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民族学传入中国几近百年，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两种民族学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体系。蔡和森可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的先驱，他于1924年正式出版的《社会进化史》，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30年，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誉为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典范。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体系。1926年蔡元培撰写的《说民族学》以及此后的《社会学与民族学之关系》，将西方的民族学方法介绍进来。此后，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黄文山、杨堃等学者先后回国，为我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民族学界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上进行重建。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各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系、人类学系先后被撤销。但苏联模式的民族学仍然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名义保留下来，并在当时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民族学家参加了中央慰问团对各民族地区的慰问、民族地区的建设、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费孝通、岑家梧、江应樑、王晓义、林耀华、李安宅、于式玉、宋蜀华、谢国安等民族学家将民族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并获得了极大成功。尽管民族学家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引进了苏联民族学理论，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未建立起来。
“**********”期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被推向极端，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研究陷入低潮，许多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教学与研究机构被取消，大批民族学家受到批判与攻击。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构工程被迫停止。
20世纪80年代，民族学再次重建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还是民族学的主导。1956年在全国人大委员会民委组织下进行的少数民族调查，内部铅印的三套丛书，以及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学重建提供了最好的资料。80年代重建民族学时，在学科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归国留学生，他们操持的民族学话语已经欧美化，中国民族学似乎正向欧美迈进。显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还有待于民族学界作出更大的努力。
毫无疑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个重要的范畴，限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还没有成型，因此，本章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民族理论包括对民族的界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等范畴，它是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它既包括对历史上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反思，也包括对当前民族及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这是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包括民族政治结构、民族经济制度、民族社会生活、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民族迁徙、民族发展路径等问题。目前，我国民族理论的研究的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党与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民族制度以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民族性质、民族间关系等方面。当然，这里还包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讨“民族”本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二是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内探讨“民族问题”的解决。197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首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机构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1980年10月，中国民族学会成立。1983年中央民族学院建立民族学系。这些机构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阵地。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代表的各级社会科学院等民族理论研究机构、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代表的各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院校和各级党校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科研与教学单位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国内民族学界、政治学界对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的研究开始转向系统化、深入化。党和国家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进行整理与出版，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等。在对******、******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关民族问题思想的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论著。
第三，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得到真正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就民族的界定、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等范畴与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论民族》、《民族理论基础》、《中国民族与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二十年》、《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等著作。这将对我国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发挥良好作用。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已经相当深入，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对中国民族学科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并逐渐成为它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仍将发挥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这种理论本身就是当前我国民族政策、民族制度制订与执行的重要指南。因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材料的梳理，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从中揭示出某些规律；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与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问题理论。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学说，并在创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同时，创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体系。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民族理论的来源。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民族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并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学科。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经过了******民族理论、******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中国不同时期的民族问题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自己的民族政策，从而正确处理了我国的民族问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在深刻总结国际民族问题的教训和我国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处理我国民族问题、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过程中，科学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民族理论，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特色鲜明、体系完整、适应新时代主题、适合中国民族发展需要的民族理论，成为继******民族理论、******民族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 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学说
马克思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形成、发展、消亡的各个阶段。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民族发展过程的深入论述，因而也没有发现他们对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等范畴进行深入精致的界定。他们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见解，往往出现在为了论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具体的关于民族国家的文章中，抑或是出现在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文论中。
