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约作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白氏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几年之内。时诗人年近花甲。“中隐”可以说是白居易的创造发明。“中隐”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代，士大夫处世不外乎“仕”与“隐”两途。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世途艰险，“出仕，有宦海风波之险；归隐，有生计无着之虞。”白氏的“中隐”观念则切实可行，影响深远。
何为“中隐”？白居易在诗中作了很理性的阐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三、四句指出“小隐入丘樊”太冷落，“大隐住朝市”又太喧嚣。既照应上，又引起下。第五句以下八句即所谓“中隐”。蹇长春在其“白居易‘中隐’观念及影响”中论述得很详细。“中隐”，即在出处进退之间“执两用中”，走中间道路。“隐”在“留司官”，也就是诗人早在元和十三年（818）四十七岁时在《江州司马厅记》中所提出的“吏隐”：自求外任，或者担任闲散之职。十一年之后，几经迁徙，即大和三年（829）又由罢刑部侍郎，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仍然是一闲散官职。“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寄微之及崔湖州》）说明白居易以外任地方、闲散官为“吏隐”。这首诗则由“吏隐”而过渡到了“中隐”。“中隐”就是“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多么安闲舒适的仕隐生涯！既不同于“相逢尽说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又有别于“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清蒋士铨〔临江梦〕《隐奸》）。
前两句说明“大隐”、“小隐”之所为，他们处于“仕”与“隐”之间，实则如《庄子·让王》所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亦即常言所谓“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是以“隐”成为“仕”（做官）的“终南捷径”。“君若好登临”以下十二句，诗人采用排比句式，进一步渲染、铺排“中隐”生涯那种“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乐天知命、安稳闲雅、出处舒适的优雅无虞。诗人不厌其烦地说：你如果喜欢登山临水，“城南有秋山”；如果喜爱游赏逸荡，“城东有春园”；如果想一醉方休，“时出赴宾筵”；如果想恣纵欢言，“洛中多君子”；如果想悠娴高卧，“但自（尽可）深掩关”；这里也没有车马来客，仓猝到门前。真有“门庭冷落车马稀”之感！“君子”，犹能言善辩之士。“掩关”，关窗闭户。“造次”，造然，仓猝，急遽，突然。
最后八句写诗人力倡“中隐”观念的深层用心和理性思考。说明人生一世，“入仕”做官、“隐遁”入山其道难于两全：贫贱时则苦于受冻挨饿，富贵时又怕多忧愁祸患。“唯”，只有这种“中隐”之士，才能获得吉利、安康；或穷困，或通达，或丰赡，或歉约，正在四者之间。“致”，招来，导致，获得。
白氏这种“中隐”观念，更直截了当地说，就像他在其另一首诗中所说的“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白居易晚期由“兼济天下”而趋于“独善其身”，形成“中隐”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其身世有直接关系。他“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瓯北诗话》卷4）尤其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加之屡次遭贬，尤其江州之贬，深晓宦途风险，从元和十三年（818）到太和三年（829），经历了十一年由“吏隐”过度到“中隐”的阶段。对白氏而言，在思想上很复杂，既有儒家的“乐天知命”，又有道家的“知足知止”，于是成为封建社会出处进退“执两用中”的一种典型。它既不同于屈原那种忠君爱国、以身殉道，终因壮志难酬而忧愤沉江一死；又不同于陶渊那种退隐田园、消极避世，虽说息影山林，而并非无意于世事。诗人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顺“时”（“时势的泰否，世运的兴替”）认“命”（“个人”的遭逢、际遇），无可奈和，在其《达理二首》、《初入峡有感》、《咏拙》等诗中一再慨叹“况吾时与命”、“时来不可遏，命去焉能取”、“性命苟如此，反则成苦辛。”于是他认“命”了，“时耶？命耶？吾其无奈彼何……”（《无可奈何歌》）“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咏怀》）“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则为大鹏，举翅摩苍穹。穷则为鹪，一枝足自容。”（《我身》）……直至老年，诗人仍然慨叹不已，但却以恬淡自处，这就是诗人大半生的人生领悟和仕途体验。
白居易始终坚持务实态度，他对屈原的以身殉道和陶潜的清高避世，认为无可取。在《王夫子》一诗中所流露的“行道佐时须待命，委身下位无为耻……命苟未来且求食，月俸犹堪活妻子。”正是着眼于生计活命问题。亦即“则隐又有三者之不同矣。”（《见闻搜玉》）正因为“中隐”观念在封建时代的宦海沉浮中，既不与污浊的官场同流合污，又不至于招致灭顶之灾，故白居易抒发“中隐”生活情趣的“闲适诗”作倍受士人喜爱而广为流传。
诗人所持的“似出复似处”的态度，及诗人所走的“中隐”的道路，毕竟是通达务实的后人可学可及的现实人生追求，因而为后世很多人所肯定和效仿。譬如北宋大词人苏东坡兄弟，明末“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都喜爱白氏旷达的处世态度和真率诗风。《唐宋诗醇》则褒誉之曰“胸中无碍，乃得此空明洒脱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