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规则不是孕育创意的必要条件，但确是一条路径。
——罗杰（《当头棒喝》作者）
美学大师张竞生在北大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开校园风气之先，将性学教育引入大学课堂，这一作为在当时守旧闭塞的国人心中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1920年，张竞生怀着匡时救世的抱负从法国归来，被聘为广东潮州金山中学代理校长。
张竞生上任伊始，就向广东督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陈述人口过多的种种弊端，主张推行“节制生育”，并建议先在广东试行，而后推广全国。可陈炯明自己就有十来个子女，当然不会采纳张竞生的意见，他反而中伤张竞生说：“此人大概有精神病。”结果张竞生得不到重用，连金山中学校长之职都未正式任命。
1921年秋，张竞生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到了北大，担任哲学系教授。当时同在该系任教的还有陈大齐、马叙伦、胡适、陶孟和、梁漱溟等人。
张竞生在北大开设了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物论、美的哲学以及美学范畴中的性心理学等课程。他根据蔡元培关于学习法国民主、科学思想以改造中国旧教育、旧文化的主张，系统介绍了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儿的唯理论，使古老的中国哲学扩大了反对封建宗教信条的学术视野。笛卡儿提出的“普遍怀疑”原则，以及他那用理性的尺度审查以往一切知识的主张，更对当时的进步青年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张竞生在京师大学读书时，曾读到过德国人施特拉茨的学术著作《世界各民族女性人体》，引起了研究性学的强烈兴趣。张竞生认为“性犹如水”。人怕沉溺，就应该了解水的原理并学会游泳，而不应畏水如虎，不敢接触。性的问题亦然，因为性的知识以及性生活的实行，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生，而且关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张竞生希望改变对性的问题“不敢言之于口，笔之于书”的状况，把性教育作为一种“必要的教育”切实加以推行。为此，他把美学引入性心理学的教学之中，试图对症下药地在中国普及性的知识。为了扩大课堂教学的效果，张竞生还在学生中组织“北游旅行团”，并开展“北京风俗调查”等活动，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增强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是张竞生一生中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也是他那独特的性科学学术体系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可以用“两部书”、“三件事”加以概括。
“两部书”即《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在《美的人生观》一书中，张竞生提出“美的人生观”不是一个虚泛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在的系统，其中包括衣食住、体育、职业、科学、艺术、性育、娱乐。美的人生观是“这七项共同奔赴的独一无二的目的”。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中提出：“我国若要图存，非先讲求组织的方法不可。第一步当学美国的经济组织法，使我国先臻于富裕之境；第二步当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使我国再进为强盛之邦；更进一步，则要运用‘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使我国的社会比那些单纯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好上万倍。”
显而易见，张竞生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反对“靡靡然的艺术，禽兽式的性育”，这些学术理论不仅给北大校园，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崇尚自然、自由的新风气。
智慧感言
作为时代的先行者，需要具备破旧立新的智慧和胆识，纵有千斤重量在身，依然大刀阔斧勇往直前。做学问尤其是这样，很多人之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敢创新，倒在了权威面前。“但开风气不为先”，勇者的锋芒永远展露在压力与逆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