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八年夏天，金熙宗答应派遣使臣携带《国书》随王伦前往南宋。关于金朝将派使臣到宋朝来谈判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朝中顿时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有的大臣说，这只不过是金人打着议和的幌子对宋国进行敲榨，索取数百万金币岁贡的机会罢了，岳飞也说这只不过是金人的缓兵之计，企图遮盖住想完全呑并宋国的野心而已，文武百官对此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高宗对这越来越高的反对之声，虽然极力装作不在意，可还是有些害怕。在朝臣面前，他又施出那套演戏的伎俩，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说：“先帝的灵柩，还远在异国他乡，虽然等上几年，再将它迎回，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皇太后年事已高，我日夜思念，盼望着骨肉早一日能够团聚。这就是我委曲求全的缘故啊。”
秦桧在旁也赶紧附和，说什么皇上委屈自己，为了孝道而招来骂名，实在是难得啊。高宗和秦桧想用封建社会非常看重的“孝道”来遮掩议和活动的真正目的，但是，稍微动些脑筋，就发现有许多问题很难作出一个合理恰当的解析。
高宗和秦桧想用“孝道”来遮掩议和活动的真正目的，但是这能骗得了谁呢？由此可以看出，他只是为了保住帝位，不想让钦宗回来，这是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谈判条件，也是高宗追求议和的真正目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文武百官都阻止不了议和的进行。
终于，十一月，金熙宗派“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带诏书，和南宋使臣一同到了宋朝。金朝使臣极其傲慢无礼，视南宋国家尊严于不顾，对宋国不称国，只称江南，将金熙宗的诏书不称“国信”而称“诏谕”，宋国的名誉根本就谈不上了。就连秦桧这种无视人格国格的人，也感到这么卑微的称呼对文官武将们难以交待。而且，按金国的规定，高宗必须面北跪拜张通古，双手接过金国诏书，捧着诏书举过头顶称臣。过去刘豫只是当了金国的“子皇帝”，如今高宗自愿从帝位降到臣子的地位，比刘豫更加卑辱，由此可见高宗为了议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一时间举国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掀起了反对议和的高潮。就连退闲的李纲、谪贬的张波辄也以极大的愤慨，上书反对和议。还有许多爱国将领、官员，也顾不上触犯龙颜，纷纷上奏章对这种卖国的举动加以指摘，如高宗亲信的殿前司主将杨沂中，也出来说，对于接受敌军的书信，不应该施行这样的大礼，否则难以对朝中大将作交待。秘书省校书郎范如圭除了与别人联名上奏外，还单独写信斥责宰相秦桧，指出秦桧卑鄙无耻的行为，说照此行事，秦桧必定会“遗臭万世”。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的奏章，就是一篇声讨投降主义的雄文。他将满腔怒火诉诸纸上，言词锋利，连高宗也一起骂了。他指出高宗忘了国恨家仇，含垢忍耻，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连天下人的尊严也一齐丧失了。他大大地将秦桧贬斥了一通，主张将主管议和之事的秦桧、孙近和宋使王伦一同斩首，以平息天下人的怒气。这篇正气凛然的文章，很快便在民间流传开了，并且被大量地刊印出来，极大地振奋了民心。
金朝统治者出重金将副本买到后，读后也大为震惊。
临安城沸腾起来了。军民在大街小巷，奔走相告，怒气弥漫在城中，街上四处贴满了醒目的榜贴：“秦相公是奸细！”声讨秦桧之声一浪高过一浪。秦桧吓得昼夜难眠，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上表请求皇上治罪。
高宗被这种情形气坏了，立刻将英勇无畏的胡铨遣送到昭州，表示永不再复用。宋朝开国皇帝曾立下规矩，即不得杀言事官，所以这种处罚，已经是最严厉的一种。从这件事情上，高宗感到必须采取措施，压制这种抗议的呼声。为了惩一儆百，高宗下诏告诫百官，不准任何人再用“谣言”来阻拦议和“大计”的进行。
