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
一、马克思经典译介的社会环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传播更有组织、更加广泛，先后在上海出版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原著。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人民探索革命道路的要求却更强烈。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保定等地继续出版了一批马克思著作。此外，在上海的出版界出版了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论著，备受读者的欢迎。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创造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成势不可挡的潮流。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以******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大资产阶级背信弃义，投靠了帝国主义，背叛了革命，乘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构占统治地位之机，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党中央和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继续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37年，中国革命进入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激起了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和空前的觉醒。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民主政治，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从亲身的体验中逐渐认识到，要抵御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在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艰苦年代，中华民族掀起了追求时代精神、探索革命真理的热潮，这一热潮又反转来推动了马克思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的编译出版和传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战乱，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政府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革命出版工作，在政治上遭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就是在这反动年代里，进步出版界仍在这种尖锐复杂的条件下，坚持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1949年，是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经过四年的解放战争，终于打倒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个伟大的胜利开创了马克思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主要传播工作
在这个时期，更多的革命者和进步学者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有满腔热血留洋回来的革命青年创建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不顾艰苦，埋头翻译的学者，更有在官方报纸上刊登马克思著作出版消息的勇者。
正是由于无数革命先驱者的努力，才在中国掀起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高潮，译介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强大的革命动力和坚固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这样评论这个时期翻译的作用和贡献：没有翻译，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就没有今天强大的中国。此评论虽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
除了革命志士，为马克思著作广泛传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很多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图书馆、印书社以及书局。延安的马克思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建的第一所专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规学校。1938年5月5日，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20周年，马克思学院就在这一天开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而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在敌后迅速兴起。深重的民族灾难和规模空前的民族战争，加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使我党面临着远比十年内战时期复杂艰巨得多的历史任务，客观形势迫切要求我党在理论上能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培养出大批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优秀干部，以指导伟大的革命民族战争。马克思学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马克思学院图书馆的图书来源，主要是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著作，由中央直接拨给。其次就是通过延安光华书店购买。光华书店和全国各地的许多书店都有业务联系，因此，能够买到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书籍。中国共产党驻汉口、重庆、西安的一些办事处，也购买了一些书籍。有些到马克思学院学习或工作的同志，把从大后方带来的图书捐赠给了图书馆。马克思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是很有特色的，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很高，与延安的其他图书馆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外文原版著作）的收藏相当丰富。马克思学院是专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图书馆把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馆藏的核心内容收藏。凡是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每种都藏有百十册之多，以保证各班的学员在教学时均能借到马克思原著。还有一些是苏联外文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有中文的，也有俄文的和英文版的。当时马克思学院按照******和党中央的要求，成立了编译室。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张闻天亲自兼任主任。编译室先集中力量翻译了一些主要的马恩著作，出版了一套“马恩丛书”，接着又翻译了《列宁选集》20卷和其他的一些马克思原著。还需提及的是，马克思学院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在延安也是最多的。主要是马克思著作，有英文、德文、俄文、日文的原版书，还有其他的外文资料。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被更多地和系统地翻译出版。1922年北京《今日》第1卷第4号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价值价格与利润》（即《工资、价格与利润》）。1921年9月，根据党中央一大的决议，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翻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等。1930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陈启修（陈豹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即第1篇）；同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郭沫若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除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外，列宁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著作也引入我国。如1929年上海启智书局出版了刘埜平译的《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1930，上海春秋书店出版了彭苇秋等译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32-1933年，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了潘冬舟译的《资本论》第1卷第2、3分册（即3-4篇），可将其与陈启修译的第1分册相衔接。随后，侯外庐与王慎明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先于1932年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后于1936年以玉枢署名出版上下册合订本。《资本论》全3卷的翻译出版，是由郭大力和王亚南完成的，于1938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考茨基编）1-3卷，也由郭大力翻译于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的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而且有些译文的质量还比较好。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已经有近百种之多。解放前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不仅在当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迪人民的思想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来《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校订提供了基础，或者对重新译校有参考价值。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及其著作的出版编译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并且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总结和分析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精神，其中《矛盾论》、《实践论》无论在理论框架还是立论分析上都有明显的特色，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最杰出贡献就在于，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而周密地研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这个产生在欧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并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思想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
