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古句新解”
孔子说：“父母在的时候，只要观察子女的志向就可以了；父母去世了之后，就要看子女的行为，能够长时间按照父母的意图做事，没有任何改变，那么他就可以称为孝子。”
孝有三个层次：“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也就是说，尽孝的上等就是要尊敬父母，次等不能让父母受辱，下等只能赡养父母。
公明仪问老师曾子，既然如此，你做的算是孝道吗？曾子说，君子所称为孝的，应该能在父母的意愿没有表达之前就预先知道了，并且能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使父母的意愿合乎正道。我仅仅是赡养了父母而已，怎能算得上孝道呢？
还有一条，父母去世后，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按照孔子的说法，这就是达孝。
蔡文姬，名琰，字明姬、昭姬，因避司马昭的讳，改为文姬。尽管她一生坎坷，但文学造诣深受人们的尊重和公认，传世之作《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在建安诗歌中一枝独秀。
蔡文姬出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的陈留郡圉县（今河南省杞县西南），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就是她的父亲。蔡邕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对经史、音律、天文等方面也很精通，在文章、书法、篆刻、辞赋方面也颇有造诣。受家学影响，蔡文姬十几岁时，就通晓诗书，精于音律。有一次，她在自己的闺房里，听父亲弹琴断了弦，就出来对父亲说，你琴上第二根弦断了！蔡邕以为她是瞎蒙的，故意把琴上第三根弦弄断，问蔡文姬哪根弦断了，女儿给予非常肯定的回答。蔡邕非常喜欢她，两个人一起弹琴唱歌、做诗绘画，乐享天伦。
平日里蔡文姬对父亲也非常孝敬。父亲写字时，她在旁边帮他磨墨；父亲生病在床，她为父亲煎汤熬药，精心料理，日夜服侍。后来蔡文姬嫁给了河南卫仲道为妻，丈夫病死了，婆婆也去世了。蔡文姬只好回到陈留，整理父亲的作品。接着就发生了战乱，蔡文姬混迹在逃亡的难民之中，被一队匈奴兵掳走，献给了左贤王，被左贤王留作妃子。
在西域，蔡文姬忍辱生活了十二年，虽然左贤王很怜爱她，但她总是思念着故乡，怀念着父亲。公元216年，蔡文姬被曹操赎回，为了早日对父亲尽孝，蔡文姬抛下了自己的一对儿女，回到了故乡，在父亲的墓前痛哭失声，弹奏《胡笳十八拍》。蔡文姬嫁给董祀后，默写出蔡邕的四百多卷书稿，使父亲的作品得以传世。
明代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受到倭寇的袭击，百姓苦不堪言。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戚继光被朝廷任命为佥浙江都司，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戚家军，在六年当中九战九胜，威震敌胆。戚继光说，我率领将士获得胜利，全靠父亲的谆谆教诲。
戚继光的父亲名叫戚景通，是一位著名的将领。戚继光是父亲五十六岁的时候出生的，算得上是老来子。少年时，父亲就教导他：“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戚继光苦练武艺，学习兵法。成年之后，戚继光成为了一名年轻有为的将领。当时，有人对戚继光的父亲说，你可以买田买地为后代着想了，但父亲拒绝了，父亲把戚继光叫到跟前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取名为戚继光吗？就是让你继承戚家驰骋疆场的威名。”
戚继光认真读诵父亲写的对联：“授产何若授业，片长薄枝免饥寒；遗金不如遗经，处世做人真学问”。他对父亲说，父亲教我学习兵法，还要我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我绝对不会贪图享乐，寻求奢靡安逸生活的，我要组建一支军队，与倭寇决一死战！听了戚继光的话，父亲很高兴，就将自己写的兵书授给他。戚继光在抗倭战事中，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勉励自己。他所组建的戚家军成为抗击倭寇的中坚力量。他一边率军作战，一边做诗明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疆平”；“一年三百六十日，都在马上横戈行”，报效父亲，报效国家，戚继光成为集忠孝于一身的英雄。
当我们走进辉煌的21世纪，世界日新月异，生活绚丽多彩。传统意义上的孝道面临严重挑战。一方面是家庭社会结构的变异，过去一对夫妇养育众多孩子的现象已经几不可见，数世同堂的现象已失去存在的可能；另一方面，国人的观念也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的改善，传统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古训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是非常重要。
那么孝道是否就因此失去存在的土壤？近年来，有不少专家学者大力提倡要维护和弘扬孝道，忧心忡忡，似乎孝道作为传统伦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其实不然。作为传统孝道，现世遭受冲击的，恰恰是其内核中封建的、不合人性的部分，在逐步被剔除。比如类似“割股疗亲”等反科学、反人性的教条，被现代人扔进垃圾桶；而其充满人性关怀、充满道德闪光的部分，却仍然得到了中外所有有识之士的推崇。
孝道凸显的实际上是一个民生问题，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问题。孝永远不会过时，家庭与社会需要孝，时代呼唤孝道的重归。在扬弃了封建迷信的糟粕之后，在物质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在引入现代社会民主的内涵之后，无论父与子、长辈与晚辈，或者是男性与女性，都将重构孝道真谛，树立社会和谐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