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 李向红 王培 卢峰
乡土情结成就了贾平凹这个文坛“鬼才”，他说：“我热爱写作，我还要继续写作，因为写作是我的宿命呀。手里有一张网，我就要捕鱼，尽管捞上来的可能只是些虾米；绷了一个弓，我就要弹棉花呀，尽管那铮儿嗡儿的声音，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但劳作中有我的幸福。”《秦腔》完成了贾平凹对自我和世界的双重塑造，被业界和读者视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时间过去了两年多，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高兴》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一本怎样的书？贾平凹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说：“《高兴》现读过的人不多，而《当代》杂志编辑和出版社责编读过后，评价特高，认为是为当代文学画廊新增加了一个人物形象，是2007年读到过的最好的一部，最可期待的作品。”那么，让我们一起听——
旁白：去年3月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平凹在京表示：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将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今年5月，这部描写社会最底层“拾荒族”的长篇新作《高兴》终于完成，成为贾平凹文学创作35周年的“献礼”之作，这也是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小说。如果说《秦腔》是他两年前描写大量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从土地上消失的故事，那么两年后的这部《高兴》则讲述了出走农民在城市里的漂泊生活。
记者：这次即将推出的《高兴》这部小说，您是从什么时候有构思的，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动力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动笔又什么时候结束？您的《秦腔》曾四易其稿，这次呢？为什么会叫《高兴》？
贾平凹：《高兴》这部小说是写《秦腔》时就有想法了，《秦腔》交稿后就开始做调查了解收集材料的工作，今年6月底完成，将于9月初在《当代》第5期上发表，同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先后写了五稿。“高兴”是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以人名作书名，当然还有另外的含义，小说出版了，读了，你就会知道的。
记者：记得您推出《秦腔》的时候，曾说用来“为故乡竖起一块碑”，是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的一首“挽歌”，是对传统乡土的一种“回归与告别的双重姿态”。那么，新作《高兴》与《秦腔》在文脉上有无承继关系？
贾平凹：《秦腔》写了土地上的农民，《高兴》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秦腔》是一种写法，《高兴》是另一种写法。
旁白：贾平凹说这部长篇熬煎了他三年，其间五易其稿，书名三易其名：从《城市生活》，到《刘高兴》，到最后的《高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刘高兴是贾平凹在老家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刘高兴当年当兵复员后又回到了老家当农民，而贾平凹西北大学毕业后则留在西安做了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啥都莫干成，就生了一堆娃”的刘高兴迫于生计，年过半百领着儿子进城打工，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在西安靠拾破烂、送煤为生。刘高兴找到贾平凹聊起在城里的生活。一副的自我满足状，还给儿子新起名叫“刘热闹”。“刘高兴”日子虽过得清苦但精神却很饱满，贾平凹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等传统美德，对当下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意味。这一典型形象让贾平凹陷入沉思，并由此开始了这部新作的构思和准备。
记者：《秦腔》您推出时曾说“若干年内不再创作长篇小说”，现在又有了《高兴》，《高兴》是计划外的产物吗？计划内还有什么作品吗？
贾平凹：我的写作从没计划。当时《秦腔》写完的确很累，也确实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深入生活、采风、做社会调查后，又有了写作的冲动，于是又写起来。
记者：您之前的小说读起来很顺畅，《秦腔》却显得有些晦涩。您的主要读者群是面向大众还是文学圈内？不知《高兴》面世后会怎样。
贾平凹：《秦腔》是有些晦涩，而《高兴》则是十分好读的。我写作从来没考虑过别的因素，我只是以我的一个时期的想法去写。如果要说给谁写，我想既要文学圈内肯定也要大众读者欢迎。《秦腔》出版后，文学评论文章近60万字，出版了《“秦腔”大评》评论集，但也发行了25万册，目前仍还在加印。
