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林玲回到大婆婆那里。钢蛋告诉她，来了一个新班主任，方老师调到一年级代副课；他们的英语比赛取消，推到下学期。问她，学校为什么把方老师换掉了？她心想，看来学校对方老师做了处理，但内情又不能告诉钢蛋，他是孩子。于是她哄钢蛋，方老师到一年级是工作需要。谁知钢蛋大声嚷嚷，妈妈说得不对，同学们都说方老师收李天他妈送的卡被免了官，降到一年级了。她吃了一惊。天哪！钢蛋在想什么？他的同学们在说什么？真是不可思议。但细想，同学们说的都跟家长有关，这都是大人跟孩子们说的，她能说什么。
回到黄一斌那里。黄一斌告诉她，孔校长来电话说事情已处理，那个老师承认收卡的事。她抿着嘴，憋着笑说，不承认行吗？孩子们都有说法了。黄一斌又说，因为卡的金额小，200元，退回去，让那个老师在全校教职工会上做检查，调换工作岗位，以示警告。她心里挺高兴，觉得解了气。说，这也够方老师丢人败兴。咱们应该谢谢孔校长。我是不是请孔校长吃顿饭？黄一斌说，可不能，你也在犯那个家长的错误。她想想，是这么回事。
事后她想，黄一斌仅仅是个退休了的总工程师，无职无权，他的话怎么比刘主任还厉害，能让孔校长改变做法？就算他有名望有技术有才气，但他退休了，咋还有人听？难道是因为理站在他这边？还是刘主任的电话，王局长的电话起了作用，可能都有，也可能都不是。她思来想去，觉得是他的地位和名望放在那儿，说话分量重，起到作用，更可能是他占了理。那么，还有其他吗？她想不到，最后还是认为他有理，应了那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然而，后来的一件事让她有了新的认识。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中午，她骑车回到小区。进了大门，看到门旁的告示栏前站着一些人仰头观看告示。有人低声念，低声议论。她听到议论声中：“郭副市长走了……”“正派的人……”几句。什么？她心里咯噔了下，莫非郭伯伯不在了？她把车子支好，走过去站到人们后边看。告示栏上面贴着一张电讣告，写着：
郭世忠同志讣告
郭世忠同志，二〇〇二年三月一日下午五时三十五分，因肺癌医治无效，卒于市立医院，享年六十六岁。定于三月三日上午十时在市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
遵照郭世忠同志生前遗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物资与金钱的赠送。花圈，挽联，悼词除外。
谨此讣闻
郭世忠治丧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日
郭伯伯走了，又一位善良忠厚的长辈不在了。林玲心里悲哀得很。她长久地伫立在告示栏前，回想同郭世忠跳舞的情节。一个充满睿智，风趣幽默的老人在她眼前晃动。她想起他对年轻人谈恋爱的那段精辟细致的论述。她认为郭世忠说得很对，尤其那句：应该经常想到你和她是相亲相爱的夫妻伴侣；确实那样，她相爱的人，两位丈夫都是那样优秀，可惜……她的泪水滚滚而出，心中默默念叨，市长伯伯，好人哪……
伫立许久，她决定，明天买个花圈去殡仪馆，以此表示自己对市长伯伯的敬重。想罢，她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楼。
开屋门后，客厅里弥漫着烟雾。她看到黄一斌没像往常那样在厨房里做饭忙碌。而是坐在沙发上，头靠后背，眼神黯淡，脸色疲惫，抽烟思考。
她知道，黄一斌在思考或有心事的时候才抽烟。她快步走过去，侧身坐到他身旁，亲热地问：“你怎么啦？”
黄一斌神情凄然，悲伤地叹口气：“唉，老郭走了。”
林玲马上想起小区大门旁的讣告，她问：“你认识郭副市长？”
黄一斌点点头说：“岂止认识，我们是老熟人。”
“噢，怪不得你这么难受。我也认识郭副市长，他是个好人。”林玲声音低低，难过地说。
黄一斌侧过身看了看林玲，抽了口烟，徐徐吐着，他边思索边说：“小林，单用好人来形容郭副市长不大准确。应刻说他是位正派、忠诚、勤劳、优秀的领导干部，同其他领导有区别。”
林玲“嗯”了一声，点点头：“我不了解他，但我想是这样的。”
