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行给居里夫人相当大的启发。如果是一个学生，她就可以在顶楼里读书；如果是一位不知名的研究者，她也可以离开时代，完全专心于她个人的工作，确实也非如此不可。
居里夫人现在已经不是学生或研究者了，居里夫人对于一种新科学和一种发明的新治疗法都负有责任。她的名字具有极大的权威，只要居里夫人作一种简单的表示，只要她肯出面，居里夫人所关心的任何有普遍利益的计划就能进一步地实现。居里夫人把这种科学上的等价交换和使命列为她的生活的一部分。
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欢迎居里夫人前往。居里夫人曾和女儿艾芙旅行到西班牙，那是一次令人目不暇接的、难以忘记的旅行。
总统来迎接她的时候也像居里夫人一样像个农民。他们还邀请居里夫人到捷克去，在他的乡下房子里款待她。
每一次的索尔维会议都请居里夫人前往，在布鲁塞尔，人们不把居里夫人当做著名的外宾来看待，而认为她就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是一个邻居。
居里夫人本能地喜欢这样的聚会。在聚会上会有一些人讨论各种新鲜的发现和新学说，居里夫人经常把这些人叫做“物理学的爱好者”。
每次在布鲁塞尔逗留，居里夫人总是要去拜访国王和王后，或者和他们一起共用晚餐。国王和王后是居里夫人从前在比利时前线上所认识的，他们对居里夫人有着非常好的友谊。那个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知道居里夫人的名字。
自从居里夫人成为世界著名的学者之后，有成百上千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居里夫人没有答应参加。原因是居里夫人没有时间去实际地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居里夫人从来不肯放弃她被称为“单纯的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更不愿置身于各种意见的纷纷扰扰之中，连最无公害的宣言居里夫人也从来不肯去签名。
居里夫人很早就注意到每个大学和各种实验室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居里夫人想尽办法要使那些实验室更加完善。
她提倡“有领导的工作”，这种工作必须需要协调各位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并且提议各领导人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成为具有参谋意见的整体，并可以指导整个欧洲的科学工作。
居里夫人曾经这样说：“我是认为科学是极其美好的那种人，在实验室中的学者不单纯仅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学者也是一个小孩子，他眼前的自然现象好像神话一般，能给他们的脑海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不应该使人相信科学的一切进步可以简单化为机械结构、机器、齿轮装置，虽然这些东西也有它们功不可没的地方。我也从不相信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冒险精神已经有了即将消失的危险。假如我看见在我周围有一种重要的东西，那么，就正是这种似乎无法毁灭的冒险精神，与好奇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为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点，所以为了国际文化而奋斗；保护随处可以发现的个性和才干；为“加强世界上科学的伟大精神力量”而奋斗；为“精神上的裁军”而奋斗，为了和平而奋斗，这些概念都是居里夫人所专心从事的、并不夸张地希望很快就能取得胜利的战斗。
1929年7月的时候，居里夫人在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想要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她的倔犟不足以用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受到奴役之后，元气才刚刚有一些恢复，一切都非常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的科学人才。
居里夫人回华沙去给这个研究院做奠基仪式。在这个晴朗的早晨，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居里夫人砌第二块，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既轻松又庄重，丝毫没有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惊讶居里夫人在法国多年，但是家乡的语言仍旧说得极好。
几年过去了，砖块变成了墙壁，居里夫人和布罗妮娅还继续努力着；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建造研究所上，但是还缺少必要的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这时，居里夫人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就又转向了西方，转向那些曾给过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麦隆内夫人知道居里夫人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情，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孩子一般。于是，麦隆内夫人又作出一个新的决定，她募集并且购买了一克镭所需要的全部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
1920年，在亨利·德·洛特柴尔德子爵倡议下，创立了居里基金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募集赠品和补助金，并且支持镭研究院的科学工作和医学工作。
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的35个院士把下述请求书寄给他们的同事：“列名院士认为选举居里夫人为自由合作院士，可使本科学院增光，并借此对她在发现镭和一种新医学治疗法，即放射治疗法所做的工作表示敬意。”
