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里贺红雨都不敢从老姨太太和贺天声住的柴房前经过一次，以前是故意从那走，现在是能绕条远道都不从西城门走。她怕看见她们。眼睛里看不见的时候还能暂时落个平静骗骗自己。一旦看到了只能更难受。因为她自身难保，又怎么能顾得了他们俩？她和她的三个孩子都终日饿着肚子，因为浮肿，她的两只脚已经不能穿鞋了，走路下地都是赤着脚的。段东麒饿得骨瘦如柴，见什么吃什么就差没吃石头了。她没有一口可以多余出来的粮食接济他们。真是一粒粮食都省不出来了。所以她情愿不见他们，她不见也知道他们成什么样子了，这样的年景里，贺天声就是讨饭怕也讨不到吃的，谁家有多余的吃的给要饭的啊。
她听说现在老姨太太也和队上的其他女人一起在地里劳动挣工分，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却还要养贺天声，贺天声腿不好，下不了地。在这几年时间里，贺天声始终没有像贺红雨当初担心的那样，有一天站在她面前伸手向她要钱要吃的。可是她还是不愿意见到他，不见到他的时候还可以让自己根本想不起这个人来，可是一旦见到了还是觉得心口处有一种钝钝的痛，像一只木杵一样一下一下地捅着她，捅得她几乎站立不稳。父亲的钱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全被分光了，他连坐吃山空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罗圈腿只有靠着老姨太太这根拐杖了。可是，老姨太太年龄也大了，她终究要比他先死的。到时候他又该怎么办，他又靠什么活？
1960年这一年里，越到后来，贺红雨残存的一点意识里就只剩下两个字了：吃的。只有这两个字还无比坚强无比强大地生长着，而且是砍不尽杀不完地生长着。所以越到后来她几乎都不会去想老姨太太和贺天声活得怎么样了。只有在偶尔稍微吃得饱一点的时候，意识才能自己活过来，才像是有了力气独立行走一般，只鳞片爪地想到他们。想想他们是不是有吃的。那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她想他们也白想，现在就算她手里有一点吃的，也断不会去给他们送去，她的三个孩子已经快饿死了，她也快饿死了，她哪里还能顾得上他们？
一天，她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忽然隐隐听见几个劳动的妇女在议论着贺家的事情。一听到别人议论贺家的事情她就变得分外敏感，她一边干活一边留着耳朵极力捕捉她们在说什么。她们是绝不会和她说的，躲都躲不及，她们生怕她会害了她们，好像她是潜伏在她们中间的一只吸血虫。她断断续续地听到她们议论，说那贺家老姨太太几天没出门干活了，不知道是不是病了，还是去哪儿了。她们又说，这老太太要是一死，那瘸子一个人怎么活。她们一边议论一边狠狠地说，地主家的，报应。
贺红雨的手没有停下来，她一下一下地木木地刨地，手里像凭空就突然长出了很多力气，这力气像铅芯子一样灌在她的胳膊里，又把她的胳膊铸在了那只锄头上。她的两只浮肿的脚陷在了刨起来的泥里，就像一尊埋在土里的石像。从地里出来往回走的时候，贺红雨不知不觉又拐到了西街尽头的那两间破柴房前。那里面住着老姨太太和贺天声。屋前没有人，也看不到老姨太太在劈柴。屋里也没有灯，那两间柴房看上去就像从梦境里浮出来的一样，虚虚的，空空的，没有根的，似乎一个指头就可以戳破了。一时贺红雨都疑心里面究竟还住不住着人，想进去看看，还没走到门口就停住了。她不敢。她不敢拨开这只塞子，她知道一拨开她就收不住了。他们缠上她怎么办，她养不了他们，她连三个孩子都养不了，就连她自己也就只剩下这半口气了。她知道她见了他们终究会觉得痛的，因为血液里的那点东西是怎么割也割不断的，可是就是痛也只是徒劳的痛，痛在她身上，拧着她，撕碎她，就是这样，她也不能给他们一分钱一粒粮食。
然后她硬是转过身走了，光着两只透明的脚，踉踉跄跄的，像喝醉了酒一样回了自己家。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她。
饥饿越来越剧烈，开始有人被饿死了。最先被饿死的多是老人。有的死在自己家里，有的就死在了街上。贺红雨邻居家里的那个老太太，中午坐在门口眯着晒太阳，到了晚上了还在那坐着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这时候月亮都出来了。家里人一下午也没人管她，到晚上的时候忽然觉得不对劲了，怎么还不回来。出门一看，老太太还在门口的石墩上坐着。再过去叫她时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浑身冰凉了。后来她才听人们说，这老太太已经多少天没吃过东西了，为了给儿孙省点粮食，一到吃饭的时候她就出去，坐在门口说自己不饿。硬是把自己给饿死了。不知为什么，贺红雨听说了这件事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姨太太，一想她她就觉得心里被堵住了，连气也喘不过来。可是，就是这样，她都不敢去看她。
