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不太了解19世纪末期在波兰女家庭教师的社会地位。人们可能还会以为那是一种十分罗曼蒂克的职业，既高雅又受人尊敬，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职业。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也会使我们不能更清楚地了解玛丽的牺牲精神。
那时到富贵人家执教的家庭教师，实际上的地位与厨娘、花匠、佣人的地位是差不多的，也许稍高一点吧。
布罗妮娅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子远离温暖的家和慈父的呵护，只身一人到陌生的富贵人家当家庭教师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和忧虑的事情，所以她为玛丽的伟大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同时又放心不下这个还不十分经事的妹妹。她担心妹妹会在陌生、势利的家庭里受到委屈。
但是，玛丽却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了，没有给布罗妮娅忧虑和犹豫的时间。
到职业介绍所提出申请以后大约三个多月，玛丽就找到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位。
她能这么快地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职位，恐怕得益于她获得过一枚金质奖章和精通英、德、俄、法、波兰等几国语言文字。
1886年1月1日，在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玛丽强忍住眼泪，告别了年迈慈祥的父亲和亲爱的哥哥、姐姐。她只带上简单的行李便乘着火车向北行驶，踏上了只身在外的从教之路。
玛丽要去的地方在华沙北边100公里处。在那儿，她的雇主Z先生经营着一位亲王的大片土地。
当火车终于鸣笛离开了华沙站，华沙的万家灯火已经远远被抛在后面的时候，玛丽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孤独。
以前在家，有父亲和布罗妮娅的呵护和关照，她觉得自己坚强而有力，能傲视世上一切让她觉得厌恶的东西。然而，现在她孤零零一个人坐在火车的硬座上，周围都是陌生、惊奇的眼光。
她想到，从此不会再有家中那些温柔、睿智的谈话，一切都显得那么粗俗、令人沮丧。她内心的力量和勇气似乎在逐渐消失，无名的恐惧正从四周向她包围过来。
接着袭来的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阵阵恐惧，这种莫名的恐惧无情地骚扰着她，无数可怕的、痛苦的问题紧紧地抓着她的心，让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父亲显然已经衰老了，如果突然病倒我还能再见到他吗？”玛丽悲伤地想着。
如果Z先生和夫人像以前她教过的那些学生家长们那样吝啬、傲慢和庸俗，她还能忍受得了吗？她未来的学生会听话吗？能与她合得来吗？她甚至已经想象得出Z先生和夫人是如何粗鲁而令人无法容忍了。
我也许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玛丽这样想着，孤独无望而十分痛苦的泪水流到了美丽的脸颊上。
玛丽用手轻轻拭去泪水，但泪水却不断地向下流，向下流。
一切在以前显得那么美好、有力、光明的设想，怎么一上了火车、离开了亲人，就完全变成了它们的反面呢？
三个小时的火车再加上四个小时的雪橇，玛丽终于来到了Z先生的家。
谢天谢地，一切不算那么可怕，她甚至嘲笑自己在途中怎么会把一切想得那么可怕。
Z先生很有教养，也很富有同情心。Z夫人脾气虽然有点反复无常，但只要应付得当，仍然十分和蔼。他们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就是玛丽的学生18岁的布朗卡和10岁的安齐娅，也与她相处得很融洽。
在Z先生家住下一个月之后，玛丽在给表姐亨利爱特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状况：
我到Z先生和夫人家里来已经有一个月了，我现在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一直到现在，诸事都算顺利，Z家的人都很好，我同他们的大女儿布朗卡已经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这使我的生活还算愉快。至于我的学生安齐娅，她10岁了，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不过很散漫、很骄纵。总之，谁也不能要求别人十全十美。
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工作，人们只想着娱乐。这里的青年人十分乏味，女孩子除了极讨厌的以外，就是一些从来不开口的呆子，似乎也有几个比较聪明的，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的布朗卡小姐是一颗少有的明珠，她有良好的判断力，而且了解人生。