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由******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任务之一就是向国外翻译介绍******著作。1938年左右，这个小组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论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的英译本，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在1938年也译出了《论持久战》英文本，并且译本前有******为外国读者写的一篇序言（亦由杨刚译）。到1948年，由李立三领导的****中央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又翻译出版了******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俄文本及以东北翻印的晋察冀版《******选集》为底本的俄文版《******选集》。建国后，******著作开始大量对外翻译出版，其中既有《******选集》，又有选集中所收各篇著作的单行本，还有专集、专题汇编、语录等版本。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有计划有系统更大规模地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新时期开始了。
1950年12月1日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和1953年1月29日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是马克思著作编译出版史上的两件大事。人民出版社作为党和国家的政治书籍出版社，是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首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是全国统一的翻译马克思著作的中心。从此，我国马克思著作的主要翻译、出版、印刷、发行任务就在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等单位的长期密切合作下走过了光辉的历程。
《斯大林全集》（13卷）是共和国成立后马恩列斯全集出版最早的一种，也是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第一部问世的译作。1953年到1958年间全部出齐，根据莫斯科出版的俄文《斯大林全集》译出，中文版译文是经过集体反复校对，达到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程度。
1955年到1963年间陆续出版的《列宁全集》（39卷），曾经印行过247万册，是根据俄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翻译的，共1500多万字，其翻译速度之快是相当惊人的，在我国出版史上实属罕见。特别是1958年全国******的形势下，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和新华印刷厂三个单位经过协商，决定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出齐《列宁全集》的前38卷，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计划”。但是由于出版时间短，它的译文质量、装帧设计和用料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很大关系。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从1956年开始出版到1985年出齐，前后达30年之久。当时我国还缺少比较齐全的马恩著作的原文版本，因此，翻译主要是以俄文第二版的全集为根据，若干重要著作才从德、英原文版本翻译过来。中间由于“**********”等一些因素的干扰，编译出版工作几度停顿。直到1971年在******提议下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马恩全集》的出版与《列宁全集》的重印才得以继续。
一、马克思经典著作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的伟大胜利。从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马克思著作的编译出版也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出版马克思著作不仅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作为宣传出版战线上的头等大事，成立了****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组织了优秀的编译人才，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编译出版马克思经典著作。从出版马克思著作单行本到编译出版浩瀚的马、恩、列、斯全集，这是中国编译出版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出版技术迅速提高的标志，为全国亿万人民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热潮。机关、部队、工厂等单位都规定了专门的学习时间，制定了学习计划，比较普遍地进行了对马恩列斯原著的学习。学校设定了政治理论课，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一些高等院校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专业课程，选学马克思经典著作。为了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迅速地、大量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经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经济学者为适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20世纪50年代翻译和出版的主要有：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价值价格与利润》，王学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5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郭大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何思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日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徐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央编译局译，1964年；列宁：《帝国主义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50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1959年该书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土地问题理论》，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市场理论评述，再论实现问题》，麦园、方钢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出版。根据****中央决定，****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自1956年开始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1955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列宁全集》，并出版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四卷本《列宁选集》。1983年，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1987年，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译本。这些经典原著中译本的出版，对我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提供了便利条件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集和补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过“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和“三大全集”的“补卷”。这些书基本包括了全部的马克思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1955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并参照德文原著译出的。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开始出版第l卷，至1974年12月出齐39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40-50卷（补卷）。内容包括没有编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的其他著作。《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1963年出齐39卷。《列宁文稿》第1-17卷是《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39卷的补卷。它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没有收入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共55卷）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献。《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3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9月出版第l卷，到1958年6月出齐13卷。《斯大林文选》（1934-1952）是《斯大林全集》第l-13卷的补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出版。