强制高压的手段，无法压住朝野的正义之声，因此，一来顾忌到自己皇帝的身份，二来也顾虑到民众的愤怒，年底，高宗借口给徽宗守丧，由首相秦桧代表他向金国使臣张通古行跪拜礼。气焰嚣张的金使，在当前紧张的形势下，不得不降低原来订好的礼节规格，接受了议和。
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宋廷正式宣告宋金“绍兴和议”达成。为了不激起民愤，南宋政府将许多情况进行了隐瞒，不敢将全部内容公布于众，和议有以下这些条款：
一、宋帝向金国皇帝称臣；二、金朝赐予宋国刘豫所占据的河南、陕西等地；三、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太后；四、南宋每年向金朝贡献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在宋金谈判过程中，金朝使者曾经有好几次暗示可将钦宗与皇太后一齐送回南宋，但南宋代表却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对金使的暗示装聋作哑，惟恐避之不及。
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因求和获得成功，高宗宣布大赦（she）天下，以盛筵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以此来欺骗国人，表现一片国泰民安的和平景况。高宗为了“与民同欢”，还命令文武百官进献贺表，并用加官晋爵的手段软化反对议和的武臣。抗战派将领对此义愤填膺，拒绝向高宗进献贺表，以示对议和的抗议。
正月十二日，宋廷救书传送到鄂州岳府。岳飞授意幕僚张节夫起草了一道著名的《谢讲和救表》。张节夫性格豪迈，极讲气节，他用非常诙谐讥讽的笔调，明褒实贬的手法，将岳飞和自己对于敌人的愤恨、故土的眷恋和议和的愤懑，从笔下流淌，写成了一篇悲壮激越、气势雄浑的杰作。谢表的大意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如今和金国议和，作为暂时的策略，为求得拯救国家危难，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获得一时的平安，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从长远来看，这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议和并不能保证维护得了国家的尊严，保得了我国人民的安宁。……我有幸生活在这个和平时期，能够看到议和这样的大事。但是，我作为国家大将，对国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不仅自己感到慚愧，在全军将士面前我也觉得很愧疚。而且，我还时常过多地担忧，经常感到不解，不知道敌人为什么会答应议和。我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我想此事一定有诈。我还有一个顾虑，我担心即使我们对金国卑躬屈膝，言听计从，并且增加货币来达成和议，结果金国也不会领我们这份情，反倒会得寸进尺地侵略我们大宋的利益。
因此，我愿意制定夺取全胜的谋略，希望在收复两河失地后，再迅速地收复燕云等故国土地，最后达到为国复仇雪耻的目的。我向天发誓，一定要金人跪拜称臣！
这一封“贺表”，深沉而有力地表达了南宋人民受压抑的抗金呼声，因此立即被人民互相传诵。“贺表”刚送往临安，岳飞就接到了圣旨，升迁为开府仪词之司。岳飞很难接受这样的荣誉，他接连上书，要求皇上收回成命。
可是心虚的高宗坚决不允，他连续下诏书，提出种种理由，说什么军队在岳飞的统治之下，军容整齐，军威大振，国家也日渐平和强盛，正是因为岳飞的缘故，才能顺利地达到议和的目的。高宗将议和达成的许多功劳归到力主抗金的岳飞头上，以荣华富贵来遮掩岳飞的嘴巴。
但是岳飞一向对卖国求和深恶痛绝，因主和派一手把持朝政，自己意见不被接纳，只好对此事采取退避的态度，然而高宗却将议和成功的功劳很大一部分归结于岳飞头上，如果接受了官职，就是把耻辱当成了光荣，对一生气节高尚的岳飞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污辱，岳飞又怎么甘心接受这样的赏赐呢？