黄一斌坐正身子，慢慢说道：“我讲件事，你就会因此对他有所了解。十年前，技术处分配来一名大学生韩山。他的爱人在外地当教师，想调到本市工作。他托了些人办不通，主要是因为城市户口指标卡得严。不知怎么，小韩打听到我认识郭副市长，请我帮忙。我给老郭打电话，他回答，只要政策允许，他一定帮……”
“韩山？”林玲自言自语，猛然，她想起前段时间黄一斌打的电话，便插话道：“你说的韩山，是不是技术处的韩处长？”
“是的。”黄一斌答。
“他爱人的工作是你帮助调的？”
“是。”黄一斌点点头。
噢，原来如此！林玲清楚了。怪不得黄一斌打电话孔校长能改变主意，原来是她欠着他的人情。中国社会就这么特殊，人情面子比规章制度都高，谁也不想欠谁的情，欠下了就想尽办法去还，用什么法子还的都有。看来，地位、名望、权力在某些事情上还不如人情面子强。
黄一斌见林玲不再问，又继续说着：“过了几天，他来电话，让小韩去人事局办手续，可人事局的人不给办。小韩认为是老郭耍花招，想要他的礼，就买了一台大屏幕液晶彩电送去了。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高档电子产品。正巧老郭的儿子要结婚，也要买彩电，留下不正合适？可老郭不要，让他儿子把彩电送回小韩家中，并转达了几句话，让我颇受感动：我是人民公仆。国家已给我发了工资，你给我送彩电，是我占有了你用汗水和智力换来的劳动果实，这是不公平的。我仔细玩味，觉得老郭的话含义很深，说透了，他不想用权力来收受他人的礼物。”
林玲想了想，若有所思地说：“我听出你的意思来了，他是位谨慎小心、正派的人，不愿犯错误。”
黄一斌赞同道：他确实是位谨慎小心的人。但谨慎小心并不妨碍他大胆工作，他是个敢于负责的人。我给你讲件事。市内有位部长，“****时头上戴了四顶帽子，叛徒、特务、内奸、反动军官。80年代初，市委成立两次调查组，都没把那位部长的问题查清。那位部长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经历复杂得连他自己本人也糊涂得说不清。调查组又找不到证人和足够的证据来下结论，只好拖着。为此，那位部长不停地写材料向上级申诉，要求组织上给个结论，可这个结论就是得不出来，一拖好几年。搞得那位部长心力交瘁，浑身是病，后来得了癌症，躺在病床上，医生判他还有半年生命。他托医生给市委领导转去一封信，还是要求调查他的问题，给个结论，要不他死不瞑目。市委决定再成立调查组，由郭世忠负责。他带着两名组员，跑了整整一年，走了七十多座城市，十几个村庄，整理出三十多本材料。对于一些似是而非、难以定性的事情，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后大胆下了结论，把那位部长头上的四顶黑帽子全摘掉了，同市委领导一块去医院宣布了组织决定。奇迹就在这里，人活着就是口气。那位部长本来早就不行了，硬撑着，当听到市委领导宣布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后，那位部长竟然能坐起来，颤抖着伸出双手接过平反决定书。一个半年前就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的人还能坐起来，医生连连惊呼奇迹。这就是人的骨气。那位部长含着微笑，眼窝里夹着泪水走了。事后有人问郭世忠，你怎么敢大胆下决定？他回答，他确确实实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过的老同志，经历复杂是战争年代特殊环境造成的。我应该负责，担当起上级交给的工作，不能让一个为党为人民工作过的人受着委屈走。有人对他评价，敢负责，不推诿，是个办实事的人。”
林玲听了很感动。因为她亲爸林永平是带着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走的，至今没人提她爸的事。她知道，那个年代男女作风问题是大问题，也就不敢提。可她总感到爸爸委屈得很，那是啥事呢？又是批斗，又是劳改，又是降级处分，要是搁在现在就不是回事，要是那时碰上郭市长这样敢于负责的人，会掌握政策，爸爸也不至于受那么多折磨委屈。唉，这么好的人走了。她暗自叹息。