这个文件是革命性的，因为这些院士不只要选举一个妇人，而且还要打破惯例，自动选举她，不用她自己请求。这个著名机构的64个院士热心地签署了这个声明，就给科学院里的同行一个教训。请求这个空额的候选人为了让居里夫人当选，都退出了竞选。
1922年2月7日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居里夫人说：
“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的榜样和您的盛名中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四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并规定伊伦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
自从1898年12月26日科学院的聚会上宣读了皮埃尔·居里、居里夫人的历史性论文《论沥青铀矿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新物质》以后整整25年，有一大群名人走进索尔本大讲堂。
法国各大学、外国各大学、学者团体、政府、军队、议会、各著名学校、大学生联合会、新闻界，都有代表团参加。
讲坛上有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先生、教育部部长莱昂·贝哈尔先生、巴黎大学校长和居里基金会会长保罗·阿佩尔先生、代表外国学者致辞的洛伦兹教授、代表理学院致辞的让·佩韩教授和代表医学科学院致辞的安托万·贝克莱尔大夫。
在这一群“名人”之中，有一个神态严肃的白发男子和两个擦着眼泪的老妇：海拉、布罗妮娅和约瑟夫，他们是由华沙来到这里参加居里夫人的胜利仪式的。斯可罗多夫斯基家里最小的妹妹的光荣，丝毫不曾改变或减退他们彼此之间的友爱。感动和骄傲还从未使这三个人的脸显得如此动人过。
居里夫妇的合作者和朋友安德列·德比尔纳宣读了他们从前宣布关于发现放射性物质的那些科学报告。镭研究院的业务主任费南·荷尔威克在伊伦娜·居里的帮助下用镭作了很多种实验。共和国总统把国家年金赠给居里夫人。
“作为全国一致对她表示热诚、敬仰和感激的极小而真挚的证明”。莱昂·贝哈尔先生风趣地指出，“这个法案是法国全体议员签署的，在提出和通过的时候，政府和议会两院不得不决定不承认居里夫人的谦虚和大公无私，认为它们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庆祝会的最后，居里夫人站起来了。掌声持续了很久。她低声向那些对她表示敬意的人致谢，留心不遗漏任何人。她说到那个已不在人间的人——皮埃尔·居里；然后她仔细考虑将来，不是她自己的将来，而是镭研究院的将来，并且以很大的热情请求人们帮助它、支援它。
居里夫人在晚年的时候受大众敬仰，受世界各地国家元首、大使、国王接待的情景，所有这些庆祝和仪式，总把一个同样的、压倒一切的印象留在女儿的记忆中：我母亲的无血色、无表情、差不多全不在意的脸色。她以前曾经跟我说过：“在科学上，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些事情，不应该去注意不必要的人。”
但是，一些年的经验告诉居里夫人，人民群众，甚至于政府，都是从让大家注意人然后通过人来注意事物的。无论她现在愿意不愿意，她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居里夫人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让关于她的传说来为科学争光，用它来使各个科学机构富有起来；从而使她自己成为一个极爱护的事业的宣传媒介。
居里夫人本身毫无改变：在群众面前依然有生理上的恐惧，羞怯依然会使她双手冰冷、咽喉发干，尤其是依然有那种无可救药的不爱好虚荣。虽然她诚心诚意地努力，总不能与荣誉妥协；她从来不赞成她所谓的“拜物主义”的各种表现。
居里夫人在旅途中写给女儿的信上说：
我发现我已经离开你们两个很远，而且还遇到了一些我既不能喜欢也不能尊重的表示，因为它们使我疲倦。所以，今天早晨我觉得有一点悲伤。在柏林，一大群人聚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跑着喊着，给拳击家丹普赛喝彩。他与我从同一辆车上走下来，神气显得很满意。给丹普赛喝彩和给我喝彩，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么？无论这种表示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喝彩本身就有一点不妥当。不过我不知道人们究竟应该怎么办，也不知道究竟可以把个人和个人所代表的意见混淆到何种程度……
热情称颂25年前成功的发现，怎能使这个仍像那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青年学生一样的老妇人感到满意呢？她常说一些失望的话，表示她极端反对那种过早地把人葬送的盛名。
有时候她低声说：“人们对我说到我的‘杰出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已经死了，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死了。”又说：“我也觉得他们似乎很不注重我还能给他们的贡献；而我如果是死了，他们就会更舒服些，更容易恭维我。”
居里夫人之所以对于社会和群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召力，其秘密就在于她有这种抵抗、这种拒绝。出名的政治家、明星、国君、戏剧演员和电影演员，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一到了台上，就马上成为赞美他们的群众的同谋者。
居里夫人却和他们不同，她不可思议地逃出她参加的仪式。她永远穿着她那黑衣服和那屹然不动的身影，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与群众之间毫无联络。
在所有受尊崇的人中，也许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无动于衷的脸色，没有一个人有这种不在意的神态；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没有一个人显得像她那样孤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