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采诗官》是《新乐府》五十首的总结性诗篇。正如《元白诗笺证稿》所说的：“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
白居易早年曾撰《策林》六十九《采诗》“以补察时政”，有“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之说。希望朝廷恢复古代采诗官制度：“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日采于下，岁献于上”，“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尽管唐朝廷并未实行采诗制度，但其富有的现实精神已成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采诗官》题下原注：监前王乱亡之由也。历史上，周代曾设采诗官，通过到王畿及诸侯国采诗，使最高统治者知道各地民情风俗、政治得失。《汉书·艺文志》载：“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
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若求讽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
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
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
一人负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
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
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
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采诗官”，《汉书·食货志》：“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行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户牖而知天下。”设采诗官，主要目的是通过采诗听歌，了解民情，疏导人言。采诗者以诗反映社会情况，有的寓以讽刺之意，不致违犯法规律条，还可以使在位者有所警诫，上下通气，沟通思想，统一意见。古代，早在《毛诗序》中就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易经·泰卦》也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句是说自从周亡以后，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十个朝代，都不设采诗官。历代郊祭天地或庙祭祖先，都是歌功颂德；齐梁陈诸朝乐府歌词也是以雕饰艳丽、吟风弄月的形式，写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如果想见到讽谏规刺的诗，那是万句千首也没有一个字的。“不是”，又作“自始”，意思是说从秦开始就没有规谏讥刺的诗歌，逐渐地在朝廷里就断绝了讽议。因为“绝讽议”，所以“诤臣杜口为冗员”。“诤臣”是指御史、拾遗等掌谏议的官。既然诤臣都闭口不向皇帝进谏，自然成了无事可做的冗（rǒng）闲官员。于是“谏鼓”（即“敢谏鼓”，又名“登闻鼓”）高高挂在朝堂大门外也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虚设而已。
“一人负常端默”十句进一步写“谏臣杜口”、“谏鼓高悬”后，皇帝一个人端坐在宝座上不吭声，不征询群臣意见、不过问政教得失；群臣百官（即“百辟”）进入朝堂大门也是相互讨好、彼此逢迎。“负”，据《礼记·明堂位》记载，天子见诸侯时，背屏风（即“负”）而立，所以叫“负”。官居“夕郎”者所上奏折都是免税、赦罪的恩诏；身为“春官”的所上奏折无非奉贺、赞颂“祥瑞”。“夕郎”，《汉官仪》载：“黄门郎（宫廷近侍）日暮入对青琐门拜，故谓之夕郎。”唐代称给事中（属门下省）为“夕郎”或“夕拜”。“德音”，唐代皇帝的一种诏书（犹后代之“恩诏”），多为免赦之类。“春官”，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礼部尚书为春官尚书，这里指礼部官员。唐时，礼部掌管礼仪祭杞贡举诸事。凡有“景云”（大瑞）、“白狼”（上瑞）、“苍乌”（中瑞）、“嘉禾”（下瑞）等“祥瑞”出现，均由礼部主管的员外郎岁终向皇帝报告（《新唐书·百官志》）。“君之堂兮千里远”以下是说皇帝住在皇宫里，重门深闭，与外界隔绝，其殿堂、宫门虽不远，却如在千里之外、九重深处，他耳能听到的唯有殿堂上说的话，眼却看不见门前的事。正因为这样，所以贪官污吏残害百姓无所顾忌，奸佞谗臣蒙蔽皇帝无所畏惧。“（bì）”，闭门。