话到激动处。黄一斌又拿起一支烟，林玲忙拿打火机帮他点燃。他抽了一口，吐出，眼睛看着袅袅上升的青烟，沉思着说：“我还得跟你说说老郭，他的事比较特殊。那年他儿子结婚，找几辆汽车去接新媳妇是没问题。当市长的，甭说市里各机关，就往咱们北钢魏总那儿打电话，魏总也会派车去帮忙。但他不让用公家的车，让儿子用自行车把新媳妇娶回来。那天是元旦，下着鹅毛大雪，儿子和媳妇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后面跟着十来个同学也是骑着自行车进了市府家属宿舍大院。院里有很多人冒雪观看，感叹不已。”
“他为啥不雇出租车，或请婚庆公司的？下着大雪。”林玲不解地问。
“问得好。有人也这样问他。他说把钱省下买书学习用。其实我认为他是在教育儿子，不要搞豪华婚宴，铺张浪费。朱子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节约。俭节实则是种居安思危的思想。现在日子好了，不要忘记以后会有灾与祸的降临。把节俭的思想传下去。将来他儿子的儿子也会节约过日子。”
“可结婚，人一辈子就这一次，多花点钱也是应该的。”林玲说。
“话是这么说。但他想的同别人不同。他当副市长了，他儿子能当上副市长吗？不可能，他孙子能当上官吗？也不可能。但知识能传下去，怎样处人做事能传下去。钱留下多少是个够？要是子孙折腾糟踏起来，留座金山也不够花。这就是居身务求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噢，我明白了，是言传身教。”
“还有一件平常小事，说明了他是位对自己要求极严的人，上升到党性的高度来说，就是他真正做到廉洁自律。他家的灯坏了，市府电工去维修。那个电工只带了工具没带梯子，门卫从仓库搬出一张旧办公桌让电工使用。灯修好后，他亲手搬着办公桌送回仓库。门卫说，何必呢？一张旧桌子，你留下，放到储藏室，以后灯坏了还能用。他说，不行，公家的东西，就是烂在那儿，我们也不能拿回自己家里。”
话到这儿，林玲觉得耳熟，这句话，仿佛魏万山伯伯说过，干爸李保旺也说过。他们对自己对子女要求都很严格，大公无私，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黄一斌继续说着：“老郭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他继承了老一辈领导干部艰苦、朴素、节俭的作风。去市里开会，有吉普车不坐，经常蹬自行车跑几十里路。那时，他是北钢区团委书记，我和他很熟。有次，我在市政府门口碰到他，他推着自行车，戴着大棉帽子。两腮冻得通红，眉毛上结着冰霜。我说他，你咋不坐车来，市里不是给你们团委们配了一辆吉普车？他说，车坏了。那你坐公交车。他说，那个车太慢，等不及。后来，我听说，他是为了节约机关办公开支才骑车跑。我知道，他出身农民家庭，中国农民的特点就是节约过日子。他继承了这个特点，能在自己身上抠一点就抠一点，抠下的就给单位省下了。”
林玲听得肃然起敬。她知道老一辈革命家有很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们身上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虽然现在报刊上经常登出有些领导贪污腐化，吃喝嫖赌，还有席卷公款外逃的，那是经济改革大潮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像郭市长这样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的干部还是大有人在。想到这儿，她说：“明天，我要去殡仪馆给郭副市长送花圈，你去吗？”
黄一斌肯定地点点头说；“去，刚才我已想好，不但要送花圈，还要写幅挽联。咱们到书房来。”
黄一斌的书房有两张书桌，一大一小。大桌子上摆有纸墨笔砚。他站在书桌前，提笔蘸墨，静神屏气，抖动手腕，刷刷刷一口气写出一幅挽联。
上联：一生清白处世谨慎光明走人生。
下联：两袖清风忠于职守踏实润众心。
林玲看后，连声称赞：“真好，你写得真好！”
黄一斌把笔放在笔架上，自谦地说：“不是我写得好，是老郭做到那个份上了，否则我也写不来。”
“你说得对，是这样的。”林玲赞同道。她小心翼翼地把挽联托起，放到地上用镇石压住。随后她说：“我去做饭。”
“别走。你仔细看看这幅挽联有什么特别之处？”黄一斌说。
