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对于居里夫人来说，是一个大喜之年，但也是大悲之年。这一年她所经历的大起大落，足以让小说家写出一本动人的畅销小说。
居里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持有与皮埃尔相同的态度，即对于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持谨慎态度，她尤其不愿意因为申请院士候选人而去逐个地拜访在巴黎的院士。因此，她在1910年以前从来没有打算去申请为院士候选人。
居里夫人的荣誉头衔够多的了，在1910年以前她已经获得了22个名誉头衔，其中包括6个国外科学院的院士，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等，她并不在意多一个或少一个名誉头衔。
但到了1910年底，居里夫人在彭加勒、李普曼和佩兰等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的竭力怂恿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决定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争取成为院士。她这么决定，想必是她已经毫不怀疑会当选。
想一想：《论放射性》这样的权威性专著出版了，国际放射性会议也已决定将“居里”作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纯金属镭由她单独提炼出来了。再加之同行们不绝于耳的颂扬，这些都使得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及助手们相信：只要她申请，就肯定会当选。
法国传记作家吉鲁曾说：“她第一次表现出自以为是。”那就是指“居里夫人完全够格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确，以她的贡献、学术成就和国际上的威望，她当选院士绰绰有余。
居里夫人所没有估计到的是在选举科学院院士时，还有许多非科学因素在起作用。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真才实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虽然不会必然如此。
著名法国生物学家卢克·蒙达尼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我们法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平等的国家。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活靶子，不仅仅因为我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功，还因为我在新闻媒介引人注目。”
居里夫人正好符合了蒙达尼耶提到的两个条件：成就和新闻人物。1903年她已经当过一次特大新闻人物，这一次为了竞选院士，她又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而且在这年的11月份，更成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可耻阴谋的中心人物。
法国最畅销的大报《费加罗报》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扬居里夫人的竞选。
《至上报》号召读者对哪些女性有资格进入科学院进行民意调查。投居里夫人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国著名女作家。当时的《时报》也不甘落后。
面对这如潮般的宣传，居里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写信给《时报》编辑部，证实自己的确加入了院士的竞选。但由于学院的选举从未进行过公开的讨论，如果这一惯例由于她加入竞选而被改变，那将令她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赞扬声的下面，暗暗汹涌着一股反对居里夫人当选的势力，为首的反对者是院士阿玛伽门，他率领一群老态龙钟的院士们为捍卫科学院的纯洁性而大肆攻击居里夫人以及妇女加入竞选一事。说：“无论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里夫人，都绝不能进入科学的圣殿，即科学院！”
还有一些人格卑劣的人则在民众间散布流言飞语，不负责任地说：“居里夫人是犹太人。”当时法国有一股****势力正在发展，它们的主要表现是军国主义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
居里夫人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竞选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问题上去了！
开始的竞选形势对居里夫人还很有利，她击败了一位候选人，看来胜利在望。但在这关键时刻，选举的形势在暗暗转变，她的下一个对手是发明无线电报的布朗利。
法国人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为法兰西共和国争得一份光荣，但由于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却没得到，这曾经使法国人感到十分愤怒。
现在，反对居里夫人的人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操纵舆论，大谈爱国主义和外来的干涉，以此拥护布朗利当选，反对居里夫人当选。
“居里夫人干了些什么，竟敢与布朗利争夺院士这一崇高荣誉？她是一个波兰人，只不过是嫁给了皮埃尔·居里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她获诺贝尔奖的功劳应该完全归功于皮埃尔！”
“她在姓居里以前姓什么？姓斯可罗多夫斯基，多么古怪的姓！也许她的祖先中有犹太人的血统吧？这些人侵入了我们法国！”
居里夫人对这些蝇蝇之语，从来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许认为这些上不了桌面的玩意儿是成不了气候的。她的同事和朋友们也轻视了这些邪恶势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个月里拜访了58位院士。
当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办公室里通过电话得知布朗利当选这一消息时，她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评论。难道还需要评论吗？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实验室的同事们，他们更加感到意外。
居里夫人从此再也不愿提出任何类似的申请，再也不愿意为这些无聊的争论伤害自己以及朋友和同事。
1961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在该年度举行的第十二届索尔维会议上讲到1911年第一届会议的情形。他说：“会上的讨论由洛伦兹的一次精彩演讲开始，普朗克自己对于引导他发现了作用量子的论证进行了说明，在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爱因斯坦总结了量子概念的很多应用，并且特别处理了他在低温下比热反常性的解释中所用的基本论证。”
那次会议在讨论量子论时，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的不理解，反对的意见很强烈，讨论到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连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议。所以，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哀。
但居里夫人却十分支持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刚当上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但格罗斯曼和赞格尔等一些人就已开始想方设法把他弄到苏黎世的理工学院任教，他们向一些关键人物提出请求，征求对爱因斯坦的意见。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国报纸上却突然发生了对居里夫人恶毒毁谤的事件。这一天，法国的《新闻报》突然登出一条轰动而且特别有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居里夫人和朗之万教授的爱情故事”。
这位叫豪塞尔的记者是在采访了朗之万教授的岳母后写下这段奇文的。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煽动性，那些刻薄话不乏造谣和无理的猜度，别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里的流言飞语。
朗之万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他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于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皮埃尔是朗之万的老师，皮埃尔去世以后，他出于同情和尊重，常常帮助居里夫人，彼此之间的感情确也超过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敬重、相互爱慕的高尚情谊。他们早就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朗之万的妻子却抓住这件事，经常跟朗之万吵个没完没了。朗之万已实在无法忍受妻子无理的折磨和岳母尖刻的责难，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经常无端地感到心情紧张。
1910年7月，朗之万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间，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但仍然没有离婚。
结果，这种不果断和不明智的做法，给了一些专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新闻记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在“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发了这场可耻的桃色新闻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们，一些人以为两人私奔了。
其实，此时他们两人正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意见。居里夫人在布鲁塞尔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愤怒地宣布：“这是诽谤！”
彭加勒和佩兰宣称：“对于报纸上对我们同行和朋友的不实之词，感到惊讶和气愤！”
卢瑟福气愤地说：“真正无聊至极！”
居里夫人决定不出席闭幕式，瞒着记者赶回巴黎。回到巴黎后，她立即在《时代》上发表声明：
我认为，报界和公众对我个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极端恶劣的行为。因此我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刊载与我有关的文章。同时，我有权要求一笔高额赔偿，这笔钱将用于科学事业。
在居里夫人义正词严的驳斥下，那位《新闻报》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尔自知理屈词穷，急忙写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写的信寄到《时代》上刊登出来。
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界著名科学家的干预下，这件事在原则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报却不管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流言飞语，就是这种能刺激人想象力的桃色新闻，于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硬把这件新闻炒得越来越邪乎，越来越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