在奏书当中，岳飞不仅表示出对国家大事强烈的愤慨，而且他对官职坚决的推辞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对那帮因卖国得逞，正在歌舞欢庆的高宗君臣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而岳飞身为宋朝十万雄师的统帅，在投降之气四处蔓延，投降派苟且偷安，把持朝政的情形下，依然不忘北伐大志，时时刻刻地想着复国仇、雪国耻的宏愿，在历史上立起一道不朽的爱国主义的丰碑。
这对南宋广大的爱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而对秦桧等人，却如芒刺在背，一心为囯的岳飞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大有不拔不快之意。至此，主和派和抗金派之间的裂痕更深了。
南宋史册列入了岳飞几次上书力辞官职的事实，并且，岳飞的事迹在宋朝国土的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
岳飞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受封，只是出于内心的真实，而决没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意图，这一切主要是告诉高宗，告诉秦桧等人，议和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不是长久安邦之计，说不定什么时候金军就会撕毁和约，大举侵宋了，所以只有加强防备，增强国家的实力，防不测于未然，才是最上策。
岳飞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超出了现实，看得很远，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军事家。
《小重山》
岳飞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在诗词方面表现得也很有才华，他的词在民间流传很广，字里行间充满了激越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坚决抗金、收复国土的宏大志向。
前面提到的《满江红》就抒发了这种强烈的情感。而另一首名为《小重山》的词，却是以一种低沉忧郁的笔调将内心的愁闷倾诉出来。
这首词是在高宗和金国达成议和后写的。岳飞对投降派卖国自贱的做法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却又无法阻止他们求和的脚步。面对这一切，他食不知味，睡不安眠，日夜忧虑。
一天晚上，岳飞想着复国大计渺无希望，心里的话没人倾听，就提笔在纸上写下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
人悄悄，窗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这首词的上阕写的是：夜深人静的夜里，四处都是静悄悄的，只有田野里传来的小虫的鸣叫声。梦里我又回到了故园，是多么的快乐和欣喜啊。可是醒来后，才知道那只是一场梦，而窗外明朗的月亮正高高地挂在天空，倾泻出如水的月光。
下阕写的是：为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我东征西讨，奋斗了那么久，连头发都熬白了，可是故乡的松竹盼我也盼老了，我回家的路却依然受阻。我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是知音太少，没人能够真正地理解我的心情。虽然想弹支曲子排遣愁绪，可是即使将弦拨断了，又有谁能明了呢？
岳飞为抗金大业付出了许多心血，可是却不为高宗等人所接纳，北伐之路屡屡受阻，因此难免有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感慨，这是一声多么沉重的叹息啊。
果不出岳飞所料，金国之所以与宋朝议和，只是为了麻痹南宋朝廷，好及时调整策略，选准时机，再大举进攻南宋，达到吞并宋国的目的。
绍兴九年（1139年）七月，由于兀术和挞懒在是让宋朝交还失地还是俯首称臣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于是，兀术联合其他几个主张对宋作战的将领发动政变，将挞懒的得力干将处死，把挞懒贬为行台左丞相，剥夺了他的兵权。八月，又将他以“与南宋串谋交还割地”的罪名逮捕，押解到兀术大营处死。兀术升任都元帅，总揽金朝军政权。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兀术接到金熙宗的命令，要他率兵侵宋，“收复疆土”。这次兀术改变秋季发动攻势的军事常规，改为在炎热的夏季用兵，他以“大阅”为名，把各部兵力调集到祁州（今河北安图县）的元帅府。
