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及特点
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开始对中国历史学产生影响算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了。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经历了许多的曲折，但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解释体系和理论特色。
一、主要成就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传入和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力图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范围中，进而得出中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第三个阶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成熟和走向完备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学术中国化”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时又将中国的特殊演变路径作为研究的重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不仅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的深化，更为具体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完善和独具特色的解释框架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范式在中国转换的完成。传统史学中的积极因素被吸收，并为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从史观的转变上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对于旧有的唯心史观、循环史观是根本的否定，从而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及走向科学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其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范式的转化，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言，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备并不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停滞，而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规范，符合中国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指导。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仍旧在发展、完善。
建国以后，曾经的许多原则和理论继续得以坚持，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期间，由于环境的改变，正常的史学研究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常的史学研究才恢复正常，史学界又展开了对史学理论的重大的讨论。许多人对“****”中形成的许多论点提出了质疑，如对“阶级斗争”的作用、农民战争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而这又带动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论等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原则被重新认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又一次深化。此后，国外的各种理论又蜂拥而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次冲击，但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
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更新。其实方法论应该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部分，但是史学方法论的形成还在于史学研究中史学理论的应用以及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方法论的探索也构成了历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方法论也是独具特色。
自从李大钊开始，就从唯物史观的许多原则出发，并结合中西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特点，总结出许多近似于方法论的原则和经验。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深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也逐步完善，特别是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探索，形成了许多原则为后世史坛认可和传承。郭沫若在继承罗振玉、王国维的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范围，也构成了自己史学的独特研究特色。侯外庐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编出了五卷的《中国思想通史》。侯外庐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总结，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治史原则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堪称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认识社会的任，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形成了对传统学术的方法的全面转化。较之文化主体论和全盘西化论者，这套史学方法既满足了新史学的理论要求，又满足了新史学的实证要求，并且突破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有条理清晰、分析问题深入历史文化的本质联系的特点”。这些“独到”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以及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作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
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状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有些问题的争论长达半个多世纪，挖掘出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历史变化阶段以及封建社会形成就形成了多种观点，虽然最终没有一个定论，但是通过这些重大理论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在建国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某种程度上还担负着意识形态的角色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了许多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社会史论战以及在抗战时期批判秋泽修二的理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等。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驳斥了许多错误的论断，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著名的史学家黎澍就这样说：“如果不对中国历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用丰富的史实加以说明，就很难为中国人理解。所以要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无疑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又通过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阐释和深入研究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这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二、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宏观的学术视野。马克思主义所着眼的是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也具有这样的品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深刻的把握人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学术视野，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大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社会变迁规律的认识远较其他学派深刻。如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历史变迁时，从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入手，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经历了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制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从而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与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大致相同。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中的路径的研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演变规律。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宏观的理论视野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有了深入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正是在宏观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学家对历史认识从更高的高度上能够把握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不至于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同时，宏观的理论视野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中不注意史学理论的弊端，将中国历史学理论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是仅仅单纯地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套用概念，只将唯物史观公式化、教条化，这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得出的结论。郭沫若在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以及运用这些材料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时，就是在唯物主义史观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和思想的变迁有了深入的认识。他在《青铜时代》的后记中这样说：“尽可能地搜集了材料，先求时代与社会的一般阐发，于此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学说对于社会的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比较注重的是宏观问题的阐释，但是并不是停留于公式和概念的套用和解释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宏观的学术视野，“在寻求历史因果关系，发觉历史本质方面，比起其他新史学学派显得更加深入、更加辩证，更能触及历史的本质。它不是从思想到思想，不是从观念到观念，而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力求解决历史演进中根本原因在哪里”。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较为显著的特色，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的、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深刻的解释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研究所进行的分析和考察、论证，从社会下层的经济基础到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经济唯物史观，持这种论点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是极为浅薄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迄今为止，视野最为开阔的思想理论，从历史学所包含的范围来看，它注重吸收各个方面因素的作用，并就这些作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辩证的考察。从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问题的考察和研究的角度是极为广阔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提供的关于某些历史学研究的原理对历史学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就一种学术思想而言，马克思所提供的观察人类社会的假设或论断能够被后来许多历史资料、历史研究所证实，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思想的巨大作用。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全面的历史考察范围以及深刻的洞察历史变化发展的视角上。