又过了几天，一个早晨，贺红雨刚走出家门就看见邻居们都看着她。她有些害怕，却没有走过去问她们。她胆战心惊地又迈出了一步，这时候，她已经几乎走不稳路了。脚肿得比平时大了一倍，连脚底都成了圆滚滚的，踩在地上倒像踏着风火轮一般。她的手肿得已经快握不住锄头了，每根指头都像青色的小萝卜，五指合不到一起去，只能叉开着张着，有些张牙舞爪的样子。她的脸也肿了，头看起来大了好几圈，像个簸箩一样，五官都陷到肉里去了，眼睛勉强睁着一条缝，目光挣扎着挤压着从里面射出细细一缕。为了看清人，她把头向上昂着，想从窄窄的眼睛缝里看清人，好像正扛着一副千百斤重的上眼皮一样。
她准备去地里干活，刚歪歪扭扭地走了几步，就见一个人向她走了过来。是东街大队的队长，队长对她说，去西街看看吧，你兄弟死了。她眼前一黑，几乎站立不稳，与此同时她却在心底清晰地告诉自己，终于来了。原来，她早就知道，这一天是迟早要来的，她居然一直暗暗等着这一天。她颠着两只脚一路摇晃着跑到西街那两间破柴房前时，两具尸体已经被抬出来了。一具是贺天声的，一具是老姨太太的。原来是下地的女人们一连几天都没见老姨太太来地里劳动，就有点疑惑，不知是偷懒还是生病了，就告到西街的大队队长那里去。队长领着人来到房前敲门，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人在里面吭声，好像里面根本就没有人。问住的最近的一家邻居，那家人说，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看见这母子俩的人影。队长只好叫人砸门，门居然是从里面闩住的，刚把两扇门砸开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臭味，是死人烂掉的味道。
这时候他们看到，母子俩都躺在炕上，已经死了好几天了。这母子俩好像是商量好了的，衣服都已经穿戴好了，母子俩都穿上了最干净的衣服，扣子都齐齐地扣好了，老姨太太雪白的发髻也梳得一丝不乱，两个人被子也没盖，躺着的姿势也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一点点挣扎的痕迹，似乎是睡着睡着就悄悄死了。两个死人都肿得不成样子，手和脚都是圆的，又开始腐烂，皮肉简直薄脆的像熟柿子外面包的那层皮，轻轻一动尸体里面就流出黄色的水来，像水果里面的瓤子。往出抬的时候，两具尸体居然还噼里啪啦地往下掉肉掉皮，一路滴水，皮肉黏糊糊地落在地上，拾也拾不起来。
队长看着地上的两堆不成形的肉，说了一句，饿死的。
贺红雨站在屋檐下的人群里也瑟瑟地看着那两堆肉，她已经看不清他们的脸了，但那时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具尸体上的那两条弯弯曲曲的罗圈腿。就是到死，他那两只腿也是弯的，只是因为肿胀，连个褶子都没有打。她一直怕他有一天站到她面前要钱，她一怕就怕了十年。她一直担心着有一天她爹死了，老姨太太也死了，他可怎么活？他不去问她要钱才怪。现在，不可能了，再也不可能了。她该放心了。老姨太太知道自己已到大限的时候却还是放不下这个儿子，贺天声却早已是什么都想清楚了，他平平静静地给老姨太太换好了干净衣服，给她梳好了头发，然后又给自己换上了干净衣服。最后他关好所有的门窗，回到炕上，和老姨太太躺在了一起，他甚至对着老姨太太笑了笑。老姨太太的泪就下来了，她知道，这是他们能够选择的最有尊严的死法。自己这一辈子，上半辈子一直在恐惧，是恐惧自己没有子嗣，怕老了之后都没有人给她养老送终，生怕被赶出门外无所依靠。后半辈子还是一直在恐惧，是恐惧自己要是先死了，这个残疾儿子怎么活下去。虽不是亲生的，但这么多年下来却已经把他当成了亲生的，似乎这真的就是自己的儿子。自己要是先死了，他怎么办？现在好了，他能和她死到一起死到一时她也就放心了，他们生前没有做过亲母子，但能死在一起也算有缘了。人活一世还求什么？他现在死了她也就不用老担心着他要饭时会不会被人打了，被狗咬了。她可以真正地放心了。母子俩什么都没有说，却似乎已经把能说的都说完了，就只剩下静静地在黑暗中躺着，等待着死亡。意识慢慢从他们身体里流走了，身体开始变轻，他们慢慢从这破旧的屋子里飘了出去，一前一后地飘向了空中，飘向空中时他们还没有忘记回头看了看那些地面上活着的安定县的人们。只是那个时候安定县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离开，因为每天都有人离开。
贺红雨站不住了，她在看尸体的人群中缓缓倒下去了，她碰着这个人的肩膀，又碰着那个人的胳膊，她竭力想让自己站住，可是，不行，她使尽全力想打捞自己，可是她还是看到自己一点一点地坍塌下去了。她坍塌下去的那个地方空出了一块白，像长在人群中的一块癞疤。
段星瑞是1961年从大同监狱里放出来的，发配到了安定县附近的农场里工作。他四年时间没有回家了，从监狱放出来的时候正是七月。