随后金军兵分四路，大举南下。宋朝的东、西、南三京的官员或望风迎降，或弃城逃命，金兵很快占领了汴京、洛阳等地。接着，兀术亲自率大军攻打顺昌府（今安徽阜阳），结果遇到了刘锖（qiang）的顽强抗击。
高宗和秦检早就得到金朝将要废弃议和的可靠情报。绍兴九年三月，宋使王伦到达汴京，与兀术办理交割河南地界的手续。兀术帐下有个王伦从前的属下，他顾念旧日恩情，悄悄地向王伦透露了兀术准备发动政变，杀挞懒等人的阴谋。王伦听了急忙写了一道秘密的奏折，将这危急的形势报告给了高宗，请求宋廷开始加紧防备，派张俊守在东京开封府，韩世忠守南京应天府，岳飞守西京河南府，吴玢守长安，并由张俊重开督都府，统领各路大将，以便在发生不测时容易调派。但是高宗和秦桧对此却不理不昧，命令王伦照旧出使金朝。绍兴九年六月，王伦渡过黄河，刚到达中山府，就被金朝扣压起来，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
金朝贵族派宋朝副使蓝公佐回到宋朝，按照议和时的约定索取巨额的“岁币”，并且提出了宋朝必须用金朝年号等无礼要求，大肆对宋朝进行挑衅，为进一步发动战争做准备。形势已经发展到有一点火星就要引起熊熊战火的地步，可是高宗依然不紧不慢的，在众将领的一再要求下，还是不肯派大部队进驻河南。
韩世忠眼看着金朝发生政变，于是主张先发制人，乘虚掩击。高宗却照样对之不加理眯，还说韩世忠是一个村野武夫，不识大体，说什么如宋动兵，那金国又怎么会信任我们呢。就这样，高宗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只是在坐等金国翻脸毁约。
等到金兵攻克洛阳等地时，宋高宗才如梦方醒。而秦桧其实早就醒悟了，却没有采取任何应急措施。他派在河南地区的那些地方官，在金兵入侵时，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毫无抵抗的能力。
这样，在议和中高宗用非常屈辱的条件才换回来的河南各地，很快又落到金军手中，他心中的羞恼可想而知。
秦桧以前曾经表明，要以诚意来对待敌人，其实，投降派的所谓以诚对敌，只是用来掩盖其投降的真正面目罢了，按照惯例，在屈膝求和破产之后，作为议和派首领的秦桧应该自动请罪离职，但是，在这两年时间里，抗战派官员大都被贬黜了，秦桧悉心培植的党羽已经遍布朝廷，他的势力可以贯通朝廷上下，所以秦桧唯一担忧的就是高宗的态度了。为了保住相位，不再重复被罢免相职的历史，秦桧不断地派出亲信去探听高宗的意图。经过秦桧精密的筹划，御史中丞王次翁第一个向高宗进言：“如果因为发生了一点小事，就更换宰相，那么新宰相未必就比原来的贤明，而且如果更换人员，那么其他官员也得不断更替，对于国家来说没什么好处，希望皇上能以此为戒，不要在这个时候让小人乘虚而入。”王次翁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高宗不要罢免秦桧，而高宗听得连连点头。有了一次承诺，秦桧依然放心不下，又派人进行试探，了解高宗在和战问题上是不是态度已经有所改变。这人就是皇帝的侍从官冯檝，他是秦桧的心腹。
一天，冯乘着皇帝身边没人，就问高宗：“如今金人要进犯我国，我们必定要起兵抵挡，像张浚这样的大将，必定是要带兵上阵的吧！”
高宗听了，怒气冲冲地说：“即使要亡国，我也不会采用这样的人。”秦桧听说后，知道高宗绝对不会用张浚这个很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件事表明，高宗仍然没有坚决抗金的打算，妥协投降的政策还是没有改变。实际上，即使没有王次翁为秦桧做说客，高宗也不会罢免秦桧的。因为两人都一心向着求和。在紧迫的形势下，他们反而会靠得更近，以便更好地压制抗战派的活动，更好地赢得金国的欢心。
这次金军南下，秦桧又向宋高宗献计：先发布一道圣旨，表白当初求和也是为了国家利益，现今金朝出尔反尔，便应以武力对抗，同时，命各路统兵大帅竭力尽忠。在金军大举进犯的危急情势下，尽管高宗等人骨子里依然想的是如何在金国的遮蔽下寻求一块地盘，但是面对这样的威胁，还是要作一番抵抗的。于是，南宋朝廷发布声讨檄文，以节度使的官衔，银五万两、绢五万匹、田一百顷、第宅一座，悬赏擒杀兀术；同时任命韩世忠、张俊和岳飞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摆出一副要收复失地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