林玲垂下头，瞪大眼仔细看。她反复看几遍，终于看出名堂，她说：“你在上联‘处世谨慎’一句中，有个‘世’字，下联‘忠于职守’中有一个‘忠’字，你把郭市长的名字‘世忠’嵌于挽联中了。”
“说得对！你能看出来，其他人就能看出来。”黄一斌大声称赞。随后他发自内心地说：“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地方。你脑子好啊。”
黄一斌的直爽坦言搞得林玲脸红了，她娇嗔地说：“哎呀，黄伯伯，你说啥呢？让人听着多不好意思。”
“罢，罢，罢，我说得不对！”黄一斌连声道歉。接着说：“不过你也别怕，我这把年纪了，喜欢你就是喜欢，有啥可怕的。”
林玲不吭声了。事实确实是这样。她心里流荡起一股暖流。
第二天早饭后，林玲和黄一斌在小区门口雇辆出租车直奔殡仪馆。
他俩到殡仪馆时，院子里己站满来参加郭世忠遗体告别仪式的人。人们神情肃穆，默默无语。
他俩到签名处签了名。把刚买的两个花圈，一大一小。大的是黄一斌的，小的是林玲的，交给治丧办一名工作人员。那名工作人员看着花圈上的挽联，连念两遍，突然激动地说：“这位老同志写的挽联太好了，就这两句话把郭市长的一生总结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也只有郭市长才配这样的挽联。”说罢，紧紧握住黄一斌的手，“谢谢你了，我一定要把你的挽联挂到郭市长的遗像两旁，让所有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看到。”
这位工作人员是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林玲看到他眼窝中转动着泪水。她心想，他一定了解郭市长的为人，否则不会这样动感情。
治丧办的工作人员领林玲和黄一斌到休息室休息。他们站在门口看，三间休息室已坐满人。他俩辞谢工作人员的好意，在院中路边找条排椅坐下。
一会儿来辆大轿车，坐着满满一车人。人们下车后，大都站在院子里。有两位中年女士，一胖一瘦，一颠一颠走到林玲坐的排椅前，客气地说：“小姐，你父女俩能不能挤挤，让我俩在这儿歇歇脚。”
林玲倏地脸红，赶紧瞅了眼黄一斌。黄一斌一声不响，身子却向外移动，腾出地方。林玲紧挨住他坐着。
两位女士坐好后，低声叨叨。胖的说：“听说了吧。今天各局头来，不让开小车，只让坐大轿车，是郭市长老婆提出的要求。”
瘦的说：“我知道，陈书记也是这个意思。”
“你说她为啥要提这么个要求？”
“我估计是担心人们说闲话。你说，那么多头儿，一人坐上一辆车，这儿不成长龙车队。让人看着觉得铺张浪费，在老百姓中间影响也不好。”
林玲心想，这一胖一瘦两女士肯定都是市里的干部。
胖的说：“坐大轿车也好。主任，科员，秘书，局头，一块儿坐那里，分不出谁是头，谁是尾，显得平等，还省汽油。”
瘦的说：“就是哪。人都一样，都是两个眼珠，一个鼻子。只是给了你权，你的嘴就能训别人，能指挥别人。不给你权，是别人训你，指挥你。”
胖的说：“是这个道理。前天，东宿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编了段顺口溜，说60岁以后不说官大官小。”
瘦的紧跟的说：“就是，退休了还说什么官大官小。你看看北宿舍，院里那些县处级干部有多少？一群！走过了一个你问问，以前不是局长就是处长，那说话水平还不如你我。他们吵起架来脏话连篇，跟街上摆摊的一个档次。那次刘局长和王局长吵架。刘局长说：文化处的小崔贡献大，应该评个先进。王局长开玩笑逗他：那是跟你相好，睡觉贡献大。揭了他的老底，两人翻了脸，几乎动手。算了算了，不说他们那些肮脏事了。你说说后边还有啥。”
胖的说：“70岁以后不说房大房小。”
瘦的连连点头：“嗯嗯，是是，老了要那么大的房子干啥。”
胖的继续说着：“80岁以后看你能吃几碗干饭。”
“是的，人老了就全凭饭扛着。”
“90岁以后看你能走动走不动。”
林玲听得清楚。她想起小区里有位90岁的老人，坐着轮椅上在外边晒太阳。
“100岁以后，看你还喘气不喘气。”
“是这么个道理。100岁了，还有几口气。唉，有几人能活到100岁？能活到90岁就烧高香了。要那些官，弄那么多钱有啥意思。”
胖的继续说：“人活着还是清清白白的好，心里踏实。”
瘦的说：“也是，人能活几天，还是清清白白地做人好。你看看吴市长，双规了，多没意思，连子女都跟着受审查。”