段星瑞回家的那个早晨，下了车就沿着那条通往安定县的土路回家，因为脚板肿成了圆的，走不快，走走停停，一段不长的土路竟走了整整一上午。路两边种的都是玉米，玉米花的清香被太阳烤得发了酵，沉甸甸地荤腥地坠在空气里，粘在人的皮肉上，走路就更走不快了。中午的太阳越来越毒，烤得人皮开肉绽似的。段星瑞眼前全是大大小小的太阳，闭住眼睛也是，像是已经长到他眼睛里去了。每走一段路他就觉得应该能看到县城了，可是路的前面还是路，就是看不见县城的影子。他一时疑心安定县是不是已经在这条路上消失了，四年没回来它去哪儿了？他有些青天白日里的恐惧，这种恐惧比那种黑暗中的恐惧更深更无边一些，就像是从梦中醒来了，已经知道了这不再是梦的惊恐，因为突然之间知道这都是真的。走了一路竟然没看到一个人影，路上居然就白花花地走着他一个人。这是怎么了？
一直走过一道坡，下了坡时，一片枣树站在前面，枣林的缝隙里露出了一角房檐。他这才松了口气，滚着两只浑圆的脚向那角屋檐走去。进了县城已经是晌午时分，家家户户的门都是紧闭的，只有门口睡着几只瞌睡的瘦狗。满街萧索荒凉，像战后刚被洗劫过的街道。段星瑞穿过一条空荡荡的街，满街还是看不到一个人，他提着一口气向自己家门口走去。他总觉得这城像是已经空了，他家呢？走到自己家门口时却看见院子里正站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他顿时松了口气，还有人住着，说明他们还住在这。如果搬走了，他可去哪里找他们。他已经累极了，真想在那门口就躺下去，却还是勉强提起身上的肉不让它们塌下去。他往门里走了一步。
段东麒一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黑胖子，吓了一跳，连声叫妈，妈。段星瑞在劳教的四年里一直在山上采石头凿石头，常年被风吹日晒着，自然要变黑。胖却是因为全身浮肿着，全国闹饥荒，监狱里自然也不会幸免，他也是顿顿吃不饱饭的，全身肿着，所以哪里看起来都是圆圆的。段星瑞以前是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现在因为脸上肿得厉害，两只眼睛被挤着嵌在一堆肉里，好像被埋在沙土里的石头，吹一吹才能看得见。加上四年没见了，段东麒自然认不出他来。
这时候屋子里应声走出来一个女人，呆呆看着他。这女人在七月的天气里居然裹着一件冬天的棉袄，头上包着一块绿色的头巾。若不是因为那两只锋利得像刀子一样的颧骨，段星瑞也差点认不出这是贺红雨。因为瘦，她那两只颧骨更高更尖了，都像是要从皮肉里戳出来的样子，皮色黄中泛着一种浑浊沉重的黑色，就像河底的淤泥被搅起来的样子，一团一团地往上涌。贺红雨也是半天才认出了段星瑞，一时也惊得立在了那里。四年时间里他们俩居然都已经面目全非到了这种地步。段星瑞看见她穿着棉衣包着头巾顿时觉得头皮发奓，这可正是三伏天啊，莫不是她已经……疯了？他吓得不敢往前走，贺红雨却先反应过来了，开始哭了，却也不往前走，就站在那里哭，只是声音一声比一声尖利凄惨。听她的哭声还像个正常人，段星瑞放心了一些便上去问她，你怎么能大夏天穿棉袄，你怎么了？
讲了几句话，段星瑞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几年里缺吃少穿加上地里的劳作，贺红雨的身体彻底垮下去了，虚得太厉害了，就是大夏天里还觉得全身冷得打哆嗦，手脚冰凉，不穿棉袄就冷得不行。就是再热的天，她也感觉不到热。她像是和别人已经不在一个世界里了，别人在阳间，她却是在阴间的，都晒着一个白花花的太阳，却照不到她身上去。她就是觉得无边无际的冷。段星瑞这才想到她一个女人家这四年里没有收入是怎么养活着三个孩子的，尤其是1960年的时候，她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他自己在监狱里呢，也是死过不知道多少回了。有几次采石头时都差点被大石头砸死，在监狱里害了痢疾，肠子都快烂了，又是差点死掉。后来又被传染上了皮肤病，每天没日没夜地挠着一条腿，痒得恨不得把那条腿锯掉。后来这条腿都被他抠烂了，终日血淋淋的。夏天的时候一条腿上时时刻刻叮着苍蝇，赶都赶不走。只要坐着不动的时候，上面就落满苍蝇，远远看过去，那条腿上黑压压一片。再到后来连骨头都露出来了，这条腿差点就废了。
两个人四年没有见面，却都是九死一生地爬过了这四年，躲过了一劫又一劫，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还能看到对方也活着那就简直已经是奢侈了。四年来的种种不易这时候反而一句都说不出来了，就像是一路历尽艰辛地走过来了，回头再看去时却发现来路已经空了。凡事大约都是到极致了反就成空了，像取得了真经一样，诸多苦难已经成了抛在尘世的肉身，多少有了些拈花一笑的超然。两个人只是痛痛快快地抱头哭了一场，就算是对这四年来生死疲惫的祭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