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排斥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和传统。侯外庐曾经说：“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无论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的结论，均须勤恳虚心地吸收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定可靠的史料。……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在宏观与微观研究，理论指导与方法更新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长期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可、所遵循，从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新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断地更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吸取西方各种社会理论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20世纪以来，西方新的理论的输入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心理史学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社会变化和历史研究的广度，可以弥补阶级分析和社会结构分析的不足，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从这些例子来看，最新理论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提供理论视角，在这种情况下，即可拿来为我所用，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也正是与在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的交融中取得了发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新的理论，从而完善了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于从经济、阶级结构来研究历史的单一化倾向，丰富了历史学的认识手段。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因而能够不断地在理论上更新和发展，并融合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
第四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时代课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经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僵化的政治史学中解脱出来，经过诸多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使得史学研究回到正轨上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问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氛围有了明显的好转，学术研究也再度活跃。这种优越的条件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西方文化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再度兴起了文化热，西方文化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学人研究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种理论纷纷被引入中国。西方思想理论的引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创新有借鉴意义。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是有些人不加分别，只要是西方的就引进，只要引进就吸收，从而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在西方有些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也被引入。这些人还滋生了这样一种风气和心态，即认为是西方的，就是好的，是优秀的，而如果还有人在文章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则被视为落后、保守。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严峻的挑战。
当然从现在来看，改变这些风气并非易事。对于西方文化中的有些东西和问题是需要加以仔细的鉴别，从理论上加以批判，这在短期内完成是有困难的。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要如何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深入思考。
现实的政治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入新时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环境有所改变，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根据，有些已经不能再对历史研究提供指导。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问题，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在于以往的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和问题与现在不同。当然，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学术研究问题，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急需要深入和拓展。但是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过时，很陈旧了，不能够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从而提出了“去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冲击。共产党在苏联失去了执政地位，许多人将其中的原因之一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股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学术界。许多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倡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另外就是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与世界接轨，许多人提出了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急于与世界史学的研究和发展接轨。这样一个倾向和趋向，就使得许多人认为，世界的发展潮流中，马克思主义不占据主要位置，所以应该更多地借用西方的理论。
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时代的转换所造成的，保守僵化的思想理论必然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学术研究的需要。时代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不应该成为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借口。现实环境的变化所需求的理论创新以及问题研究的深化并不是以往理论所能解决和应该解决的。这些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深化不够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和深化不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过非常极端的现象，就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同时也由于特定的时代，阶级斗争方法已经不能涵盖历史发展的所有问题，在这种社会环境改变的情况下，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质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过程中，确实也出现过比较极端的现象，就是照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论述。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定的、僵化的模式，自然也就不能为新出现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而这种情况确实打消了许多学人运用唯物史观的勇气，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以往理论上的错误，而在于学人不能正视以往的错误，不能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
这一倾向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命力得不到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为史学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并不是提供具体研究的实证和结论，因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并不是要在文章中引用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而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指导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的研究。
在现时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好转，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引进西方新的理论和新的名词。这样，不去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从何而来，不去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自己的史学理论水平又何以提高？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去应对。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面临着挑战，但是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的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肯定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史学理论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深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并不是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而是要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而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与其他史学理论和方法完全区分开来，乃至对立起来，这都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还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要回到马克思，重新解读马克思，真正地读懂马克思，纠正在历史的发展中误读马克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片面的、主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要求。这一过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有必要相信，经过一系列挫折和曲折之后，人们就会理性地看待问题，反思问题，会对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入。
“**********”以后，史学工作者对以往史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反省，进而又提出要重视传统史学，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这反映了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史学的重视，这一点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早期，许多史学家受到了传统史学的熏陶和影响，这不仅没有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还促进了他们对历史研究的深入。当然继承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不是完全的复古。这一过程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先进的理论和传统并不相矛盾，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者的结合又是最为重要和必要的环节。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史学工作者积极地肯定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对那些只求理论新颖而忽视传统，或只固守传统而不顾史学发展时代要求的史学研究倾向的一个有力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比其他史学理论和方法更为深刻的特点，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百年的历程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处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中，为史学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它是与时俱进的，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作用，它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研究也将会在新的时代下更好地发展。宏观的理论视野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趋势下吸收新理论，包容新理论，进而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与全球接轨，现代化的工具已为人们广泛接受，这一切都将为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内容和便利的信息来源。******思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将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指导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理论内化性，更会不断地促进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代必能兼具中国特色，又面对开放的世界，必能兼收传统，又能融合现代，为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创造新的辉煌。
（朱文哲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