胖的斜瞅了林玲一眼，低声说：“你声音低点，让人听着了呀。”
两位女士声音变低，交头接耳地嘀咕。显然，她们是在谈论市里领导的一些事情。林玲听不清了。她开始留心院里的人和车辆。人很多，估计是市委市政府和北钢区团委的人。因为她在休息室的门口上看到贴有这样的纸条。也确确实实没有一辆小汽车，身旁这两位女士说得对，人们都是坐大轿车来的。
这时，一辆小车稳稳驶来，停在排椅前。魏雨生从车上下来。林玲赶忙站起，双手扶起黄一斌。
魏雨生走过来握住黄一斌的手说：“我知道你会来的。郭市长对咱们北钢的宣传工作帮助不小。”
黄一斌精神疲惫地说：“正派的人走了，虚伪的人还在。”林玲想，他可能是听了身旁那两位女士的话，心有感触。
魏雨生并未注意黄一斌说什么话，他的思路在另一件事上。他神情肃穆地说：“陈老师昨天上午走了。”
“哪个陈老师？”黄一斌问。
“市教师进修学校的陈安远。”
“啊！”黄一斌惊讶一声，神情瞬间变得呆愣、发痴，半晌没有开口，他仿佛在回想过去。片刻，他木木地问：“他得什么病？”
“肝癌。”
“唉，没办法，不治之症。”黄一斌深深叹口气。随后，他仰起头，目光注视蓝天，对着天空自浯，“24小时走了两个好人。一位是正派清白的领导，一位是誉满三晋的教师。我们该怎样怀念他们？”
林玲看到黄一斌心情悲哀，思绪绵绵，她委婉地说：“你不是送了花圈写了幅挽联了吗？那就是最好的怀念。”
魏雨生一听说花圈，忙向身旁的司机小杜说：“快去买个大花圈，请治丧办的人写上北钢敬送。”
正说着，治丧办的那名工作人员领着刘主任过来。林玲看到，忙向刘主任打招呼：“您好，刘主任。”
刘主任说：“我是来找北钢的黄一斌总工程师。请你给我介绍一下。”
林玲抬手，指了下身旁的黄一斌：“他就是。”说罢，她向黄一斌介绍道，“前段时间我去找的郭副市长的秘书就是他。他现在是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黄一斌客气地“噢，噢”了两声，慢慢伸出手。
刘主任一把握住黄一斌的手，动情地说：“郭副市长的亲属，让我代表她们向你表示感谢。你的挽联写得让人敬服。”
黄一斌说：“应该的。是他本人做到了那里。”
刘主任说：“谢谢。请你到休息室去休息。”
黄一斌说：“不用客气，我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快到时间了，你忙去吧。”
刘主任看了眼林玲，又看看黄一斌。然后朝林玲说：“看来你们很熟悉。”
林玲点下头：“黄总是我领导、师长。”
随后他们一块去了吊唁大厅。
告别仪式结束后。黄一斌显得劳累疲惫，精神不足。魏雨生提议，坐上他的车去陈安远老师家看看。
黄一斌木然地点点头说：“应该去。我还有些想法。”
在去陈安远老师家的路上。林玲和黄一斌坐在小车的后排椅。黄一斌不停地咳嗽，连续打喷嚏，鼻子不通，流稀鼻涕，浑身颤抖发冷。不用问，在殡仪馆的排椅上坐得时间长，他感冒了。
魏雨生在前边副驾驶座上，几次扭回头说：“黄总，送你到医院去？”黄一斌都是摇头摆手，不去。
这时，林玲身上的手机震动，她掏出来看，来电是个陌生号码。她按下通话键，手机里传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小林同志吧？”她答：“是我，您是哪位？”“我是市政府的刘光荣。”她马上想起市政府办公厅的刘主任，刚才她还见他，给他留过手机号。“您有什么事？”她热情地问。
“是这样的。”手机里传出刘光荣的话，“刚才咱们市委的前任李书记来参加郭市长的告别仪式，看到黄总送的那幅挽联很受感动，请我通过你，给他讨一幅黄总亲手书写的同样的挽联。你看行不行？”
“是吗？”真是少见的事。人还活着就让别人给他写挽联，什么人都有，她想。但她不能拒绝刘主任的要求，说：“我现在就可以帮你问问，请稍等。”
林玲低声把刘主任的意思对黄一斌讲了。黄一斌鼻孔嗡嗡，嗓门粗哑地问：“哪个李书记？让我了解一下，看他配不配那幅挽联，够不够格？别挂在那儿让人笑话他。”
林玲拿着手机正要问。魏雨生扭过头，伸过手说：“手机给我。我问问他是不是李建武书记，如果是他，那就够格。”
“是李建武书记。”手机那边答。
魏雨生说：“那好。咱们就不要再多说。我代黄总答应他了。过几天我派人送到他家去。”
