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虽已年逾60，但是发誓献身于科学的她却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丝毫不显衰老之态。每天9时前，有一辆朴素的汽车开到巴黎贝究尔河边的公寓门前按三下喇叭。玛丽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响，便提着外套和帽子匆匆忙忙坐上车子，汽车便径直驶向研究所。
每天晚上总得到七八点，有时还得过了12点才回家。
“妈妈，您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一天工作12小时呀！”伊伦娜一再地劝告她，她还是不肯听。
“不要紧的，伊伦娜。天气好的时候，我还可以休息40分钟呢。”原来长女伊伦娜已经和在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菲得烈·裘利奥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蔼琳，居里夫人常带着蔼琳到附近的卢森堡公园里去消磨个把钟头。
穿着红衣服的蔼琳常在公园的铁栅旁等着外祖母的汽车回来，外祖母一下车，她便跑去抱住外祖母的腿。虽然仅有40分钟，而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老学者也忘怀地跟小孩子挖着沙池，堆筑着泥城玩。玛丽·居里的公寓里这时也时常被不知名的崇拜者送来装饰得花花绿绿的礼物所填满。
1922年2月，居里夫人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地被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居里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她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居里夫人虽然也为合作委员会的效能烦恼，但她又认为：“无论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伟大事业。”由于她的认真，她在任这个职务期间仍然完成了许多预定的目标。
首先，为了改变全世界科学工作的无政府状态，她终于使得科学界的同行们同意进行一系列改革：统一科学符号和术语；统一科学出版物的开本；统一各杂志发表的著作摘要；拟定各种常数表；还有，为了使得全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便于搜集已有的研究资料，应立即科学地整理各种书目等。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结果对科学的进步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为了让一些处境困难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学家走出厄运和困顿，她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国际科学助学金。
再次，居里夫人已经预见到科学研究的作坊式时代已经结束，科学已经走向现代化时代。因此，她提出科学家必须用新的投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
还有一点也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居里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活动中，曾一再呼吁人们应该关注对科学的评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
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关于“文化前途”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在会上声称：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而科学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居里夫人听了不免十分惊骇，她立即表示不能赞同这些危言耸听的怪论。
这种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到后来进一步演化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虽然两极的双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但若想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时日。居里夫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由居里夫人最后14年研究的内容来看，她在目光始终盯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上，从不故步自封。她在任何时候都从不放弃科学研究的这种精神，激励着研究所的每一个成员，成为她领导下的实验室的精神财富。
这个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员曾经非常感人地描述居里夫人最后一年的工作情景：“已经是凌晨2时，但一道分离液体的程序还有待完成。居里夫人守在机器旁，她的整个灵魂已经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经羽化成仙。”
这种仙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吉鲁德曾说过：“这时的她犹如一名潜水员，深深地沉入到寂静的世界，周围的任何声音都消失了，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不存在，她专注地计算着，感到陶醉，感到其乐无穷。”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无法将她与实验室分开。严重的白内障几乎使居里夫人绝望，她一想到因为失明而不能再进入伴随她30多年的实验室时，就会感到恐惧，就会不寒而栗。伊伦娜私下为妈妈这种英勇而又残酷的挑战感到伤心和难过，于是建议让助手们帮她使用显微镜和做一些测量，但妈妈对女儿的关心并不领情，她冷冷地回答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坏了。”
她为了能继续完成实验，还自己创造了一种盲人技术，例如在仪器标度盘上作明显的彩色标记，用很大的字写教案以备讲课时用。有时她还利用盘问对方的巧妙办法代替她必需的观察。
开始也许有点效果，但到后来实验室的人都知道居里夫人的视力已经可怕地减退，但谁也不愿意让这位老人伤心而故意戳破她。
这是一出悲壮而又残酷的游戏，它绝对不比一位在战场上受到致命伤害却仍继续指挥大军战斗而不愿倒下的元帅逊色，只不过居里夫人导演的戏在悄悄地、不露声色地进行。
每一届索尔维会议她都参加，最后一次是1933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索尔维会议。使她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她的女儿和女婿也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下一代已经奠定了他们在科学界的地位，这自然使她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