“君不见”以下是诗人的感慨、议论。“厉王胡亥之末年”，有的版本作“厉王炀帝之末年”，又作“厉王胡亥炀帝之末年”。“厉王”，周厉王，西周末期最昏暴的共主，对议论他的人不惜派人监视、告密、残害、杀戮。大臣劝阻，竟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史记·周本纪》），朝中再也无人敢说话，最后被国人驱逐出境。“胡亥”，即秦二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他听信权臣赵高的话，深处宫中，拒绝劝谏，甚至以诽谤治罪，这位竟然相信“指鹿为马”的昏君终被赵高杀死。故有“群臣有利君无利”之叹之疑。有鉴于此，诗人发出忠告：君王呀，君王呀！但愿你：要想开启蒙蔽通达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就首先要从诗歌里面寻求讽谏。“壅蔽”，《楚辞·九辩》：“何汜滥之浮云兮，壅蔽此明月。”蒙蔽、隔绝的意思。“人情”，民情，民间疾苦；唐代避唐太宗讳，以“人”代“民”。
复古采诗，是白居易蓄意已久的愿望。在元和四年（809）作《新乐府》五十首之前，就说：“今有司欲请于上，遣观风之使，复采诗之官，俾无远迩，无美刺，日采于下，岁闻于上，以副我一人忧万人之旨，识者以为何如？”（《进士策问五道》）。在《读张籍古乐府》、《寄唐生》及《与元九书》中，均曾畅论采诗。《新乐府》五十首则每首都具有现实内容，或“愍怨旷”，或“戒边攻”，或“念寒”，或“苦宫市”，或“止淫奔”，或“哀冤民”……都针对当时现实而发，直接向最高统治者诤谏、讽议。《采诗官》则是“监前天乱亡之由”，对五十首的总括，说明其创作之目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对于当时的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样程度，已属难能可贵了！
《采诗官》“言者无罪闻者诫”一语，已申明作诗之旨，“讽刺时事婉而多风”。“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元白诗笺证稿》）给予十分肯切的评价。
总之，《新乐府》五十首，诚如《说诗蒣语》、《钝吟杂录》等所论评的：“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能道尽古今道理”，“奇逸极言，出人意表”，“风时赋事，美刺兴比，欲尽备夫六诗之义，大哉洋洋乎！”历代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田三首（其二）
《归田》原诗三首，这是选其二。是元和七年（812）丁忧居渭村时所作。
白居易后期写了不少仿陶渊明的“陶体诗”，与陶在思想上艺术上发生了共鸣。这首诗就是《归园田居》一样的田园诗。
种田意已决，决意复何如？
卖马买犊使，徒步归田庐。
迎春治耒耜，候雨辟。
策杖立田头，躬亲课仆夫。
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
所施不卤莽，其报必有馀。
上求奉王税，下望备家储。
安得放慵惰，拱手而曳裾？
学农未为鄙，亲友勿笑余。
更待明年后，自拟执犁锄。
诗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写自己归田的决心。下面的“卖马买犊”、“春治耒耜”、“躬亲课仆”、“闻老农言”……都是由“意已决”（一作“计已决”）引发的。到底是否归田？对诗人来说，是有内心矛盾的，但经过再三思虑，终于下了归田的决心，不再疑虑。“决意”是全诗关键，他把马卖掉，买回小牛，自己以步代骑，徒步到田里，徒步返回家，就是“决意”后的行动。
“迎春”四句是“归田”以后的行动，诗人开始学习做一个地道的农夫：春天来了，购置耕田的农具——（耒、lěi）、铧（耜sì）；下了雨啦，立即开垦田地。“（zī）”，垦种一年的地；“（yú）”，垦种过两年的地。他拄着拐杖立在田头亲自督促仆人种地。
“吾闻老农言”四句进而写诗人虚心向老农请教、学习，从起初就谨慎细致地种田。所做的一切都不草率而为，以换来好的收成。“其报必有馀”就是说你很细致地种地，就会丰收，土地对你的回报必然就多。说明诗人归田种地是认真的、一丝不苟的。
“上求”四句写诗人感情产生变化，同普通农夫一样，上要交纳税收，下则储存粮食，为国为家，不能再放任懒惰，不能再过那种拱手曳裾的闲逸排场生活。
最后四句写诗人感情升华，认识到学农种田并不低下可鄙，告诉亲友不要笑话自己，等到明年后，还要亲自地锄田了。表现了对归田生活的满怀信心。
全诗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弃官归田的决心和行动。
诗写“归田”，事实上白居易并未真正归田，后来在官场上一再受挫之后，他由“兼济天下”转向了“独善其身”；诗作也由讽谕谏劝而出现感伤闲适。关注时政、抨击权贵、极言直谏的白乐天，真的开始“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息事宁人”了。长期处在“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之中和“仕”与“隐”的徘徊之间，无疑是他对当时政治感到失望后的思想反映。
白居易后期写的如本诗一样、数量可观的仿陶之作，正是对陶渊明从思想到艺术上的更深理解认识和共鸣。尽管如此，但以诗人的创作功力，加之仿效陶体，故这首诗写得极为流畅自然、浑成一体，既有陶诗的淳朴浑厚，又不失他个人的平易风格，不仅形象鲜明而含意深沉，同时描写细节而又不琐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