手机那头刘主任说：“我先代李书记向你和黄总表示感谢。李书记说，在他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别人对他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件幸运的事。谢谢了。不过，我个人有个问题想说，请你转问一句，黄总的润笔费是多少？”
魏雨生捂住手机，扭头对黄一斌说：“李建武书记我认识。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是位清廉正直，作风正派的领导。今年80多了。同我父亲在一块工作过。可能年龄大了，有那种想法，不奇怪。你给他写一副。刘主任问你要多少钱？”
黄一斌大声说：“够格的人，分文不取。不够格的，千金不卖！”
“好！”魏雨生一拍大腿，伸出大拇指说，“不愧是我们北钢的老总，说话硬气！”他把手机挂掉，递给林玲。又说，“这件事不急。咱们先去医院，病可不能拖。”
在医院。经医生检查，黄一斌肺部感染，需住院治疗。魏雨生当即给黄一斌办了住院手续，看着护士吊上输液瓶扎好针，他嘱咐林玲几句，准备离去。
躺在病床上的黄一斌，面容憔悴疲惫，双眼紧闭，仿佛劳累得要睡。谁知，当魏雨生刚走到门口，他突然坐起来，大声说：“魏总，你别走，给我捎件东西。”紧跟着，又冲着林玲喊，“请护士过来，把针头给我拔掉，我有急事要办。”
林玲以为黄一斌要去厕所解手，忙说：“不用拔，我给你端尿盆来。”
黄一斌急着说：“不是。我要给陈安远老师写副挽联，请魏总捎过去。”
真让人意外，原来是这事。魏雨生返回来，走到病床旁，拉住黄一斌的手说：“急啥，明天让小林送过去也行。”
黄一斌固执又倔巴巴地说：“不行，今天你一定得给我捎过去。现在不挂上，还等何时！”
林玲明白，他是要让前去陈老师家吊唁的人看到挽联。正巧，进来一位中年护士，听见黄一斌要拔去针头写挽联。护士白白的脸蛋倏地变黑，生着气说：“你这老头，不是开玩笑吗！刚插上针头，写什么挽联？针头拔了再插，纯粹是找罪，都病成这样了。”
护士几句话，弄得林玲站在那儿不好吭声。
黄一斌见护士如此口气，他牛脾气上来，气呼呼地挥挥手：“罢了！罢了！小林，拿张纸，我用左手写。要不时间长了就忘了。忘了，就完了。”他这个“完”字，声调拖得很长。
林玲知道黄一斌的习惯，想起什么来就得赶紧写，不写会忘掉。忘了再要写出原来的思想、语言，就很不容易，可说不尽人意。她快步走到护办室，要了张病历纸，把病历本也借过来回到病房。
黄一斌坐在病床上，把纸和病历本垫在腿上，掏出笔，左手握住，写下两行歪歪扭扭的字：
上联：淡泊名利三辞校长世上少
下联：求索学问一心育人劳累多
横联：安远魂在
魏雨生看后，顿时神情激动，连声称赞：“绝啦！绝啦！黄总，你把陈老师的人品写出来啦。”
林玲在上高中时常听老师们谈论。潞安一中的陈安远老师教学独特，创造出一种情境教学法，把戏剧，书法，美术，音乐，形体动作等多种艺术元素综合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达到引人入胜，身临其境的效果。使学生们学而不忘，记忆深刻。一位同学曾给她说，听陈安远老师的课，就像听优美动听的歌谣，美不胜收。可他是老师，黄一斌怎么在挽联上写成校长呢？于是她问：“黄伯伯，你为啥要写三辞校长？”
还没等黄一斌开口，魏雨生先说道：“这话说来长了。陈安远曾当过市教师进修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我儿子是他的学生，黄总的儿子也是他的学生。黄总和他还是书法协会会友。陈安远三辞校长的经历在本市教育界流传很广，许多教育人士都知道，也传到我们这些熟人耳中。具体经过，待会儿让黄总给你讲，我得走了，先去看看。照顾黄总的事就托给你了。”说罢，他接过黄一斌在病历纸上写的挽联，认真折好，放在上衣口袋里，紧紧握住黄一斌的手，“您放心。我去了，立即让他们写好挂起来。您安心养病。”黄一斌心情激动地说：“那拜托你了。”
魏雨生大步走出病房。林玲看到黄一斌紧紧看着魏雨生的后背，流露着激动的神情。她知道那张皱巴巴的病历纸上带着他的心，带着所有熟悉陈安远老师的人们的尊敬，他怎能不激动呢？
随后，林玲走到病床前，托住黄一斌的后背，亲昵温柔地说：“你先休息。我给你倒杯水吧？”