对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民族就像国家、阶级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它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因而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可变的，并且将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不断发展的结果使得民族差异越来越小，民族越来越趋于统一，直至消亡。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族内部，阶级分化往往异常严重，阶级对立比民族间的对立更为尖锐，特别是一个阶级受到压迫时，这种冲突与对立更为明显。当然，阶级意识也有可能促使民族意识加强，特别是一个民族受到另一个民族的武力压迫，其发展受到阻碍，并被当做“贱民”看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意识就会加强，这时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像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总体而言，他们更喜欢以阶级关系解释民族关系、民族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意识排斥民族意识。我们遍翻马克思、恩格斯著述，没有找到这类观点。他们是反对取消民族与民族意识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法国成员曾提出工人“非民族化”的要求，马克思对此嗤之以鼻。他曾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青年法兰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说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这是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以阶级意识来取消民族意识，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里“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呢？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亨利希·库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想说，现在工人没有祖国，因为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没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对民族（国家）生活的参加是微不足道的，工人被排除在民族（国家）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之外。一旦工人取得政权，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在民族（国家）中占有支配地位并成为民族之时，工人也是有民族感情的，尽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讳言民族问题、民族意识的存在，那么他们要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以怎样的手段解决之？马克思提出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解决民族问题。他说：“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显然，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族斗争的重要手段。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否认民族意识、民族感情。
马克思主义者是全力支持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主义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步骤。“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国家的民族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与其内部的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做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发展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因为它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的联合与统一，从而形成越来越大的民族集合体，并且这种发展也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为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国际和平，首先就必须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磨擦，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这样，随着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从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增长，民族意识也就到处发扬，被分割、被压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统一和独立。”
但是，他们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沙文主义，当然也反对以“民族主义”为外衣的一切压迫其他民族的行动或思想：“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认为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应该“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资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所谓“民族原则”——“民族的独立权利”或“民族要求完全独立的权利”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对此持反对态度。那么这是否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呢？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包含极大的矛盾呢？
我们看下面的引文：“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people）的残余吗？”
也就是说，恩格斯反对当时的“民族原则”，拒绝援引“民族自决权”，原因在于他认为所谓“民族原则”、“民族自决权”，在当时不过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分裂其他小国，进而吞并其他小国、弱国的漂亮的借口，二者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也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将来的统治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承认民族、民族差别、民族认同意识与民族主义的存在，并认为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想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部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步骤。但他们反对借“民族原则”、“民族自决权”行分裂进而侵略他国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
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与民族解放运动学说
列宁继承并修正、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学说，并积极帮助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过，列宁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纲领和策略路线，直到1920年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才正式完成，也就是在他去世前四年才完成。
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民族原则，即民族自决权是泛斯拉夫主义者侵略其他民族（国家）的借口，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弱小国家的民族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一战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姿态推向全球，民族自决权越来越成为弱国、小国与殖民地国家要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的格局与口号。因此，列宁对民族、民族自决权进行阐发，形成了自己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
一战以后，民族自决开始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受他国奴役和统治的民族和人民常援引此项权利作为自己进行民族斗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弱小国家可以通过民族自决权，赶走外国统治者。民族自决理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民族自决思想；另一个就是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
列宁后来将民族自决权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即著名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四月提纲”）中指出：“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应当坚持宣布并坚持立刻实行的，就是一切受沙皇制度压迫、被强迫并入或被强迫留在俄国疆界内的各大小民族，即被兼并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国分离的自由。……分离的完全自由，最广泛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详尽规定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办法——这就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
可以看出，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十分重视民族自决权。那么，列宁是怎么理解民族自决权的呢？列宁的定义如何？我们看下面的引文：“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历史——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所谈的‘民族自决’，除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看来，列宁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权，就是指在具体历史、经济条件下的民族要求——政治自决，建立“民族国家”。而这种民族国家就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国际形势”与“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好的条件”。这似乎表明列宁在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也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的口号。但是这里有一个常为我们所忽视的条件，即列宁明确规定：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
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论述是与民族平等、民族联合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正是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理论最能体现“分离与联合”辩证关系之处。他将民族自决权视为实现各民族自愿的平等的联盟的最有效的手段。列宁指出：“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和。”
可以说，列宁是为了民族的平等的联盟，为了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民族大联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为联合而分离”。不过，列宁始终反对强制的联盟，主张在民族平等、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联盟。在他看来，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平等，必然走向联合。