我一天工作七个小时，四个小时和安齐娅在一起，三个小时和布朗卡在一起。工作是多一点，可是毫无关系。我的住房在楼上，宽大、安静，而且舒适。Z家儿女不少，有三个儿子在华沙；家里有布朗卡、安齐娅和3岁的斯塔斯，还有一个6个月的小女孩玛丽丝娜。斯塔斯很有趣，他的嫂嫂讲给他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的小脸显得很忧虑地问：“他会来捉我吗？他会咬我吗？”我们都觉得好玩极了！
从玛丽那幽默而有文学色彩的书信来看，她真的已经逐渐适应了Z家的生活。总体来说，她对那里的一切还是比较满意的。
Z先生和夫人的人品都还不错，布朗卡与她的年龄一样，平时俩人也比较谈得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给玛丽的一年工资是500卢布，这样的薪水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这样，她每月就可以寄15卢布至20卢布给布罗妮娅了。
一切似乎都在如愿以偿地行进和运转之中。
但玛丽生性就习惯和钟爱大胆的独创行动。她根本无法长久地容忍平庸、传统的保守生活。
她写信给同她一样是“实证论的理想主义者”的亨利爱特表姐埋怨道：
“你问大家在一起时的谈话吗？我告诉你，他们除了闲谈还是闲谈，谈话的话题只有邻居、跳舞、聚会等。说到跳舞，她们跳得尽善尽美，只是她们的教育丝毫不曾发展她们的智力，而这里又不断有一些荒唐的宴会，把她们所有的智力都消耗完了。说到青年男子也很少有聪明的，跟他们谈实证论、劳工问题，他们根本不喜欢听，恐怕以前也没有听到过。”
玛丽还是喜欢一个人散步，在散步时她能感受到大自然孕育的那种永恒的美。更奇怪的是，那些永恒的、伟大的自然定律在这时每每会突然从她的脑际闪现，它们就像浩渺宇宙中无言的星座，给她带来了无法言说的安慰、信心和鼓励！
然而，即便是散步也有让她难过的时候。
当她遇见并知道那些沾满泥土的穷人家孩子几乎都是文盲时，她那种与生俱来的热情、无条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那种信念，使她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她内心根本无法容忍人世间这种巨大的不平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后，她终于决定同布朗卡一起考虑如何帮助那些孩子，改善他们目前的状况，让他们了解波兰语言和波兰民族的美好。
玛丽对布朗卡说，自己想利用给她们姐妹俩讲课之余，每天义务地为穷人家的孩子扫除文盲，教室就用她住的楼上的房间。布朗卡听了她的想法后不仅非常赞成，而且热情地帮助玛丽，使她的愿望得以实现。
1886年12月，玛丽到Z先生家已经快满一年了。她在给表姐的信中谈到了她的农民学生们。
我的农民学生现在已经有18个了，当然他们不能一起来，因为我应付不了，这样我每天要花费两小时的时间为他们辅导功课。星期三和星期六我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五个小时。
这种工作既不妨碍我尽我的职责，对任何人也都没有害处。我在这些小孩学习上的进展中，得到极大的愉快和安慰。
这样一来，玛丽不仅要听安齐娅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这些事情全部都做完之后，玛丽还要上楼去，在自己的屋子里等着。
当楼梯上响起了小靴子的声音，还掺杂着赤脚走楼梯的轻轻的脚步声，于是，玛丽就可判断出，是她的学生到了。
玛丽还特地借了一张松木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样她的学生们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书写字了。
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有七八个老实的青年，学起字来笨手笨脚，半天拼不出一个字来，急得抓耳挠腮。玛丽和布朗卡分别辅导他们。
玛丽的这些学生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喜欢都围在穿着深色衣服的金色头发的玛丽周围，虽然他们的身上总是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不用心或者天生比较愚顽的，但是在他们大多数人明亮的眼睛里，都显现出一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
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独立地读书、写字，玛丽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有的时候坐在屋子的一头看上课的人们，那些孩子们不识字的父母会发出惊奇赞叹。在这个时候，玛丽的心就会紧缩起来。
玛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世界上的孩子们都能够有条件、有机会读书。一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就隐藏着天才，玛丽就会泪流满面。
玛丽一生都是这样，总是因为别人能得到她的帮助而感到愉快、安慰，而且从不计较自己的付出。
当她是一个19岁的贫穷家庭教师时是如此，几十年后当她名震全球时，她更是如此。她从来没有在这样的道路上偏离过，而且，当她名声越大时，她的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就越是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