黄一斌点点头说：“喝口水，我好给你说。你把枕头搬上来。”他的身子往上抬，让林玲把枕头放到他后背上，舒舒服服地靠好。然后接过林玲端过来的水杯，喝了口。激动地说道，“我不讲，睡不着。我还得先说说为什么要给老郭和陈安远老师写挽联。坦率地说，这是写给活人看的。向世上还活着的人表达和传递一个已故的人过去存在的精神与价值。例如，当一个还不明世事的小学生看到挽联和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他也许会问，逝者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敬重？这就是挽联的目的，教育在世的人，故去的人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还有，你也清楚，对于一个已故的人，不论搞什么样的追思仪式他也看不到听不到了。然而追思仪式却是人类文明社会传统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事情。一方面追思表达了生者对逝者的哀悼和思念，一方面彰显了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构筑起善良和美德的敬仰，代代相传下去。”
林玲听得十分激动，颇有感触地说：“没想到挽联是这样的目的。以前我真不懂这些。”
黄一斌“嗯”了一声。随后他继续说道：“还是说陈安远。他是6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先在潞安一中当老师。他很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文章《巴金论》。来我市工作后，经常在省市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他对学生很好。那时他年轻，对学生像兄弟姐妹一样关心和爱护，和学生们心连心，对初学写作学生的稿子必亲自耐心修改，提出中肯意见。他有一个重要理念，教语文写作的老师一定要身体力行，带头进行文学创作。他在潞安一中教了二十多年书。担任过太行师专、成人自修大学的客座教授，堪称桃李满天下。因他业绩优异，上级领导把他调到市教师进修学校担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他愉快上任了，边教书边搞行政。可在一年后，他对当副校长这个职务十分苦恼。为什么呢？他去给学生上课，办公室外边经常等着两三位老师批条子。知道他上课的人耐心等着，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得了病或有事不来上班，四处询问他的下落，产生误会。他是个十分认真的人，不愿让人说一句闲话。因此，上班后索性把办公室门敞开，谁都可以进出，让人们在里边等。再说批条子。教师出差，去省城外省补助不同，车船旅费也不同，财务上有详细规定，很麻烦。他不懂这些，批了条子被财务科顶回来，再重新批，弄得很不愉快。还有开会，各系主任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最后把矛盾推到他这里解决，有些矛盾很难解决，尤其是人事关系复杂得很，难以调节处理。但人们要找他，谁让他是副校长呢。这样，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副校长这个职务，便向领导提出辞职，写了辞职申请报告。学校领导不同意。过了段时间，也很巧，上边来了文件，提出领导干部要能上能下，自我感觉不能胜任的可以主动申请辞职。他就写了第二封辞职申请，并在校领导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思，说他只会教书，不会当领导。请能胜任的同志来担任副校长。学校领导的态度和想法是矛盾的。他们既觉得陈安远老师搞行政也可以，又觉得确实影响他教学，难以让他充分发挥教学才能。”