列宁不仅在理论上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精密的论述，而且他将这一理论成功地运用于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十月革命胜利后，民族自决原则在俄国得以贯彻实践。1917年11月15日苏维埃政权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各族人民拥有平等和自主权，享有完全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明确肯定了联邦制原则。在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下，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先后宣布独立并得到苏联的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先后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外高加索地区先后建立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三个共和国，在中亚也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花剌子模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在俄罗斯内部也成了自治共和国。1922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组成联盟，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苏联宪法将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理论对俄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革命胜利后的政策，对解决俄罗斯民族问题，清除大俄罗斯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的恶劣影响提供了崭新的方法，但列宁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列宁去世后，他追求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事实上，后列宁时代的大俄罗斯主义等民族问题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发展，最后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列宁始料未及的。
1920年七八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交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由大会讨论议决采纳，正式通过，从而确立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
历史证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列宁这个论断将“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相通的。在马列主义体系中，爱国主义是完全得到肯定的观念，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与行动是完全得到肯定的。恩格斯曾说：“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爱国主义是一种民族、国家认同的自我立场，它看似与国际主义冲突，实际上在马列主义体系中，并非如此。以国际主义压制爱国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违反了马列主义的原意。正如历史学家黎澍所言，国家的消亡“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既然不会消亡，爱国就是国民的责任。……我们的真正现实的利益，是把祖国建设起来。这是我们的一切，包括实现我们曾经长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
在马列体系中，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相反相成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实施，而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实现的外部条件和最终目的。
三、斯大林的民族学说及其实践
相较于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言，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兴趣很高。他不仅重新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论述，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学说。斯大林在列宁时期就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问题专家，他在理论论述上的立场、旗帜相对其前辈而言更为鲜明。不过后人对其掌权时期所推行的国内民族政策和以苏联利益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常常口诛笔伐，同时后人对他的民族学说也往往嗤之以鼻。
与其前辈相反，斯大林对民族进行了精致的定义。1913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对“民族”进行了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后来又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对这一定义加以重申并具体化，从而成为国际共运中的经典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并且他认为这四个基本特征缺一不可，缺了其中一个特征就不能称为民族。
斯大林继承了马列主义的传统——在观察分析社会问题时必须注重对历史、经济条件的分析，他关于民族的定义确实注意到了历史经济条件的变化性，当然这也成为这一定义至今还笼罩着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这个定义在运用于具体历史、经济条件时并非无往而不利。比如，在解释战前犹太人时，这个定义就无能为力——如果照此定义，犹太人则不能成为一个民族，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在解释许多当代民族国家的居民——如“美利坚民族”时，这个定义就无法将它们定义为一个民族。可以说，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忽视了种族的复杂性，也忽视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其人，也不能苛求历史为今天提供更多的方便。斯大林这个定义对国际共运中民族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阶级意识高于民族意识。他在第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中就指出：“每一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的。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来而定。”
同时他在此文中又将民族问题分为资产阶级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民族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民族问题就是要“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打破民族间的民族壁垒”，“消灭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以便使“各民族无产者更好地互相接近起来、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斯大林这种阶级意识高于民族意识的观点一直都未曾发生变化。
斯大林将民族问题分为资产阶级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民族问题，以阶级意识代替民族意识。与此相联系的是高扬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并且将民族主义贴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标签，将无产阶级与国际主义粘在一起。因而，民族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国际主义也就成为无产阶级的特征之一。这是斯大林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推向极端的表现。1934年他在报告中提出：“民族主义倾向，不管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是什么意思呢？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可见这两种倾向的根源是共同的。这个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
1947年秋，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恶化，两国分歧公开化，1948年苏共中央指责南共领导人有“反苏情绪”、“反苏言论”，南共没有体现出阶级斗争的精神，也没有国际主义精神。斯大林公开指责铁托搞“民族主义”。南共对此进行反驳。此后，在国际共运中，“民族主义”一词成为不讲国际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这种简单化的公式如果说在列宁早期著作中偶有出现的话，那么，从此以后这个论断就成为国际共运的经典奉条。这对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相较而言，在民族理论上，斯大林比其前辈更为旗帜鲜明，因而也常出现简单化、公式化，忽视一定历史、经济条件等问题。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处理具体的国内民族问题，也没有机会在国际交往中处理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没有真正的机会实践他们的民族理论；列宁真正实践他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时间也没有几年。只有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才有机会与时间去实践其民族理论与推行其民族政策。
对于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与实践的评价当然应该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像苏共“二十大”以后不加分析地彻底批判，也不能像斯大林时期一样进行吹捧溢美。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其实践所取得的成效与带来的后果。
毫无疑义，斯大林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并在国际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苏联在这一时期帮助众多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对国际共运起到极为重要的领导、支持作用。这是他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是我们评价其民族政策与理论时必须清楚的一点。
斯大林的国内民族政策，最让人诟病的无疑就是“大俄罗斯主义”：强调俄罗斯在苏联各个民族当中的领导地位，美化俄罗斯对其他民族的统治，美化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斯大林不但常将全体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功绩归功于俄罗斯民族身上，而且流放和镇压了“不忠于苏联”的少数民族及其领导人，这严重地伤害了民族感情，造成了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对立情绪，激化了原本就没有解决的苏联民族问题。
在国际上，由于斯大林过分强调苏联利益的核心地位，时时处处以苏联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为中心，给国际共运造成极大消极影响。二战前由于过分强调这一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给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造成极大损失；二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时，苏联常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苏共及其领导人常以“老子党”自居，并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牺牲他国利益以满足自己利益。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无论后人怎么评价斯大林，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及其利益是极其忠诚的。正因为他在处理国内、国际民族问题时，时时处处以苏联利益为核心，过分强调苏联利益，这就导致了他在推行民族政策时，实践严重脱离他的民族理论，这也给苏联和国际共运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