第二类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选编。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初版，先后出版6种版本。《列宁选集》第1-4卷，是中央编译局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选编的，收入列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初版，先后出版3种版本，1972年为第3版。《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是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临终前的主要著作。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精装本。
三、这一时期******著作的出版
******思想著作的编辑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工作的重头戏。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延安整风期间，******主持编辑《六大以来》等党的重要历史文献，为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端正方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开端。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着手组织编辑新的《******选集》。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著作出版委员会。在******的亲自主持下，开始编辑四卷本的《******选集》。整个工作历时十年。《******选集》第一至三卷的编辑工作，主要是******亲自做的。他不但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写题解和注释。《******选集》第一至三卷出版了七年之后，1960年出版了第四卷。
《******选集》的出版，对于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广大干部群众兴起学习******著作的高潮，提供了权威的基础读本，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基础工程。这部书，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然是广大党员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之一。
四、“**********”时期的马克思经典著作
1966年开始的“**********”使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编译及出版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妄图实现把******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鼓吹“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极力否定马克思著作的学习，从而实际上扼杀了马克思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从1966年开始所有的这些工作停顿了下来，直到1969年才开始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工作，但这期间一本马克思的书都没有出版，甚至连已经印刷好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全部封存在仓库，不得发行，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自从****“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后，******著作的出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民主革命的迅速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随即到来，作为胜利之源和法宝的******著作的出版与发行也成为了相关部门的重要日常工作。此后，又随着******本人威望的日益提高以及不断加码的******思想的宣传和学习运动，******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更成为了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工作与内容。客观地说，它对推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掌握******思想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但它也在对******“个人崇拜”的潮流中起了十分特殊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基于“神化”的需要，不顾实情，过多过滥地出版和发行******的著作，进而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浪费，并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一块特殊的印记。
到1966年1月时，当时已有三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即解放军“总政”、人民出版社（******与文化部、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专人选编而成）、《红旗》杂志社（******组织选编而成）的三种，后经******、彭真等在钓鱼台会议上决定：以人民出版社的《毛主席语录》为基础进行修定。此后，在“**********”的“山雨欲来”之际，《毛主席语录》已经成为一本《圣经》似的出版物，它不仅成为国内广大读者在那一特殊的政治运动的时代最需要的书，甚至也为一些在华外国人急切所需。在满足外国人需求《毛主席语录》和******相片的同时，更加要“满足”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著作的“渴求”，鉴于此前《******选集》的供需一直处于紧张状态，1966年初有关方面估计：当前至少需要1100万部以上的《******选集》才能缓解需求。******著作的出版和发行是新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一项活动，这是我国出版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的著作做到了人手一册甚至人手数册，当然这还不包括大量群众组织自行印制的各种毛著版本。
为加强******著作的翻译出版，除原来设立的“******著作外文翻译出版规划五人小组”（由******副部长熊复、******外办副主任张彦、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文局局长罗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仲实五人组成）之外，又成立了外文图书出版社所属的《******选集》翻译室，它先后设立了17个语种组和一个质疑组，由其翻译相继出版了各种文字的《******选集》、《******军事文选》、《毛主席语录》及《******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等，其中《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也达到数百万册。1976年，在******指示下还成立了一个由文化部和外文局联合组成的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这是一个调集了各方面翻译力量的翻译机构，其中既有诗人，也有翻译家，有文学工作者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有外国专家，其中有袁水拍，又如钱钟书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走访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赵朴初、臧克家、王力、冯至、郭化若等，后来除出版了日文版的42首本之外，其余各文种均出版了39首本（此前的1959年出版有19首本）。
******逝世后的1977年4月，《******选集》第5卷正式出版，此书收入了******建国以后至1957年11月的著作和讲话70篇，印数达2.2亿册。《******选集》第5卷出版后，其英文版也于同年9月开始向全世界发行，到年底又出版了其他4种外文的文本，并向12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17万余册。
1979年2月12日，******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至此，作为“精神原子弹”和“个人崇拜”运动产物的过量的******著作的出版，逐渐停息了下来。一个时代也随之宣告结束了。同时，作为世界出版史上印刷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当年******著作出版的狂潮，却依然还能让人们为之百感交加、不胜唏嘘。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很快“批陈（伯达）整风”开始，12月毛主席作出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和“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克思”的指示。1971年春天，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召开了长达130多天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多次讲话，着重谈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工作。这次会议的最终报告《******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又经毛主席圈阅同意后作为中央（1971）43号文件于1971年8月13日下发到各地执行。文件中明确提到“要把出版马恩列斯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
党中央组织中央编译局的人员夜以继日地翻译以弥补这期间失去的宝贵时间，人民出版社也加紧发稿、出版工作，到1974年终于将《马恩全集》出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