后来，经过开会讨论，同意他辞职。派人陪同他到市委组织部递交辞职申请。不久，市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来到学校召开大会，在会上盛气凌人地批评他，说他不懂组织纪律，领导叫你干啥你就干啥，你辞什么职？赶什么时髦？陈安远听后十分气愤，当即站起来驳斥，我是教师，我的工作岗位应该在讲台上，搞行政我不能胜任。提出辞职也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这叫什么赶时髦？当晚他挥笔疾书，写下第三份辞职书，其中有几句话分量很重：正因为我是党员，才向组织上一次两次申请，并没有自动躺倒不干，放弃工作。现在我仍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着，但我仍然要提出申请。这就是他的品质，遵守原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学校领导在他的申请上加盖公章，表示支持。市里看他坚辞，就批准了他。从那以后，他沉醉在三尺讲台上，用最激动真切的声音，忘情地给学生们讲课。把书上最美丽最感人的文章传授给学生，把自己的生命与讲台和黑板结为一体，创造出优异成绩。1989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荣获“人民教师”奖章。他的特点是上课必衣着整洁，发言必打好腹稿，备课一丝不苟，略出现一点瑕疵便会强烈自责。所以像他这样自尊的人，不愿当校长实属正常。是他不会当官吗？不是！当官谁都会当。清朝重臣李鸿章说过一句名言：世上最容易做的事儿就是做官了。的确是，做官只要对上级的指示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就行了。对下级说官话，套话，我说什么，你们就怎么干。这样的官谁都会当。现在有人说当官是门技术活，其实不然。老农民种地才是技术活。播种、施肥、锄草都有讲究。锄头不到，草锄不掉，不长庄稼。不收粮食吃什么？民以食为天哪！当教师更是技术活，登台讲课，传播知识，面对几十名学生，讲不好课误人子弟，岂可掉以轻心。当工人就更别提他的各种技术含量。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行行都有技术，都是技术活，都出力使劲。只有当官这活，最简单最省劲。陈老师完全可以不用登台讲课。当校长了，上班坐在办公室，泡杯茶，拿张报纸看看，等着批条子听汇报，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他不！他要当教书先生，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就是他的魂，教书育人！
林玲听得十分感动，眼窝里涌出泪水。她暗暗惋惜，不由地问：“像他这样，不当校长的人还有吗？”
“有！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六辞校长。不过，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要求。如反对清廷复辟；为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北洋政府抓去的学生；为教师的冤枉被捕，奔走呼号等等。”
林玲接过话：“蔡元培我知道。我在北京上大学时，听一些勤工俭学的同学告我。是他在民国初期组织发动贫困学生到国外学习，寻求科学救国知识。那时他提出口号，要学生们在国外勤以做工，俭以求学。”
“是的，我在上大学时也有学生勤工俭学。我国一直在提倡学生边工作边学习，这是个好传统。”黄一斌说罢，长长地吸口气，吐出，歇了歇，欲再开口。
林玲靠近黄一斌，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膀，关心地说：“行了。你累了，该躺下休息一会儿。”
黄一斌似乎也感到身体疲倦，而又觉言之未尽，尚要开口，林玲已托住他后背往下扶。他只好由她了。
在她扶黄一斌往下躺的时候，她丰满的乳房紧紧压在他脸上。他的鼻梁顶在她的****中间，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他的心忽然“嗵嗵嗵”激烈地乱跳起来，整个神经颤抖不已。
林玲以为黄一斌身上冷，忙把被子给他盖上。低下头，伏到他耳旁，轻声温和的地说：“我去买饭，一会就回来了。”
黄一斌温顺地点点头，目送着林玲丰满窈窕的身子走出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