义的书籍，他们声称不能再忍受这样无休止的侮辱和屠杀，犹太人必须该建立自己的国家了。但复国主义运动远非想象中那样一呼百应，上千年来对犹太人的压制导致许多犹太人丧失信心，而其中一些富有的犹太商人更希望融入欧洲，而不是走上可能流更多血的复国之路——实际上，相当多的犹太人早已被迫改信基督教，他们希望别人能忘了他们的犹太血统，成为一个正经的欧洲基督徒。如海涅这位伟大的诗人，他本是一个信奉犹太教的正宗犹太人，但最终他屈服了，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冷漠的欧洲并不愿意接纳这些迫于压力低下头的犹太人，很多犹太人尽管皈依了基督教，但他们仍能感觉到周围那张无形的网，那是冷漠、歧视的心理造成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看起来非常难以缩短，欧洲人并不认同这些新加入的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些犹太人多少都是虚情假意的伪君子。
如果说犹太人只赚钱，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说犹太人很害怕革命，因而远离革命的话，那也大错特错了；如果说欧洲人歧视犹太人的话，那还是大错特错了，那不是歧视，而是仇视。
19世纪俄国沙皇下令将犹太人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得擅自离开，俄国东正教领袖甚至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的方案，那就是让1/3犹太人皈依东正教，再放逐1/3，最后再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果然发生了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件。后来，在1911年，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由于传说犹太人有用活人祭祀的传统，因此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而杀死的。俄国及整个欧洲队犹太人之所以仇视，除了认为他们是一群为富不仁的家伙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依靠他们的财富所提供的力量总是在煽动革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安于仅仅做一个守财奴，而是还利用他们金钱所产生的能量进行革命，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
普列韦说这话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因为俄国历史上的革命者中有50%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仅占很少的比例，因此犹太人参与革命就显得尤为突出。而且，在欧洲，很多著名的革命者、政治演说家、政治思想家都是犹太人，如最为著名的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中，俄国的著名犹太革命者就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另外，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卢森堡也是犹太人。犹太人热衷于革命早已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以群体热情出现的，因此，这也就难免引起欧洲人的愤恨了。也许正如19世纪欧洲犹太企业家莫里茨·赫希男爵（又译“希尔施”，1831～1896）所言：“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由那些拼命往上爬的犹太人造成的。我们的精明之士实在太多，我想劝阻犹太人不要跑得太快。他们的步子不应迈得如此之大。”赫希也是当时最成功的犹太企业家之一，而他和其他犹太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也是最慷慨的人之一，其财产超过1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