旁白：《高兴》与2005年出版的《秦腔》大不相同，《秦腔》采用“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描述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讲述了一个人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生活与遭遇。但许多读者反映《秦腔》不好读。贾平凹说这次《高兴》的写法与《秦腔》不同，故事性强，所以很好读。多年关注研究贾平凹的作家、评论家孙见喜说：“《高兴》是贾平凹创作中的根本性转型，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审美方式，采用纯北方语言的‘口述体’，不仅让汉语重新焕发出活力，也使作家自己重获新生！”
记者：在陕西乃至全国，您都可以称之为高产作家，几乎每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像《浮躁》、《腊月·正月》、《白夜》、《秦腔》等，在您的这些长篇小说里，您最推崇的是哪部作品？理由是什么？
贾平凹：其实并不是那样，写完《秦腔》到现在也快三年了。写作是有冲动了，有感觉了，有东西要宣泄了就写，没了就不写，不在乎快慢多少。至于最推崇的是哪部，应该说，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生命过程中的一次庆祝。
旁白：30多年来，贾平凹一直站在中国文坛的“风头浪尖”特立独行，褒贬纷争。
贾平凹曾在创作《高老庄》时表示，“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注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贾平凹多少年来也一直强调自己是个农民，但同时他又强调自己与时代共进。他说，自己出身农民，对农村农民有感情，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才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秦腔》，也写了包括现在的《高兴》。他认为写现实主义作品，一定要传达出现实主义的精神。正因为他本人对农村有这样的感情，所以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这个群体，在他的生命感知中，也许确实是他说的“农民”，但在精神上却有自己的追求，也有自己的境界。
记者：您的《鸡窝洼人家》等几部中短篇被改编成电影，《秦腔》目前有无进展？为什么不尝试别的艺术形式？
贾平凹：上世纪90年代后的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几乎全被一些影视公司买走了，但拍摄的不多，主要是人家要我改编，我一一拒绝了，一是我不愿意改编，二是我也改编不了。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写小说，搞影视那不是一个人的事。《秦腔》有数家来买版权，却因难改编又搁下，现又在和一家谈。
记者：陕西文坛曾出现像柳青、王汶石、杜鹏程、路遥、陈忠实以及您等众多文学大家，却很少有更年青的作家崭露头角，有人说：陕西文坛可能“断代”，您对此怎么看？
贾平凹：断不了的，一辈有一辈的人才。现在文学边缘化，不像上世纪80年代容易出名。其实陕西有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作家，现在需要宣传他们，推广他们。
记者：许多读者想了解您创作之余的生活。写字、画画、授课、办刊物占据了您多少时间？
贾平凹：我是搞些书画，又办刊物又在大学里授课，但主要兴趣和精力依然是文学写作。别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到写作，这是原则。书画纯是余事，办刊物是单位里的工作，去大学也不是专门授课。
旁白：贾平凹从农村出来，站在城市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农村的生活，身份是双重的，“无论怎么写，笔尖都是有温暖的”，“不管写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都是有感而发，都是事关痛痒，都是一吐为快”。乡土情结成就了这个文坛“鬼才”。对于西安，贾平凹说他这辈子不会离开。正是这座城市，成就了他的文学生命。“我长期生活在西安，它虽然与外省相比要落后一些，但它的文化氛围比较浓，它适宜我，我的写作，包括我的书法绘画，在很大程度上我喜欢受这种氛围的影响。我虽然在西安有许多不自在不顺意，但真正让我离开，恐怕难以决断。”长期以来，我不想动我的根，但我又怕自己落伍，思维单一，总是过一段时间去北京、上海、广州走走，感受一下。有一句话说：游名山，读奇书，见伟人，以养浩然之气。我需要在这里养气。
记者：您的作品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对于“得奖”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茅盾文学奖是否会是您的下一个奋斗目标？
贾平凹：得奖当然是开心的了，它首先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肯定，但得奖并不是写作的目的。我是得过许多奖，国内的文学大奖除了茅盾文学奖外几乎都拿过。我在文坛几十年了，人也50多岁了，我现在更看重文学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该写什么和怎么写，别的都将是一切顺其自然吧。
旁白：贾平凹认为，自己已五十多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为谁而写和写什么就变得十分重要。他忠于生活和良心，怀着平民的忧患意识写出有特点的作品，不奢望存之名山、流芳百年，只求作品能变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让后世从中能看到一点历史足矣！
